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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后的这门考试要用一生来作答

 文山书院 2017-07-01

高考后的这门考试要用一生来作答

作者:汪嘉倩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01日 10版)
6月27日,南京举办高考名校见面会暨志愿填报大会,吸引众多考生和家长前来。光明图片

  【相对论】

  如今,高考之于我,已是三年前的“前尘旧事”。而我和高考的故事,并未随着踏出考场结束——三年前,我是等待被选择的考生;在进入北大的三年间,我也参与了学校的招生。从“考生”到“招生”,情境的转变酿成心境的转换,又醅出对高考新的思考。

  高中时,随着高考的临近,我也曾一度患得患失过——我无法想象、不敢想象,若我难以从高考中脱颖而出,我还能否在未来拥有一个足以与我的能力相匹配的平台、一个能承载我、助力我创造更大价值的平台?直到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我才终于从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恐惧中走出来,进而延伸出直面高考、但不被高考决定的未来。

  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人生,不会就被4张答题卡、8小时40分钟的高考一次性决定。只有当我认为高考会决定人生时,我的人生才会真的被高考决定。我开始意识到,我不怕,自己没能取得鹤立鸡群的成绩;我不怕,终究未能进入令人艳羡的名校;我不怕,假如高考败北后的窃窃私语;我甚至不怕,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许;我唯一需要避免的是,不要让高考成为束囿我一生的桎梏。

  在参与招生的这三年,看着一届又一届学弟学妹走过高考,我对高考的认识又发生了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的选拔方式能如高考一样,带来在烦冗焦躁中平心静气的能力,带来勇敢对峙并积极解决心性起伏的能力,带来无条件承认并承担自己暂时落后的能力,带来坦然接受运气不佳的能力,带来承受可能的不公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高考能让人在有限的自由里,尝试去具备“舒展筋骨”“调理气血”的能力:作为一名高考考生,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去寻求共性与个性的对立与统一、去思考普遍与特殊的相斥与互通;我们必须挑战自己,以更合理的方式分配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以实现效益最大化……而唯有具备如此能力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一个充分开阔的空间里,成为顶天立地、血气方刚的自己。

  也许有人认为,我之所以能够如此举重若轻地谈论高考,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学生,因为我曾经是状元——也就是高考的“既得利益者”。实则谬矣。在成为状元后,我无数次听到这样的话:“你肯定能做得很优秀!因为你是状元啊!”“你是状元啊!那以后找工作肯定不愁了!”一个“状元”,怎么会成了一切期望的代言、一切赞扬的统称呢?

  考入北大,并不宣告着学业的成功,哪怕成为状元也并不等同于未来的光荣——这一切,仅是起点。

  进入北大后,对人生不容推卸的控制权和责任感愈发清晰。再不能,在没有岔道因而没有选择权的路上,重复着和昨日无异的程式,靠着惯性前进。也再无法,倒数着时日,等着一个可量化可评估的结果降临。当阡陌交通的无数可能性,迷宫般在眼前延展,我必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难预测性里,独立地,理性并感性地,对未来的学业与职业做出种种笃定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无论是否在高考中取得佳绩,更无论是否拔得头筹。

  在选择的过程中,我着实迷茫过——到底什么才算真正的成功?是更早进入职场,为高薪打拼,收获众人艳羡?还是继续扎根校园,皓首穷经,以求内心富足?抑或是特立独行,周游八荒,追寻诗与远方?迷惘之间,有两种力量在相互拉扯。其实,这所谓拉扯,不过是在与自己的倔强、骄矜而脆弱的欲念反复拔河。而今,我被自己的才疏学浅不断催促着摸索前进,虽有滞阻,但也因此印证并庆幸,正行于筑铸并淬炼知识结构、思维逻辑与价值体系的上坡路上。

  我现在觉得,比高考更重要的,是在途经高考这个驿站后,在快节奏的社会里,能否从容地修炼内在的美善;在各种的丰盛里,积淀简约的殷实;在芜杂的嚣尘中,淘洗纯粹的安静;在保持对世事世情的尊重时,打磨经营世故的能力,而不纵容对世俗的沉溺或痴迷。这门高考后的科目考试,恐怕要用一生来作答吧。

  (作者:汪嘉倩,系2014年天津市高考文科第一名,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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