|
今年6月将是上海探险家余纯顺（1951-1996）遇难21周年，从1988年7月1日起，开始孤身徒步环行中国，8年间总里程42000多公里，足迹踏遍23个省市自治区，访问过33个少数民族，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记录、笔记和日记。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穿过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征服“世界第三极”的壮举……1996年6月，不幸在徒步穿越罗布泊时遇难。 雷荣鲜是在我快要同道长分手时，才大病初愈似地回到我身边的。道长只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道长走后不久，他的脸色便很快恢复如平常。后来，我明白了，这大概是他的“俗根未尽”的缘故吧！因此，他不会得到“点拨”。 那天14时，前进至一个长约300米的山洪淹没路段，此时，路边有人警告我们，要多加小心，前几日已有一民工在此地被水冲走。 当我同雷荣鲜脱得只剩一条裤衩，正拟蹚过这水淹没段时，我看见龟缩在一块大岩石后的四个藏族少年，正在对着那片“汪洋大海”发愁。于是，我一边叫那几个孩子过来，一边抽出佩刀，砍下一根树干。 我们让那四个少年抓着树干走在中间，我和雷荣鲜一前一后地护着他们蹚过水去。 过了水后，我同雷开始吃午饭。当我们大口嚼着压缩饼干时，四少年竟围成扇形状盘腿坐在我们的前面，四双如小牛犊似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俩，看着我们手中的压缩饼干。我的伸向嘴边的手在空中停了下来。从背囊中又拿出一包压缩饼干，平均地分给了他们。他们接到手上后，皆一小口一小口地非常仔细地咀嚼着。在此期间，双方都不说什么话。因为，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汉话，我们也听不懂他们的藏语。但我能料定，他们是去拉萨“拜佛”的。 中饭完毕，整理了一下行囊，向那四少年点点头以示告别后，便同雷荣鲜继续前进。孰料，我们刚迈出几步，那四个少年已“唿喇”一声都站了起来，背起他们的东西追了上来。此后，便一声不发地紧跟着我们走着……这样的一幕，使我惊呆了。我立即意识到，这四个藏族少年明白了他们正面临着的危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孩子，他们把我和雷荣鲜作为唯一能帮助他们的成人。 我立刻就感到非常羞愧。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告诉自己，藏族的孩子也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既然天神已把这些孩子引到我的身边，我就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好这些孩子的责任。我必须坚决地将这些孩子带出险区！ 我的脚步停了下来，我郑重其事地向那四个藏族少年宣布：“从现在起，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前进。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我决不会仍下你们不管，直到走出险区！”那四个少年一直在拼命地点头。我知道，他们虽然听不懂我的话，但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此时，我才仔细地观察了他们。他们中最大的不会超过15岁，全部面露饥色、衣衫褴褛、拖着破鞋，但个个都长得十分俊秀。除了一只装得很浅的米袋，一只铝锅和每人一只破碗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 16时，我们一行6人，穿越一飞石不断坠下的悬崖险区。 17时，抵川藏路忠坝兵站。奇怪的是，兵站的看门狗，一见到藏族少年就咬开了。我怕发生意外，拔刀将它们叱退了。 20时30分，抵正在那里抢救公路的某武警部队，得到全体官兵热情接待。但他们表示只接待我和雷荣鲜，因为前往拉萨“拜佛”的藏民太多，他们已经接待了很多批，现在实在接待不起了。对此，我一方面表示了理解，一方面又必须据理力争，我强调此次情况特殊，因为这四个“藏族”是未成年人。我坚持在安排我们吃住的同时，也要一并安排藏族少年。 我终于说服了这些官兵。其实官兵们也很疼爱这些孩子，而且很快就混熟了。 晚饭，我们吃到了香甜的稀饭和雪白的馍，这是进入“险区”之后第一顿热菜热饭，并且管饱！望着那四个藏族少年如“耗子掉进了米缸里”的惊喜劲儿，我非常的感动！ 由于房子和床铺不够，那晚，我和雷荣鲜宿于营房，藏族少年则只能宿于柴间了。晚上，我去看他们时，发现他们全都躺在泥地上，并且已经睡着了。没有任何垫的和盖的。这个情景顿时令我泪眼朦胧。我没有叫醒他们，在火堆上添足了木柴后，才悄悄地退出。 那晚，战士们告诉我，前不久，该队有四个战士在附近遇难，因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塌方，汽车坠落于崖下。内中一个战士的遗体很多天后才找到。战士们告诉我，我们白天走过的那段路便是川藏路最危险的地段。其间，两山夹峙的“一线天”中，只有一条公路和一条帕隆藏布江勉强通过。每年化雪季节，泥石流、山洪、飞石、塌方一起袭来，总有不少过路者和司机在此遇难。仅1984年4月的一次大塌方，一下子就吞噬了40多辆汽车和100余人的生命。因为自然灾害频繁，这段路一直在“活动”中，常常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路。川藏路的司机们有一句行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然乌到忠坝！” 我们白天走的这段路，就是从“然乌到忠坝！” 晚上，回响起白天经过的一系列险境，不免有些后怕。也更加理解了那四个藏族少年，为什么要紧紧地跟着我走…… 这些天来，我已感到，对于所有常年生存于斯、或尤其像我这样拟徒步走完西藏这隔世之域的人而言，一切的情感、安慰都会逐渐麻木，唯有死亡的感觉永远新鲜！ 为此，是否可以这样说，走完全西藏，是人类的体能和胆魄，发挥到极致的标志！ 汉藏挺进队
6月28日10时10分，途经川藏路88道班时，我们找到了一个会操汉藏两种语言的藏族道班工。通过他的翻译，我搞清了这藏族四少年的来龙去脉。 他们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人，最大的15岁，名叫武津泽里；往下14岁的名叫泽大；13岁的名叫佘加；最小的仅11岁，名叫果佘。他们确实是去拉萨“拜佛”。 雪域西藏，是个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每年，都有不少信佛的藏民，由高原的各个角落，或坐车、或步行、或骑马、乃至“三步一磕头”不辞艰辛地前往圣城拉萨，去朝拜他们心中的历代的精神偶像和当世的高僧活佛。在他们的观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达他们的虔诚。非如此，不足以保证他们今生的平安和来世的幸福。 藏族四少年的虔诚，绝不亚于他们的父辈。虔诚到是瞒着他们的家人偷跑出来的。怪不得他们那可怜的行囊中既没有被褥，又没有替换的衣服。当然，按照藏地的习俗，白天穿在他们身上的衣服，到了晚上就成了被褥。而我还看见四少年在步行途中休息时，无一例外地在身上找虱子了。 我猜想，24小时中，老四果佘已钻进路边林子里“方便”了好几次，那肯定是睡在泥地上的后遗症。开中饭时，我分给四少年每人一份同我和雷荣鲜一样数量的压缩饼干。我想，我是照顾到他们的尊严的。后来我又突然想到，他们也背着一只米袋的，为何总不看见他们打开？既然大家休戚与共地穿越险区，便应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所有物品均应登记在册，由我统一管理和分配。 他们那只米袋一直由老大武津泽里背着。在我们的示意下，才依依不舍地交到了我的面前。当我打开那个米袋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里面都是些剩饭、剩馍。而那馍的上面甚至还长出了白毛，并且已能闻到一股馊味。“原来他们是一路要着饭走来的！”我的眼睛潮湿了……我立刻站起来，将米袋里的东西全都倒进水里。我甚至还大声对他们喊道：“你们难道不要命了！这东西能吃吗！你们的肚子就是这样吃坏的，知道吗！” 此后，我再次向藏族少年重申了“我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一直到拉萨”的承诺，不管他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然后，我们又继续向拉萨前进。途中，我对雷荣鲜说，就将我们这些人的这一奇妙的结合，取名为“汉藏挺进队”吧！ 14时30分，抵波密县松宗乡政府所在地。已经艰难跋涉了三年多，深知走长路无好鞋不行的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从仅剩的360元“经费”中抽出钱来，给每一个孩子买一双些。 在松宗乡买到了三双草绿色的“解放”牌胶鞋。老大的脚大，必须到波密县城才会有他的尺码。我又去乡医疗站，找了些给老三止腹泻的药片，让他马上服下去。 走出松宗乡不久，我突然感发现老三和老四居然又穿着原先的那双破鞋，在一瘸一瘸地走着。我忙上前查问，只见他们一边吱吱唔晤，一边用手紧按着胸前。我从他们的袍子里找出了藏起来的新鞋。尽管，我被孩子们在这种情形下，仍不忘俭省的举动所感动，但我仍命令他们即刻换上新鞋。为绝后患，我走出很远，“狠心”地将那两双破鞋仍进了帕隆藏布江中。 少年救大汉 孩子们的脚步比原先明显地走得快了。望着这些模样可爱、稚气十足的藏族少年，很自然地流露出的十分信赖和感激我的神情，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快慰。彼此相处了两天了，尽管语言不通，但我们之间已渐渐地形成了不少默契。 中午，为绕过一个大片水淹而莫测深浅的路段，我们一行必须翻越一巨大而又陡峭的坡崖。我们鱼贯而行。由雷荣鲜打头，我断后。由于我背的东西沉，重心往后仰，翻越坡崖时就十分吃力和危险。 “汉藏挺进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十分小心地、一步一步地向着坡崖的顶上走去。谁也不敢大意。坡崖很滑，全是裸露的岩石，且长满了青苔。崖下几十米处，就是乱石碓和汹涌翻滚的帕隆藏布江…… 突然，我的一只脚因岩石上的青苔而打滑，随即，我的身子便慢慢地向崖下滑去……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我的重心。出于本能，我大叫一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走在最末第二个的老三佘加迅速下行到我的身边，一把抓住我的衣襟，止住了我的下滑。此后，他又示意我走在他的前面，由他来断我的后。此时，深知“藏人怕水不怕山”的我，也不再勉强，继续向崖顶走去。在接近崖顶的最后一段，我又两次面临要滑下崖去的危险，每次都是这位年仅13岁的藏族少年，极其仁义和英勇地将身子趴在崖坡上，用他的那双小手死命地抵住我那已站立不稳的脚后跟，一次又一次地抢救我于粉身碎骨于崖下的危险之中！我是噙着眼泪，越过那片我终身难忘的坡崖的！ （未完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