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3-20 22:59:28 众所周知，任何完整的文艺活动都包括文艺创作（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接受（文艺消费）三个关键环节。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将难于对文艺活动的规律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文学而言，作家创作出了作品，其文学价值必须借助于文学传播才能实现，并最终使读者接受理解，达到甚至超过作家预期的效果。当曹雪芹、高鹗创作或生产出《红楼梦》后，历代人便开始用各种形式有意或无意地加入到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消费）中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小说《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问题，对于发现文学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规律，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 传播学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它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和渗透。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L.Schramm，1907—1987）。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等特别的重视。20多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出版了许多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如今，传播学的理论观念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学习和实际工作中，传播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 所谓传播，是英语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人类传递或交流消息、观点、感情或与此有关的交往活动。而从社会学和信息科学角度来讲，所谓传播，也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有与他人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仅指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人类的内心情感世界，展示着人类迷茫、痛苦、欢乐、希望、反抗的心路历程，体现着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精神进步的标志。因此，将文艺传播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既具有特别意义，又富有挑战性。 所有传播行为都有其共同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根据传播学的理论，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反馈五种要素构成。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将这五种基本要素按顺序排列，形成了后人称之为“五W模式”的传播过程模式：Who（谁、传播者）→Says what（说了什么、信息）→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媒介）→To whom（向谁说、受传者）→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反馈）。[1]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涵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色色的中介或者说媒介（书籍、刊物、广播、影视、舞台表演、电脑网络等），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二 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没有传播这一必要的中介，文艺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用将很难实现。回顾中国文学史，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学传播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扩大其社会影响，并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逐步走向自觉传播，不断改善传播方式，而且形成了一系列文学传播观念。先秦时期，孔子提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涉及到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问题，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一文艺传播观念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理论、创作内容和形式。另外，传播方式与媒介技术的改进、完善和多样化对古人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实现、社会影响的扩大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生活的盛唐时期，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中唐时期那样高的声誉。究其原因，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受到极大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歌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等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2] 小说与戏曲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以长足发展和繁荣更是与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不可分割。早期的印刷术称为雕版印刷术，这种印刷术至少在中国唐代已出现，但由于没有明确文字记载，具体发明时间至今没有定论。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尽管活字印刷术今天看来比雕版印刷术先进许多，但直到西方现代印刷术传入之前，中国图书还是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抄写为辅，而活字印刷术在发明后的几百年中，虽时有改进，却不普及。清代后期，西方现代铅活字印刷术和日本的石印术先后传入我国，中国传统的手工雕版、木活字印刷术虽与之并行一段时期，然而因为技术落后，最终为之取代。如今，铅活字印刷术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世界进入了电脑“冷排”技术的新时代。[3]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运用，文学作品的数量在增加，文学传播的速度也在加快。以《红楼梦》为例，在程伟元将其活字排印之前，前80回本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一部分读者圈里流传；而程甲本、程乙本相继印刷出版后，《红楼梦》的传播和影响更加广泛。《后红楼梦》的作者逍遥子言道：“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4] 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人类的传播活动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网络传播四个阶段。不过，这个历史进程不是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就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而言，它的传播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采取多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扩大《红楼梦》的影响，作品的传播形态因其媒介和方式的变化也形成多种多样。同时，这种改变又反过来影响了读者或受众对《红楼梦》的接受效果。一般说来，根据小说原著形式的变化程度，可以将《红楼梦》分为三类传播形态：文本或原著形态、改编形态、翻译形态。小说的文本形态，虽然面临着现代传播媒介和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其对《红楼梦》的传播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小说的改编形态包括根据小说原著主要内容改编的戏曲、说唱、话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子形态。尽管有关红楼题材的戏曲、说唱、话剧、电影、电视剧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本文还是倾向于强调其对《红楼梦》的传播价值，特别是它们对《红楼梦》的广泛普及具有更明显的传播意义。小说的翻译形态即《红楼梦》的非汉语译本，它是向其他民族传播《红楼梦》的重要形式之一。以上各种传播形态的传播特征有同有异，对《红楼梦》的传播效果差异很大，并直接影响到受众对《红楼梦》的接受理解。 可以说，在《红楼梦》的传播史上，各种传播方式、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对《红楼梦》的广泛传播和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其理论根据的。1972年，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发表了一篇名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的论文，该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即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5]同理，当《红楼梦》不断被人们强调并经常出现在各种传播媒介上时，自然也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 三 文艺创作、文艺传播、文艺接受是整个文艺活动过程中三个密切相关的环节，有创作生产必然有传播和接受。过去的文艺研究偏重文艺生产一个方面，造成了对文艺传播和接受的忽视，因而对文艺活动的全部规律难以正确把握。传播学、接受反应理论的出现帮助人们打开了全新的文艺研究视野，对文艺作品既要从传播的角度考查，又要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审视。所以，本文有意以《红楼梦》为例，将其传播与接受问题放在一起综合论述。 在谈及《红楼梦》的接受问题时，有必要介绍一下西方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接受美学源于德国的康士坦茨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姚斯、伊瑟尔等人。1967年，姚斯以《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向当时德国文艺界盛行的文本批评学派发起攻击，引起了轰动，标志着接受美学的兴起。姚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强调文学研究要以读者为中心，认为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不是给定的，需要接受者的能动参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呈现出历史性的特征。而且特别提出了读者“期待视野”的概念，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这一概念肯定了阅读的先在性，突出了历史的承传性。它表明任何读者在阅读作品前，内心都不会是一张白纸，都有其特定的“期待视野”，这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伊瑟尔则把阅读过程作为文本与读者的一种现象学式的活生生关系来掌握和描述，认为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只是在这个阅读过程中被动态地构成。他特别强调文学文本并非是固定的、完全的，对于读者来说，它只提供出一个“图式化”的框架，这个框中有“空白”，即文本未写出但又暗示着的东西。这个有空白的框架，对读者具有“召唤性”，激发读者参与完成文本。[6] 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较之接受美学更重视读者的主观活动。美国人斯坦利?费什认为，文学并不是白纸黑字的印刷品，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意义也不是可以从作品中单独抽取出来的实体，而是读者对文本的不断认识。因此，文学、意义这些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是读者经验的产物。[7] 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共同构成现代读者接受反应批评理论。这两派批评家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不尽一致，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倾向，即都反对意义是完整地、独立地存在于文学文本之中的观念，都把读者的阅读活动作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这一点对于纠正脱离民众、孤立研究文本的做法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读者批评在推翻了作者权威之后又树立了一个新的权威，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形象。对读者能动性和重要性过分的强调，将促使文学创作越来越迎合读者的需要和兴趣，带来片面性和负面效果。 事实上，民主德国学者关于“接受指令”的理论对此缺陷作出了补充完善。瑙曼提出：“作品具有引导接受的特性，我们将它概括成为'接受指令’这样一个概念，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种接受指令。它是这样一个范畴，它表示一部作品从它的特征出发潜在地能发挥哪些作用。”[8]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总是以特定的作品为对象和出发点。作品在接受过程中不是被动地供人接受的死的客体，它有特定的指令（即作品固有的质），引导读者对它的接受。也就是说，作者既为读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对象，又为他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划定了界限。 四 以读者或受众接受的视野研究《红楼梦》，首先要对“接受”的概念范围作一个界定。所谓接受，是指作品的读者或受众对《红楼梦》的阅读感受与反应、理论阐释与评论、创作继承与借鉴等行为。这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以普通读者为主体的接受，二是以批评家为主体的特殊读者的接受，三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特殊读者的接受。当然，所谓普通读者与特殊读者的划分也是相对而言的，这主要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红楼梦》接受的历史上，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读者，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接受方式、接受倾向、接受动机和趣味。就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在《红楼梦》人物优劣的评价上、故事情节的审美反应上、语言文字的鉴赏趣味上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钗黛优劣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吵和论辩，其中所流露出的接受心理非常耐人寻味。脂批中一些调侃式评语，虽然美学价值不高，却反映出清代社会普通读者对《红楼梦》的审美感受特点和接受趣味。就批评家而言，他们对作品的接受构成《红楼梦》的阐释史。批评家的接受主要是对小说文本的接受，是对文本的创作根源、主旨要义、风格特征、美学意义等进行的理论分析研究。他们的接受往往引导着普通读者的接受方向。而艺术家对《红楼梦》的接受则表现为对文本的接续、模仿、改编、借鉴等，如《红楼梦》的续书、仿作，在创作风格上明显受到《红楼梦》影响的文学作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戏剧、说唱、影视等作品。同时，这些受到《红楼梦》影响的各种艺术作品也就成为一种特别的接受形式。然而，不管是普通读者还是特殊读者，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并非完全对立相反的，而是交叉重合的，有时甚至是一致的。 专门从读者接受反应批评的理论角度研究《红楼梦》已有部分专著和大量论文，不过，笔者更愿意将《红楼梦》的接受问题与传播问题联系在一起考察，这既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由于二者本身密不可分的缘故。传播学理论强调，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包含五个要素，其中的受传者、反馈就是信息的接受者和接受效果；没有信息的接受者和接受效果，这个传播过程就不完整。而且，文学传播的方式对文学接受的效果也有显著的影响，这就促使我们必须把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否则很难了解文学创作、发展、繁荣的规律。 最后，笔者还要说明一下，由于本文不是《红楼梦》的传播史和接受史，加上文献资料限制，所以对问题的叙述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行文，也没有做到面面俱到，只是就一些突出和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重点阐述，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本文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李根亮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2] 参见王兆鹏：《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42页。 [3] 徐忆农：《活字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第7页。 [4] 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5] 参见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6] 参见朱立元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页、第675页。 [7]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8] ［德］瑙曼等著：《作品、文学史与读者》，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