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对俄国社会最深刻全面的批判

                                《复活》对俄国社会最深刻全面的批判

上传: jingdezhenzz     更新时间：2012-6-22 13:28:06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对世界文学最有影响的作家。《复活》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取材于一件真实事件，主要描写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引诱姑妈家女仆玛斯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她沦为妓女，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男主人公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女人，深受良心谴责。他为她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她最终没有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

情节概述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次偶然的机会作为陪审员参加审理一个毒死人的命案。不料，从妓女玛丝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于是十年前的往象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朵夫眼前：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莎。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暇。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卡秋莎。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略带斜眼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玛丝洛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其他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朵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玛丝洛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

　　聂赫留朵夫怀着复杂激动的心情按约去米西（被认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来这里的豪华气派和高雅氛围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适。但今天他仿佛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觉得样样可厌：柯尔查庚将军粗鲁得意；米西急于嫁人；公爵夫人装腔作势。他借故提前辞别。

　　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暖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

　　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玛丝洛娃，向她问起他们的孩子，她开始很惊奇，但又不愿触动创伤，只简单对答几句，把他当作可利用的男人，向他要十卢布烟酒钱以麻醉自己，第二次聂赫留朵夫又去探监并表示要赎罪，甚至要和她结婚。这时卡秋莎发出了悲愤的指责：“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后来聂赫留朵夫帮助她的狱友，改善她的处境，她也戒烟戒酒，努力学好。

　　聂赫留朵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结果上诉仍被驳回，他只好向皇帝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卡秋莎去西伯利亚。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也从《圣经》中得到“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的启示。

　　这两个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小说揭露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社会制度的本质。

小说背景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这时作家世界观已经发生激变，抛弃了上层地主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用宗法农民的眼光重新审查了各种社会现象，通过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幅沙俄社会的真实图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监禁无辜百姓的牢狱；金碧辉煌的教堂和褴褛憔悴的犯人；荒芜破产的农村和豪华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亚和手铐脚镣的政治犯。托尔斯泰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当时的全套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然而在《复活》中，托尔斯泰虽然对现实社会做了激烈的抨击，揭露了社会制度的本质，但是小说结尾，仍然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基督教，又把自己的宗教观强行植入小说当中，并且几乎否定了资本主义一切国家机器的一切作用，不得不说是小说思想境界上的一个遗憾。

    小说原计划创作四部，但只创作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