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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多为陕西和河南人?

 HNYZL 2017-07-04

谢邀。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最高文学奖。

就获奖作品来说,它遴选的作品代表着某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一点儿是无疑的;如果说它遴选的作品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恐怕总会有几个人不服,毕竟文无第一。就获奖作家来说,一旦某人凭借某部作品摘取茅奖,往往也会有一小撮人持异议,毕竟文人相轻(主要是没骨气的作家和业余的评论家)。就奖项本身来说,其评奖程序和授奖尺度等多有诟病,客观上有遗珠之憾(错失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但这可以理解,毕竟是人在以人的尺度评论人。总体而言,茅奖做到了相对公平,我们应该尊重它以及它的结果。

回到您问题本身。

经查资料,茅奖已举办九届(1977-2014),四年一届(自1995年第五届始),有43部作品获奖(含萧克、徐兴业两部荣誉奖,另张洁两度获奖,孙力、余小惠夫妻合著一书),说实话,大多数作品恐怕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真正常销、畅销的作品不多,个中原因并非全然是作品生命力的问题,恐怕更多的是商业推广不够、国人不爱读书或者青少年更钟情于泛娱乐化文字(深层原因不赘述)。

初步统计,纵观九届茅奖,就地域来说,河南获奖最多,共6人6部,分别是魏巍(河南郑州《东方》)、姚雪垠(河南邓县《李自成》)、李准(蒙古族、河南洛阳《黄河东流去》)、柳建伟(河南南阳《英雄时代》)、周大新(河南邓州《湖光山色》)、刘震云(河南新乡《一句顶一万句》)、李佩甫(河南许昌《生命册》);陕西次之,共4人4部,分别是路遥(陕西清涧《平凡的世界》)、凌力(陕西延安《少年天子》)、陈忠实(陕西西安《白鹿原》)、贾平凹(陕西商洛《秦腔》)。在茅奖的范围内看,获奖人数和作品份量权衡,河南和陕西的确难分伯仲。补充一下,山东也很嚣张,共4人4部,分别是刘白羽(山东青州《第二个太阳》)、刘玉民(山东荣成《躁动之秋》)、张炜(山东龙口《你在高原》)、莫言(山东高密《蛙》);江苏同样生猛,共5人4部半,分别是余小慧(女、江苏扬州《都市风流》与夫合著算半部)、王火(江苏如东《战争和人》)、毕飞宇(江苏兴化《推拿》)、格非(江苏丹徒《江南三部曲》)、苏童(江苏苏州《黄雀记》)。当然,统计可能有误有漏,比如作家的原籍、出生地、居住地、工作地、作品创作地等,但大体如此。

中国有文史不分的传统。

从初略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河南、陕西、山东、江苏,皆为传统文化厚重且文脉绵延之地,颇具代表意义。

先说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是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中原”核心区,有“中国”二字最早的记载(周代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抛开上古时期未经证实的神话传说,可以说,因为夏商周(东周)三代将近1500年的存在(公元前约2070年夏立至公元前256年周亡,再减西周275年国祚),使得河南处在中华文明序列的最前端,当然后续的河南还曾经做过中国“中”。再说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因为(西)周秦汉唐等13个朝代的存在(西安1100多年建都史3100多年建城史),可以说将华夏文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汉唐气象里所蕴藏的文治武功,更让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舞台上当仁不让的主角。再说山东,孔孟之乡了不得,赫赫宗周在这里被继承,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传统”二字,孔孟贡献了内核。不要以偏概全地言必称封建糟粕、精神枷锁,我们不能以完全的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古人或史事,那是不自信且不负责的。单说一点,如果思想领域、精神层面没有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作为正统并且后世不断丰满,我们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伟大而坚韧的力量不会蓄藏在民间,很可能秦一世之后的汉二世会昙花一现,不会再有隋三世、唐四世至于万世(默默地给始皇帝翻个身)。最后说下江苏,这个地方我喜欢,也在南京待过两年,喜欢它主要是因为杏花烟雨的江南能种进心田并且不断地翻耕。这种地域文化是极其细腻柔美的,能细过柳梢的风,能腻过娇娘的唇,能柔过太湖的水,能美过少年的梦。幸好中国有这么一块不苍劲不铁血的地方,有这么一块像春衫上的绣花一样华丽丽的地方,否则我们的人文版图真是金瓯缺,我们的精神世界真是魂无魄。

为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多为陕西和河南人(山东、江苏)?我想大家明白了,因为这些地方有厚重、绵长、热烈、纯粹的人文底蕴,这里的时空承载着很多能生发人心、净化灵魂的东西,纯粹的东西。好吧,再展开一些说几句,这就涉及到了“传统”与“乡土”。

什么是传统?什么又是乡土?

所谓传统,即是人文观念和民族情感的集成。所谓乡土,是世代人心和生存空间的呼应(懒,只抛概念,纯属个人见解,不赘述,能悟则悟吧)。

关于传统观念与乡土情结,每个中国人天生具备,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河南与陕西。看历届茅奖作品,会很清楚地看到它是比较倾向于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俗话说“厚重的大部头”。文学是人学,文为时而作,也为史而作。从这个层面说,河南和陕西那些胸怀家国有民族心的作家的确“占了便宜”。文学是从孤独走向纯粹的路,创作即是修行(非宗教意项),能够获得茅奖实则是因为他们为中国文学做了贡献,毕竟经典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伟大的作家,当是民族的脊梁。插一句,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念和文学作品,用西方的理论来看是费解甚至无解的,因为越中国越传统,难亲和于西方。

最后,不再从陕西、河南作家的个人经历、创作过程、时代环境等层面以及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等领域进行解读了,因为我只看过其中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所知所懂所得不过是皮毛(这真得谦虚)。值得一提的是,余华,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其人其作,绝不逊于获奖作家。值得二提的是,茅奖并不能覆盖新中国文学的全部,欢迎大家翻看1977年之前的作品,尤其关注一下“17年文学”

想到哪写到哪,也懒得查证推敲编辑了,反正字也不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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