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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依山傍水，风光秀丽。自远古以来，她先后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并孕育了自己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些文化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昝庙类型文化，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湖熟文化——吴越文化，六朝文化，南唐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和现代文化。它们源远流长，一脉相传，积淀深厚，博大精深，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南京也正因此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和独特地位。
早在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南京地区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的活动。这一发现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市江宁县对南京东郊汤山葫芦洞进行旅游资源开发。1993年3月13日，开发者在洞南侧发现一具人颅骨化石。4月17日，又发现了另一具头骨化石。经研究证明，这均为直立人化石，生存年代距今约35万年的中更新世中期，其性状特征尽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基本方面与出土于周口店的直立人北京种的化石十分相似。这一发现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境内，直立人阶段的人化石遗存，在体质人类学特征上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它对于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的起源、分布与迁徙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角度看，虽然不能将这一发现作为后来南京古代文化发展的起点，但是，它足以证明，在亘古时代，南京这块山水秀美的土地已有了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生殖繁衍，并创造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 到了新石器时代，南京的人类活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且地域相对固定。据考古发现，当时南京的人类以丘陵地区的秦淮河、金川河、滁河等流域的平原为主要栖居地，并形成据点。他们以初期的农业活动为主要生产手段，用石质生产工具和陶质生活用具向大自然汲取社会之源。从已进行过考古发掘的北阴阳营、昝庙、太岗寺、营盘山等文化遗址观察，当时的人们不仅掌握了石质生产工具，有着固定的村落和活动区域，以及集中埋葬的氏族公共墓地，而且在生产和生存的同时，也发展着文化审美需求，并创造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来分析，一方面，这些器物总体面貌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些器物，特别是北阴阳营文化和昝庙类型文化的器物，又具有强烈的个性，典型地反映出南京地区原始土著文化的风貌特征。 到了历史上的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继续得到良好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受到周边地区的浸润和冲击，与周边文化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从具有典型形态的湖熟文化的台形聚落遗址和吴文化的土墩墓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所出土的器物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而以六合程桥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的文物精品，则有力地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地方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风貌的相互融合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通道，军事活动和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南京这块区域先后归属吴、越、楚三国，土著文化受到吴、越、楚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时，具有军事据点和行政建置性质的城开始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吴国伍子胥所筑的“固城”，越国范蠡所筑的“越城”，楚威王所建的“金陵邑”等。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城邑则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时先为秦的秣陵、江乘、丹阳等县城，后为汉的秣陵侯、胡孰侯等封建县治。由于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其始终成为历代统治者竞相控制的地域。这就促使原本相对独立，后虽受到吴、越、楚文化浸润，却一直保持着土著文化特征的这块地区，加快了融入中原汉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这也使南京逐步走上了中国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并为自己作为六朝的都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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