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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此文作者 近年来，许多专家开始注意到石涛的晚号“大涤子”与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郊的余杭区与临安市（县级）交界处的大涤山有一定的关系，但究其底里，又往往语焉不详。为此，笔者特地翻阅了《石涛上人年谱》、《洞霄宫志》以及《石涛画语录》等相关文献或文章，同时核检其起号前后的一些传世墨迹，结合实地考察，现就初步研究简述于下，请方家指正。
一，从《余杭看山图》的创作说起 我们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余杭看山图》来考察，发现这是创作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1693年）的作品。手卷纵30.5厘米、横134.2厘米。此图以苍劲细谨的笔触，画出群峰竟秀的江南余杭一带的山水风光，意境旷远，引人入胜。
手卷题识分前后两部分。卷首为：“湖外清清大涤山，写来寄去浑茫间。不知果是余杭道，纸上重游老眼闲。癸酉冬日，借亭先生携此卷游余杭，归来云：与大涤不异。君既印正，我得重游，再寄博笑。清湘苦瓜和尚济。” 卷尾题识为：“余杭看山图，为少文先生打稿，寄请博教。苦瓜和尚济。” 从以上两个落款的内容看，卷尾款应为先题，而且是为友人“少文（即借亭）”（据考证，“借亭”，原名張景蔚，辽宁辽阳人，明末清初的大收藏家、诗人。又名张鶴野，字少文，别号莲泊居士，号为借亭主人等）先生创作的稿本，也就是忆写自己曾经游历的故地余杭大涤山。从意味上看，似乎还事先与“少文”经过商量来创作这个题材。后来，（少文）还果真去了余杭（是否专程未提），拿这幅画与大涤山实景进行对照后印证了作品与实地“不异”。所以就有了后来卷首的题诗和补记。 从有关资料看，石涛有不少作品曾赠送给借亭或为他创作的。现存上海博物馆的《花卉冊十二开》亦作於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年），此册也是为借亭先生作的。 那么，为什么石涛在离京南归后，偏偏要画一处自己阔别已久的道教胜地呢？又为何把这里的一座山名“大涤山”拿来作自己的草堂名和别号？这正是我们要深入研究的。 二，石涛的身世变迁与由佛入道
前人论及石涛取名大涤子，多持其自京南归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1693年的看法。从现在看到的最早署款“大涤子”的传世作品看，也在这一年。根据其履历看，石涛初次游历余杭大涤山当在24岁前后，也不能排除40岁前仍到过余杭、大涤山一带游历的可能。从现存的《余杭看山图》的设色和风格看，与石涛主要的水墨淋漓的画风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尽管大家知道石涛风格的多样性，但此件似乎格外苍润细谨。从构思来看，起首画出古县城城墙一角，有特地点名地域方位的意思。前面的树木也姿态各异，造型准确而丰富。林下两高士似有指点山峦颇含归隐之意。从此图布局来看，他是将自己游历过的余杭县城、苕溪以及西溪水泽一带和大涤山及其附近群峰作为直接的素材来创作的。笔者曾专程从余杭镇沿02省道进入中泰乡，再到与临安交界的大涤山洞霄宫遗址实地考察过，发现此图表现的地貌特点与现今余杭镇西偏南侧的湿地南湖分洪区、中泰乡的泰峰、与富阳交界处的枫岭、筱岭、峡岭、导岭、铜岭，与临安交界处的大涤山等自然风貌十分吻合，可以确认此图即写大涤山实景。 再从石涛进京出京广交名公大臣一事来看，其从两次迎驾后“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通知遇”的欢欣和期盼，到“三年无返顾，一日起归舟”的失意返归，说明他发现了皇帝的亲自招见，是一种出于政治上拢络人心的需要，以示新朝对前朝宗室遗民的宽大胸怀。而石涛之于统治者，无非是一件文化饰品而已，如果抱着真正被重用的幻想，那简直是一件天真甚至是愚蠢的事情。年过半百的石涛这样的聪明人，受此打击，自然首先激起的是一种人格的自尊心。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的归宿。于是他幡然醒悟，要来个彻底的洗心涤尘，以求返朴归真。此时此刻，建立一处可以永远栖居的净地便是他选择的归宿了。那么，这个归宿终究要有个名分。于是用一个什么名号来命名呢？此时的石涛或许就想起了自己曾经游访过的道教胜地大涤山。 大涤山（历代对其范围说法不一，有说范围四百里，一说100里），古名大辟山，又名余杭山。大涤山以洞霄宫而闻名。
洞霄宫创建于汉武帝时，唐代弘道元年（683）奉敕建天柱观，乾宁二年（895）钱缪改建后称天柱宫，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奉敕改名洞霄宫。宋南渡后，常以去位之宰执大臣提举洞霄宫，元代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屡经扩建，规模日益壮观，极盛时占地面积达80余亩，并以该宫总摄江、淮、荆、襄诸路道教，是元代全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元邓牧等人撰有《洞霄图志》六卷，记当地宫观﹑洞府﹑古迹﹑人物﹑碑记等颇详。元至正年间（1341-1368）道观毁于兵火，明代洪武初年重建，因林壑深秀，名胜古迹甚多，道教列为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称"大涤洞天"。现尚遗留有大涤洞、元同桥（南宋）、会仙桥、方丈屋、唐式井栏等历代遗迹遗物。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六记载：“清康熙元年（1368），道士孙道元栖真于此，克绍宗风，弟子吴象严亦复不染尘。凡宫坛为之一新。”可见明末清初洞霄宫还有一段繁盛。考其时，石涛初次来游为康熙四年，因此可以确信，石涛当时过游洞霄宫时遇到了繁盛的景象，对他日后出佛入道埋下了伏笔。 因此在他开始酝酿和构思自己草堂名时，也正是考虑让自己的心灵来次“大涤”。而处世的身份也由此得以改变。 日本八幡关太郎撰《支那画人研究》所记述的草堂建成不久后石涛向八大山人索画的信件云：“闻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飞，真神仙中人，济将六十，诸事不堪，十年已来，见往来者所得书画，皆非济辈可能赞颂得之宝物也，济几次接先生手教，皆未得奉答，总因病苦，拙于酬应，不独于先生一人前，四方皆知，济是此等病，真是笑话人，今因李松庵兄还南州空函寄上，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所承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只不能迅身至西江，一睹先生颜色，为恨!老病在身，如何如何!雪翁老先生，济顿首。” 从这封书信看，至少传达出几个信息。第一，石涛和八大山人年龄相差十余岁，从未谋过面。第二，这是石涛向八大再次请求创作草堂陈列作品。前次因为画作太大，不便陈列。同时对这次创作的内容细节作了规定。熟悉八大画风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八大最为简约的山水典型构图风格。第三，特别强调落款不要写“和尚”，石涛说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和尚了，从描述的打扮看似乎已经是个道士了。这第三点非常重要，因为“大涤子”这个名号与道士、道教和道家文化有着更加复杂的联系，很多名道士的名号都带“子”字，如抱朴子（葛洪）、重阳子（王重阳）等。这里石涛强调“大涤子”就是说明自己已经是道士了。当然这与此时此刻在青云谱修道的道士八大山人也有诸多的亲缘。因此，这封书信对理解石涛使用“大涤子”的晚号与命名斋室名至关重要。 三，悟道、入道而终归“大涤” 在这里，《老子》始终认为道在“帝之先”，道的法则是“自然”，让万物作为个体自由生存，各有各的存在理由。老子有关 “涤除”的见解一直被人们确信为一种为人性自由伸张的独立精神。 再来看此时的石涛，似乎也觉察和领悟到自身归宿的重要性了。而此时忆及余杭“大涤山”一名和那段游访的经历，则正好触发了他心灵深处的道家思想和人生感悟。“大涤子”之名就自然契合了他此时之念，栖居之草堂的取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当时的八大山人已经是名满大江南北的名人，其由佛入道的经历也为人们熟知，于是，石涛也颇有效法之意亦在情理之中。因此，在现实生活的外在取向和交往角色上，他就直接把自己归入“道士”之列了。 学界普遍认为的他的晚年画论著作《石涛画语录》也因此在道家思想的关照下形成了骨干和框架。《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言：“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山川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 这里的“大涤”自然是脱胎于老子的“涤除”，有辟除一切蒙蔽和尘俗，归于道法自然的境地。而以此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一个统摄全局的灵魂，也是他“一画”理论的基础。由此，“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愚去智生，俗除清至”、“浮云高士迹，枯木道人心”等等表述，几乎全是老子哲理的直陈。
主要参考文献： 1，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 2，孙振玉《老子<道德经>上善之水的五大哲学内涵》 3，谢稚柳《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1962年 4，凌利中《石涛何时始用“大涤子”之号》 5，《四僧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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