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陕西韩城有一座历经2000余年却人人敬仰的祠墓，它就是西汉史学家、散文家，被梁启超称为“史界太祖”的历史之父司马迁祠墓。祠内司马迁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尤其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司马迁握着那杆沉甸甸的铁笔忍受着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从容矫健地向我们走来。 司马迁是受过宫刑的。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为何司马迁的须髯却飘飘至胸呢？再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倾斜的，他的头向北方偏着，在盼望抑或是等待什么，这又是为何呢？许多证据表明，司马迁不是自然死亡，他的死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谜案？司马迁遇害后，他的夫人为何嘱托两个儿子改名换姓，远走他乡？司马迁那么直白地纪实本朝最高统治者，统治阶级会允许《史记》发表么…… 穿过层层历史烟云，让我们轻轻走近那位有文人的良心和血性，面对专制强权为了理想不惮于死却忍受尘世摧残、以肉身的残缺修得了精神与著作的双重圆满的英雄司马迁。 ——千斤重担，父授遗命 公元前110年的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却因病只能留滞在周南（今洛阳）未能继续前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向儿子司马迁交代后事：“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了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儿啊，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 “李陵之灾”飞来横祸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 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李陵派陈步乐回朝廷报告。汉武帝刘彻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花朵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集倾国之力穷追李陵不舍。李陵且战且退，经过了十几天的激战，歼敌一万多，但终因寡不敌众，粮尽矢绝，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全军覆没，投降了匈奴。 汉武帝刚喝了群臣的庆功酒，突闻兵败，大大扫了帝王之尊的颜面，内心十分不悦。朝中那些阿谀逢迎之徒，此时看出了汉武帝的心事，讳言贰师之败，全委过于李陵。同是一个李陵，打了胜仗，朝臣们“奉觞上寿”；李陵败降，朝臣们落井下石而“媒蘖其短”。同是败军之将，李陵十恶不赦，见死不救的贰师却若无其事。司马迁对这些拍马溜须、阿谀逢迎的朝臣们充满了愤慨。 司马迁的地位不高，他还不敢主动发言。因为，作为皇帝的汉武帝对司马迁总体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里面既有汉武帝早年对司马迁才华的赏识，也包括司马迁获罪时汉武帝的不忍杀之。 据《汉书·东方朔传》载，汉武帝称赞司马迁“辨知阂达，溢于文辞”，将司马迁与公孙弘、倪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徐乐等十五个西汉一代才智之士相提并论，可见汉武帝对司马迁早年是十分器重的。当司马迁刚崭露头角时，就深得汉武帝信任。元狩五年（前118），司马迁年二十八，出仕为郎中，秩三百石。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年三十五，奉使西征为郎中将，秩千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年三十八，为太史令，秩六百石。郎中和郎中将，属郎中令，是亲近汉武帝的内廷侍从官。太史令，属太常，品级低于郎中将，但太史令职掌天官，典司图籍，且随时备召为皇帝顾问，仍可亲近汉武帝。由于司马迁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青睐。武帝从元鼎四年起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司马迁常为侍从。从元狩五年司马迁出仕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止，司马迁前后扈从武帝三十六年，从巡二十六次。不仅如此，司马迁还伴随汉武帝在夏阳挟荔宫止息，这也算是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了。一个并无多少官场背景的知识分子仅凭一己之才能居然能在汉武帝身边长期蒙受恩遇，这在历史上也算是罕见。 可李陵一事，汉武帝突然点名让他说说看法；司马迁其实也早想发言。于是，他就慷慨陈词起来：“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司马迁说：李广利是这次讨伐的主力，而李陵不过是个协助。 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汉武帝族了李陵全家。但狡猾的汉武帝没有直接就处置司马迁，而是将他交给了廷尉审理，审理的最终结果肯定是诬上。司马迁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为什么一涉及到李广利，汉武帝就那样敏感呢?因为这涉及到他的错误用人路线，须知李广利是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而他的用人路线是不允许被怀疑的。 ——选择宫刑赎身死 对于汉武帝的赏识，司马迁也一直是心存感激的。 司马迁初作太史令时，正是汉武帝事业处于巅峰时期。这时司马迁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他决心要为当今圣明君主、为大汉王朝干一番事业。他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可以说司马迁把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精力都投进事业去了。 正当司马迁埋头撰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时，突然飞来了李陵这场横祸。正是这场灾祸使司马迁蒙受了人间的奇耻大辱并进而导致了他思想的巨大转变。同样也是这场灾祸使司马迁与汉武帝从君臣相知而走向君臣相怨。 廷尉终审后，司马迁面对极刑豪无怯色。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毅然选择了苟且偷生，继续活下去。 可是由于得罪了皇上，活下去的想法要实现难度可想而知。 在当时，有三种途径可以免死。第一种途径，祖上有功于国家，有先皇颁发的丹书铁券，这时候拿出来，可以免死。第二种途径，家里有钱，可以多捐，然后免死。这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政策。由于对外战争消耗巨大，国家财政紧张，犯人交钱免罪成为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第三种途径，就是接受宫刑，可以代替死罪。但是这样做，终生抬不起头来，让人觉得为了求生而自甘低贱。 司马迁的祖上没有功劳，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为了活，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受命，他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是接受宫刑，交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东西。那一年，司马迁48岁。 所谓宫刑，即割去男人的生殖器官。有时候只割阴茎，有时候也破坏阴囊和睾丸。必须指出，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对男性施宫刑以后，因为伤口容易腐烂，宫刑的死亡率极高。所以通常要在密不透风的“蚕室”中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以上，伤口才能不被感染而逐渐愈合。 接受宫刑之后，司马迁能不能存活下来，也是个未知数。但是他别无选择，除非他违背父亲的临终遗愿，放弃《史记》的写作。 对于以宫刑免死的细节，司马迁并不愿意多触及。但是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其实是透露了实情的。他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由此，我们也明白了他的那句非常有名的名言的语境。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如果伏法受诛，其实就是轻于鸿毛，他不想这样去死，即便受到世人的轻贱和非议也要活着。 历史睁开了眼睛，命运让司马迁活下来了。 司马迁忍受冤屈，积蓄了终身的力度和气度，在苦难的胁迫下，承受着满满的责任、期盼和压力，承受着人生变故中的各种打击和煎熬，以肉身的残缺修得了精神与著作的双重圆满，他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凭着一个文人的良心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书，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包罗历史的傲慢与偏见、光荣和梦想，并从此领跑着中国的文化。 ——卑贱活着也名传千古 一个真正能够迎接和承受各种人生际遇和挑战的人，绝不是气量狭小的平庸之徒。 在当时权利的潜规则里，司马迁可能会忧郁，但灵魂的天空不会黑云压城；司马迁也许会兴奋，但热泪盈盈中他不会因此迷失方向。 承受了巨浪，就有了登临彼岸时的放松释然；承受了炼狱之痛，就有了获得新生的欢欣和对世情的彻悟。承受的结果，锻造了司马迁灵魂的提升、道德的修炼、能量的聚集。每一次承受，无不宣泄和张扬着他深厚博大的人格魅力。司马迁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是山、是海，是那只踽踽独行、默默跋涉的戈壁骆驼。 《报任安书》是一道对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控诉状，是一纸与汉代上流社会决裂的绝交文，是一份表明个人心志的宣言书，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悲愤诗。从此司马迁得罪了汉武帝，从此司马迁在官场销声匿迹了。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众说纷纭。《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宫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也有人主张司马迁是死于武帝之后。总之，司马迁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结果居然同他笔下的老子一样“莫知所终”。 有种传说，司马迁遇害后，其夫人悲愤万分，赶忙叫两个儿子身带《史记》副稿逃出京城，回到故乡韩城。临别之际，夫人嘱咐两个儿子司马临和司马观说：“临儿，从今往后，你在'司’字左边加一竖，改姓'同’；观儿，你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改'冯’，你们要改名换姓，隐居乡里，好让我们司马氏一家留有后人。” 人们把司马迁的塑像雕成须髯及胸，是要向世人宣言：司马迁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永远是个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让司马迁头偏北方，是让他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导火线啊。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处在登峰造极皇权的边缘。他的喜怒哀乐、升迁荣辱、个人安危包括身家性命无一不和汉武帝息息相关。汉武帝的生杀予夺酿成了司马迁一生之悲剧。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因为说了句良心公道话，就得用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屈辱作为代价去完成他的史著，司马迁的悲剧实在令人唏嘘。还是一位诗人说的好：“真正的勇敢不是为某件事壮烈地死去，而是为某件事卑贱地活着。”司马迁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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