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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治九年六月，曾国藩抱着病残之躯，前往天津处理教案之前，因为担心自己“效命疆场”，难免一死，故而写下遗嘱，“以备不虞”。 其中说到了“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这是从个人的修身角度而言，然而从家族之兴旺发达来说，则还有另外一番道理需要告知其子孙，其中也可以概括为关键性的四个字，也即“勤俭”与“孝友”。关于“勤俭”，在此遗嘱之中说道：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 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 在曾国藩那里，无论国与家，想要兴盛，则必须做到“克勤克俭”，反之则必定败亡。然而反省自己的一生，虽然总是以“勤”字自我勉励，然而还是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够好，他举例比如读书，没有留下多少手抄的册子；比如做官，也没有留下可以传世的奏稿（牍）。这当然是谦逊的话了，事实上曾公不但经常抄录经典，还编撰了《十八家诗钞》与《经史百家杂钞》二书，以及《读书录》之类的著述，至于做官时候的奏稿，留下的也数以千计，现存《全集》之中有十二大册都是奏稿，他还提出奏稿写作的典、显、浅三字诀等技法，应该说起奏稿也是非常讲究的，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足以传世了。 
曾国藩 至于“俭”字，就曾国藩本人的生活作风来说，一生都是俭朴之极的，此处说官署内外服役之人，以及厨房日用之数，似乎有点过奢，然而因为军营与官署的规模宏阔，也都是难以消减的，再说因为晚年多病，医药的资费“漫无限制”，其实也是从过于严苛的要求来说的。这些说法，都是曾国藩训子弟的以身作则的表现，严以律己的表现。 接着他还说： 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 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 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 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古人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曾国藩则说“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渐趋奢华，则如同坐了下水船，飞流直下；返归俭朴，则是比登天还难了。此处曾国藩还是继续现身说法，举例两江总督交卸之时，还存下了养廉银二万金，然后放手去用，则很快就用尽了，也就是说，开支用度，如不注意计划、节制，则花钱如流水，总是不知不觉间，空空如也。 子孙辈居家过日子，则要效仿南宋的陆九韶（梭山），此人名气不大，但他的弟弟陆九渊却是大名鼎鼎，曾与朱熹有过鹅湖之会等论辩，朱、陆二派也是宋明理学的代表。陆九韶有著名的家训，由《居家正本》和《居家制用》两篇组成，其中的《居家制用》，则是专讲财富的管理问题。此处曾国藩就说到其中的关键点，每月用的银子，限制成数，单独放开，本月所需只在其中取用，故而“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这是杜绝衙门奢侈习气的一个好办法。如果放在现在，比如大小花费都使用了“支付宝”，则每月收入放在“支付宝”，也当有定数，然后坚持“只准赢余，不准亏欠”，那么也能养成良好的节用习惯了。 曾国藩的俭朴，还有带兵之初就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也就是不拿公家的钱，偷偷洗钱，转为自己的私房钱，他在这点上做到了不负初心。这在领兵打仗的军人来说，虽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得的，比如曾国藩有所效仿学习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据说在这点上就做得不够理想了。当然，曾国藩也只是一个凡人，也有爱惜子孙之心，所以也说“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钱虽不是万能，然没有钱则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曾国藩只是再三要求子孙注意俭朴之品德，方才能够造就善于持家的后人。 
家族之兴盛，还有一点，就是“孝友”，这在聚族而居的农耕时代，则特别关键，曾国藩说：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孝友”之家风，是家族的祥瑞。此处曾国藩还引了因果报应直说，认为即便其他的事端不都会应验，唯独孝友之家则获得“吉庆”，反之，不孝之家则获得“殃祸”，这点是无不应验了的。 说到自己的家族，早点他一个人久居京城，家中的孝养父母则多有疏忽，后来一个人又久居军营，家中之事还是要依靠诸位兄弟。到后来曾氏家族的兄弟姐妹，各家各户都积累起了资产田宅，大多依靠的不是他这个做大官大帅的大哥，反而是九弟曾国荃，所以细细思量，则对于家族多有亏欠了。所以，在遗嘱的最后，曾国藩告知再三，要纪泽、纪鸿兄弟，一定做到“孝友”，好好侍奉叔父、堂兄弟等人。他提出了三点具体的要求： 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能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侍奉还健在的两个叔父曾国潢、曾国荃，如同侍奉自己的父亲，侍奉叔母也如同自己的母亲，看待堂兄弟则如同自己的亲兄弟。家中的吃穿用度尽量节省，唯独对待诸位叔父家，此处包括了已经死去的曾国华与曾国葆两家，则都要注意“处处从厚”。这一点，十分难得，对于我们如何处理兄弟姐妹以至于朋友（广义的兄弟姐妹）的关系，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想要与兄弟们搞好关系，甚至成为世交，代代有着良好的情谊，则一定要注意“处处从厚”，宁可自家艰难一点，朴素一点，也不要亏待了兄弟家。 再说如何对待堂兄弟，不只是从厚而已，还要注意“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真兄弟，就要期待“彼此有成”，而不是得过且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曾国藩认识如此对待亲友，才是家族之中的第一要义。 其次，要期许亲戚们都能够贵、富，常常有着吉祥、有着善事，要代堂兄弟们默默祈祷、祝福，千万不要自在乎自家的富贵得失，对于堂兄弟则莫不关心，甚至只希望自家兴旺发达，别家则穷死饿死也不相干，至于幸灾乐祸则是更加要不得了。 最后，曾国藩又想起了死于疆场的曾国华（温甫）、曾国葆（季洪）两兄弟。自己领兵打仗出来了，这两兄弟前来相助，结果却先己而去了，故而心里总有惭愧，愧对先人，愧对这两家的后人。还有曾国潢（澄侯）、曾国荃（沅甫）两兄弟，此时此刻想来，则估计将来也是难以相见了，所以只能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头，秉持“孝友”之心，切实讲求，好为他们的父亲，弥缝亲族之情谊，消除一些遗憾了。 *原标题：家族之兴旺发达，唯在“勤俭”与“孝友”——曾国藩遗嘱解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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