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毕业季有七百余万大学毕业生涌向社会，成都、武汉、西安和长沙等二线城市纷纷“放大招”，送户口、送房、送钱，提出了留住或者吸引百万大学生就业创业的计划。
成都将改革人才落户制度，推行“先落户后就业”，鼓励青年人才来蓉创业就业，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于本市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两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凭单位推荐、部门认定办理落户手续，进一步放宽落户限制，提高落户便利性，努力打造最开放包容和最最人性化的人才落户制度。让广大“蓉漂”住得上房、安得了家。加大人才公寓和租赁住房建设力度，对外地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可提供7天免费入住的青年人才驿站。成都还将对急需紧缺人才提供人才公寓租赁服务，租住满5年可按不高于入住时市场价格购买该公寓。
进一步放宽大学生落户条件，毕业3年内普通高校大学生，凭毕业证、创业就业证明即可落户；加大人才公寓供给力度，每年建设筹集50万平方米以上人才公寓，5年内达到满足20万人租住需求的人才公寓总规模；提出建立“人才住房券”制度，以奖励形式支持企业人才和大学生购、租住房。在促进就业方面，扩大实习（训）见习机会和就业岗位，5年内组织建设3000个以上大学生实习（训）见习基地；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开发1万个基层社会服务岗位，吸纳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拓展大学生职业上升空间，从全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中拿出一定比例，定向招录在我市社区（村）委员会、公益岗位、“红色物业”管理岗位达到服务年限的大学生。建成50所以上公益性创业学院，每年提供不少于10万人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机会。为大学生创业“减负”，加大创业补贴，为创业大学生初期创业提供一定的创业补贴和融资扶持。提供免费创业工位，让大学生以最小成本创业。加大创业投融资支持，为大学生创业“加码”。
未来5年，长沙将投入百亿元以上资金。其中，高精尖人才引进培育奖励资金8亿元以上，高校毕业生补贴资金20亿元以上，高技能人才奖励补贴资金3亿元以上，紧缺急需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引进培育资金6亿元以上，支持各类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资金10亿元以上。新政策的受益人群在200万人以上。此次出台的“人才新政”，涵盖了100余个政策点，特别是在奖励补助力度、创业支持力度、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改革人才评价制度、加强科技人才激励等方面均有较大突破。为了吸引储备100万名青年人才留在长沙，新政首次对高校毕业生发放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并实施“零门槛”落户。对新落户并在长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毕业生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的，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西安推出“23条人才新政”，计划五年内投入38亿元，引才育才100万名。对A、B、C类人才分别给予一次性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项目配套奖补。设立引才“西安伯乐奖”，对用人单位、中介、个人等每引进一名A、B、C类人才，分别给予100万、50万和20万元的奖励。在奖励激励方面，设立“西安英才奖”，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给予30—50万元奖励，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给予150万元奖励。提出了“清单制”“帮办制”“直通市领导”等全新举措，为高层次人才免费提供引进落户、创办企业、兑现政策、社保医疗教育等服务。对A、B、C、D类人才，实行优质生活服务“绿卡通”制度，在医疗、子女就学、落户等方面实现“一卡在手、处处绿灯”。
在这场“抢人”大战中，户口、房子和现金补贴，都是重头戏。户口方面，二线城市对本科毕业生落户几乎零门槛，不少城市对落户还有租房补贴。
在住房方面，南京市还发布《人才安居办法》，提出力保16万人才安居乐业，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和园区内新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六类人才，可以分别享受共有产权房、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购房补贴和租赁补贴五种待遇。
资金补助也是重头戏，杭州推出“房补 车补”；福州市财政则给予应届博士研究生每人安置补助费15万元，用人单位帮助协调解决住房困难。
除了对毕业生，重点人才补助方面，更是不惜重金，杭州、南京以及无锡，对于顶尖人才和团队的自主更是高达亿元。
201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季已近尾声。媒体调查发现，今年的就业市场呈现出诸多新变化，在不少地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核心并非找工作难，而是“找好工作难”。此外，大学生就业地选择日趋多元化，“新一线”城市彰显魅力；新兴产业替代制造业开始吸纳大批毕业生；深造人数逐年上升，重点高校本科生过半留学。
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走高，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据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795万人，比去年增加30万人。如此大的待就业人群如何消化，不仅考验政府的应对智慧，也检验高校特色定位、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更有待社会及大学生发挥能动性，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宽松，以及民众财富的积累，青年人对就业的态度也发生微妙变化，诸如“慢就业”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个体的权利而言，这种状况无可厚非，短期内也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而“有闲”人群的扩大，甚至还可能酝酿出新的创意、新的业态。
然而，也应该看到，任何个体的选择其实都离不开整体环境的影响。很多就业现象的变化，说到底，仍在于现实的“遥控”，或者说，乃是对于现实的某种反拨乃至被动应对。社会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背后的深刻背景，进而从制度、政策层面多一些更新与改进，以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家庭实现梦想。
“找好工作难”除了发展预期、现实薪酬等差别之外，也折射出当下很多单位仍存在不规范乃至侵害员工权益的行为。或者说，在“好工作”的角逐中，也透露出某种固化的“代际传递”。
大学生逃离“北上广深”，选择二三线城市，仅仅是这些城市更有机会吗？当下大城市畸高的房价，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承载量有限是否也是一个原因。每年那么多本科生选择深造，仅仅是对学业的追求，还是在自我延迟就业？女生就业遭受性别歧视的问题，何以多年来依旧是难言之痛？
其实，诸般就业现象的背后，均对应着一些制度性的缺位。政府也好，社会也罢，不能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更不能完全交由市场去调节，而是应该主动作为，做好框架，有效调配资源，让更多的大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再游离彷徨。
高校毕业生也应该转变观念，不能总是被动等待，更不能自己放弃努力。但这与政府营造一个宽松、不乏竞争的就业环境并不矛盾。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能够激发青年的理想、雄心，鼓励他们心无旁骛地往前冲，而不必担心没有舞台、得不到认可。当下，政府不仅要对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多住房保障、就业帮扶，也应该推动高校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的变革，共同推动大学生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