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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王阳明心学对后世的影响 摘要：阳明即没，心学仍存。蒋中正、毛泽东等人有心学学以致用开创一片新天地，日本人将其作为行动学。知行合一让阳明心学的追随者们在治国章程上推陈出新，心中装满国家的人可以用心学推动国家发展，而心术不正的人却使心学落得个“谋叛哲学”，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在世界掀起怀疑心学的思潮。日本学者将心学视为圣学，然而中国却将它片面的定为唯心主义，整天抱怨中国文化的落后，将“立德、立功、立言”圣人的精神弃之不理，整天实行“拿来主义”。学术界的剽窃、抄袭比比皆是，学术界的腐败触目惊心。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梁启超关于心学的“利益之辩”，似乎现今的学者也深受“功利之毒”。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物欲横飞的时代，“知行合一”变得格外珍贵。 关键词：王阳明 知行合一 心学 蒋介石 东乡平八郎 圣人 学术界 自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程朱理学便不再一枝独秀，而心学从此扬名天下，盛名远播日本、欧洲。而心学中的核心“知行合一”更是在其问世后影响着多位国家级领导人，其中就有毛泽东、蒋介石，日本的熊泽蕃山、山田方谷等。任何一种学说的提出肯定是符合当时的时事的，并且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为何王阳明的心学却独能延续至今呢？并不断有治世之才将王阳明心学提到治国之道上来。可见阳明心学对后世影响之大呀！ 民国时期，蒋介石等人便是王阳明心学的头号追随者，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中国革命是上留下辉煌一笔的他，居然也是王阳明的心学折服者。他曾因阳明心学改名为“蒋中正”，更在其退守台湾后为了纪念王阳明将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由此可见王阳明在其心中的地位。蒋介石在其统治的民国大行其道，将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发挥到极致，他大力鼓吹的“行动哲学”便出自阳明心学了。在笔者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如王阳明所处的明朝，空谈之风盛行，学者们，有识之士都大谈救过之道，然并未有将其设想付诸实践。而蒋介石提出的“行动哲学”就有点阳明心学的意思了。然而阳明心学更在于解决当时空谈盛行的学术之风，而蒋介石的行动哲学则是对切实救国之道罢了！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语出《传习录·答路东明书》） 。在阳明先生看来即知就应去行动去实践，知就必定的以行动去证明。王阳明在其年轻时候曾用七日企业不吃不喝去“格竹子”。正是这种知必行的思想让他后来在龙场悟道，知行合一。正是这种思想延生了阳明心学特有的行动力，也是蒋介石“行动哲学”，日本人“行动学”的宗源了。 正是因为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所特有的行动力，使得王阳明在后来平定宁王府叛乱中，仅以22天的时间便平息了密谋七年之久的谋反大案。如此显赫的战功不正好体现了他的“知行合一”么？若你觉得这是偶然，那你就错了。无独有偶，在嘉靖二年（1568年），王阳明奉命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而王阳明仅用了3个月便理清了这一团乱麻。阳明先生先知后行，一到广西便派人将叛贼基本情况、实际战斗力、山川地势等摸清楚，在发挥“知行合一”的强大威力一举攻破贼窝。蒋介石亦然，让“知行合一”摇身一变成了“行动哲学”，将民国打理的井井有条，然而蒋介石却并未把“知行合一”发挥到极致，反而是他的老对手毛泽东，阳明先生的二号粉丝，将心学发挥到极致，这位新中国的开篇的创始人，不仅是马克思的忠实追随者更也是阳明心学的实践者，或许你会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功劳，那你就错了。若你细细研究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多次战役中都有阳明心学的影子，其战略布局与王阳明的军事思想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是时代的不同而已。毛泽东在革命期间提出的“实践出真知”等思想似乎是出于心学“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更是深远，最初的熊泽蕃山、山田方谷，此二人是日本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两人将阳明心学学以致用，开创日本盛世。于是日本民众便形成了一种共识：“阳明心学若不经世致用，不具体实践，那么就不能称之为阳明学”（语出《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由此可看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阳明心学领悟至极的必有一番作为。后人还将明治维新的辉煌成果归之与阳明心学。笔者认为阳明心学不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有重大的意义。所以这种观点是有他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阳明心学还是因人而异的，有成功的必定也有失败的。如在长华发动叛乱的大盐中斋、密谋讨伐幕府最终失败被处以斩刑的吉田松阴、发动勤王运动的东泽泻、煽动自卫队谋反的作家三岛由纪夫。而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使得美国学者将阳明心学视为“谋叛哲学”。但他们的失败并不能说是阳明心学的弊端，是的信奉阳明心学的人总能做出一番大事，总是敢于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而他们的是在于心学的本心“人人皆可成圣”并未能超越他们的野心，他们并未将心学用于正道，最终使他们走向歧途。然而能够说明此点的就是东乡平八郎了。东乡平八郎他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军神”，为了维护民族统一，维护民族自尊心而战的民族英雄，如此战功赫赫的一代军神却随身携带一令牌，上写着“一生俯首拜阳明”。若心学真的是“谋叛哲学”那么佣兵自重的东乡平八郎早就谋叛了，何故死守为国捐躯的誓言战至死？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是逃不开阳明心学的影子。更有冈田武彦（日本著名学者）深入研究心学，并深深为其所折服，在病重之际仍要完成为阳明先生著作的心愿，以此让日本民众改变阳明心学为“谋叛哲学”的认知，让日本民众知行合一。日本至今还有很多学者前仆后继的研究阳明心学，而冈田先生更是出资多次组织学者研究心学，并多次赴中国阳明旧址，为阳明旧址缮修，更甚在阳明先生仙逝之地潸然泪下。不仅仅为阳明先生折服感叹，更是对世风日下的悲叹。 王阳明虽死，但他留下的心学确是永恒的，直到现在仍是我们可学习的。《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中说到：“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这是阳明先生批评当时学风的，意思是人们认为“困知勉行”是学者，是圣人的事，与普通人无干。然而现今的我们有何尝不是这样的了？现今为什么会出现社会道德沦落，频繁出现“扶不起的中国大妈”事件了？就是因为人们都觉得行善、乐于助人的都是素质高的，我一介凡夫俗子没必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知似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被遗忘在那渐行渐远的传统文化中了。我们似乎已经把自己的良知丢掉了，剩下的之不过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的一具行尸走肉而已。这个物欲横飞的时代让每个人的行为都处于利益的支配下，每一个行为之前都得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将来。现在的人做事总是建立在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之上，根本就忘记了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君子贵人贱己，先人而后己。”（语出《礼记·访记》）的名言。就八九十年代的人们还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的，当时的人们就是一家有难十方支援的。似乎那个时候没有你我之分，大家总是互相帮助。虽然不知什么“人人心中有仲尼”（语出《王阳明全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但大家的行为确是这样做的。大家都在践行着“修身以俟”的名言。为什么现在的人却不能如此呢？我们常感叹中国人的道德已经沦陷，常说我们现在比不上古代，可你为什么不去学习圣人们的精神了。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不正，总是将一些自己就能够做到的助人的事归到圣人、素质高的人身上。中国的道德是在落下，但若人们以追求努力实现以道德性命为目标的理想人生，并在生活和实践中时刻实践良知，那么中国社会就一定能恢复到以前的礼仪之邦时代回到那个“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 “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谦而无欺，然后谓之诚意。”（语出《传习录》）这个就是说在奉养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使父母感到满意自己开心的那就是诚意了。而阳明先生说的诚意在现今也是很不可靠的，现今多少欺诈案，多少的心不甘情不愿。就说学生吧，很多人都是被迫上学，被迫去学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现在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就把他们送去各种艺术、辅导班，从未考虑过是否是他们喜欢的。一味的强加思想让他们成为自己所认为的优秀的。而王阳明他家人却没有强迫他做不喜欢的事。这也表明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没有外国人强的原因。中国学生的理论知识很丰富，但是动手实践的能力却很差，以至于出现了全能的学霸，可是却不能自理生活，考上了清华却因生活不能自理而被劝退。学生所想做的被无情的学业给抹杀，没有诚意，只能死板的被灌输知识，没有自由，就不能达到“自谦而无自欺”。学习起来就不是诚心的。就不能做到“知至而后诚”。 在说说学术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让人们称赞，然而也常常出现剽窃、抄袭、作假、炒作的卑劣现象，这是一种腐败——学术界的腐败。学术就被看成了可以用GDP来量化生产，并可以带来名利双收的东西，于是剽窃的剽窃，抄袭的抄袭，粗制滥造者纷纷出来炫耀，低水平的乐此不疲的重复着，罔顾前辈、优秀者的研究、独自闭门造车而自以为是的人比比皆是。种种学术界的腐败让人触目惊心，各种学术弊端达到极限，若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达到了“洪水猛兽”的地步。梁启超也在他的《梁启超将阳明心学》中痛批这种“功利”之毒，称其已经深入人心，积习成信了。不只王阳明先生所在的时代和梁启超在的时代，现今的中国也是。“人们在知识上互相夸耀，在权利场上相互傾轧，在利害上相争，在技巧上相互攀比，只想沽名钓誉。”梁启超对时风的批判。语句中肯，现在学术界不就是这样么，没有百家争鸣时候的批判学同进步。都是想着怎么去迎合这个时代，谋取利益。而且人们都把博学多才视作通向圣人之道，就像子张好高骛远，以为博学多才就是学问，不曾认真反求内心以存惑，言语里总是充满着埋怨和悔恨，而那所谓的见多识广、博学多才正好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和他形成对比的就是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再说子张若不是孔子的谆谆教诲那他也将陷入功利之毒，无法自拔。子张都会犯此错误，更何况现今在这物欲横飞的花花世界里的学者呢？知识的多并不能代表什么，在这个物联网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人人都可以博学多才，人人都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天下尽在电脑中，这样在博学的你也是多余。真正的博学就要以“君子多识前言而往行，以蓄其德”（语出《易经》）为目标。 阳明先生是明代“立德、立功、立言”第一人，心学的存在让笔者不得不反思为何古代就能出现全能型人才了？像让曹操哭泣若卿在此何复此境的郭嘉；像一人可顶百万师，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诸葛亮和刘基；清末“立德、立功、立言”的半圣人曾文正（即曾国藩）；盛名诗坛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还曾在江南水利设施上大展才华的他。他们都是全能型的人才，然为何现今没有这样的人才呢？阳明先生对此已作出答案。阳明先生认为现今的学者都是急于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知道的，他们不通过学习而知晓，反而迫切地把圣人所不能知的作为学问，这就是阳明先生说的“拔本塞源”了。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们忙于学习那些已被认知，已经得到的东西上纠结，学来学去就只是个皮毛，并不去深究，并不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这样你学的再好都只是他人的，你在棒也超越不了这个观点的主人。阳明先生就说了“孔孟即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而现今的人们并不懂什么圣人之学就胡诌乱说的，让他们的学生不明所以。古人为何能在仅有的书本上学习到圣人之道，就是因其在一处学问上深究，在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外化成圣人之道。若今天的学者能如此那出现个圣人就容易了。深究阳明心学的现今价值不仅适用于明代，清末。更在这经济高速发展，传统道德沦陷的中国适用。阳明先生的伟大成果更是唤起人们道德、良知的良药。 阳明已逝，心学仍存。前辈们的学术成果直到如今还被人啧啧称奇。阳明先生的心学是哲学，更是治国良方。心学的“知行合一”直到现在还是学术界、思想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导读]“在东亚，五百年儒家思想的活水源头，就在王阳明。”——杜维明 文／张明 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席卷于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引领出明末东林党的讲学之风，其影响远达于日本等国。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吸收阳明心学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五百年的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王阳明（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阳明心学起源于贵州 明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专制主义高度强化，政治日趋腐败没落，于是中国思想界开始酝酿一场巨大的变革思潮。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因忤权阉刘瑾而谪戍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他在生死边缘之际，潜心探究圣贤之道，终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于是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学说。第二年（1509年），他又在贵阳形成“知行合一”学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体系在贵州初步形成。 “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接触，王阳明找到了自己曾经苦苦追求的问题答案，那就是圣人如何可能，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圣人。这正是王阳明学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王阳明以自己人生的艰难遭遇，终于在民风淳朴的贵州，成就了中国儒家思想史上一个新的高峰——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就是将外在的“天理”收归于内在的“心”，也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万物一体，一归于心，避免了内与外、心与理的分裂和隔绝。“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针对明代知而不行、知行分离的社会风气而提出的救病之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知假知”。“致良知”是王阳明教人如何达到圣人境界的一种方便法门，即顺应内心的“良知”而行，将“良知”扩充于天下万事万物，则人人皆可成为圣人。 阳明心学以通晓简易的方法，打破了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能成为圣人、朝廷就是权威的神话，否定了外在天理和权威的束缚，挺立了人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对从宋代以来已达500年之久的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提出了严重挑战，这在中国和世界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作用。 王阳明在贵州形成的阳明心学，不仅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一流原创性思想家的地位，而且还将贵州推向了“王学圣地”的宝座，他也因此被称为“黔学之祖”。故明代江右王门郭子章赞：“海内谈圣学，半宗余姚；余姚之学，成于龙场”。清初黄宗羲说：“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而求诸心……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顾炎武说：“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民国梁启超说：“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样，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总结，吐很大光芒。”清代学者翁同书云：“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民国贵州学者陈矩称：“终明之世，吾黔学祖，断以文成为开先，信不诬也！” 二、阳明心学席卷明代中后期的整个中国 阳明心学从贵州起源之后，很快成为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新思潮，与朝廷推崇的程朱理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王阳明随处讲学，其门下众多弟子形成黔中、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八大王门学派。虽然朝廷在王阳明逝世之后（1529）将心学定为“伪学”，并禁止天下学子讲习，但王门弟子不为所动，特别是在王阳明龙场悟道和最早讲学的贵州地区，黔中王门弟子更是建立了天下王门最早的阳明书院。他们还重修龙岗书院、文明书院，新建正学书院。在当时全国禁毁阳明心学的背景下，黔中王门弟子率先掀起了以四大书院为中心的心学讲学运动，表明阳明心学在贵州已经完全深入人心。 至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由于王阳明众多弟子掌握朝廷和地方大权，朝廷最终恢复了阳明的爵位，准许传播心学，阳明心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遍及海内。心学所及之地，上至高官学者、下至贩夫走卒，人人皆畅谈心学。故《明儒学案》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至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由于王阳明众多弟子掌握朝廷和地方大权，朝廷最终恢复了阳明的爵位，准许传播心学，阳明心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想潮流遍及海内。心学所及之地，上至高官学者、下至贩夫走卒，人人皆畅谈心学。故《明儒学案》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三、王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 阳明心学早在王阳明在世时就传到日本。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6-17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了庵桂悟、中江藤树、熊沢蕃山。了庵桂悟（1424-1514)是日本著名高僧，他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到浙江拜访王阳明，并将心学著作带往日本，可惜很快去世。其后的学者中江藤树、熊沢蕃山继续研究和传播阳明心学，形成了著名的中江学派。 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期，代表人物有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佐藤一斋、横井小楠、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郷隆盛等，他们以阳明心学为旗帜，要求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最终发动武装倒幕运动，为日本“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伊腾博文、东乡平八郎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知识，一方面将阳明心学作为思想动力，掀起“明治维新”运动。作为日本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甚至将“一生俯首拜阳明”、“明明门下走狗”制成牌子，随时挂在身上。他率领日本海军在十年之内（1894—1904）打败大清帝国北洋海军和俄罗斯帝国远东舰队，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和世界强国。 1904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团，由日本宗亲岩原大三、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偕驻中国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贵州瞻仰阳明遗迹。三岛毅题诗并勒石成碑，诗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该碑竖于贵阳东山阳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皇家代表团的“阳明朝圣之行”，对中国产生极大震动，中国青年纷纷“以日本为师”，努力探求日本强国之道。谭嗣同、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蒋介石等研究并“服膺”阳明心学。他们有的还亲自前往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活跃于中国社会各界，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结论 阳明心学是明代中后期发源于贵州、笼罩于中国的一种新思潮，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精神，刺激了中国思想的活跃。阳明心学传到日本之后，成为要求改革日本社会现状的强大思想武器，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这给中国青年极大激励，重新研究阳明心学，并纷纷前往日本留学，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研究阳明心学的热潮，对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都产生重要影响。阳明心学不愧是五百年来对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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