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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一面难求——医学需要回归人文!

 休斯敦馆 2017-07-06

同年一起分配的北医同学,在京外工作,退休,有一亲属患冠心病,心绞痛,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冠状动脉造影前降支近端、回旋支和右冠状动脉的三支多处病变,左主干狭窄,是冠状动脉搭桥的明确适应证。同学向亲属转告了我的治疗建议,同意接受手术。


同学希望我推荐一位当地的心外科医生。患者来京手术,一是不能报销,二是要有家人陪同,在京吃住不便。我对当地心外科不熟悉,认识的早已退休了,托了一位我认识的医生,经她推荐还亲自打了招呼,患者及时住上了院,手术做的很成功。同学还在微信上发了术后拔管坐起的患者和家属的合影。至此,手术经过很顺利。


但同学不久又发了微信给我,说可否再托哪位熟人打个招呼,出院前可否与手术医生见个面,一是致谢,二是对术后的一些问题想问问清楚。即使我同学是学医的,对心外科毕竟是门外汉。从网上看到血管桥,尤其是静脉桥容易出现闭塞,乳内动脉搭桥网上有描述也只管十年,患者与家属对未来心中无数,用药方案,心里也没底。我打电话给认识的那位医生,那位医生打电话给手术医生,请求他在患者出院前能看望一下患者,帮他解释点疑问。直到出院,患者与家属也未能实现见手术医生一面的期盼。出院前,接到我认识那位医生电话后,手术医生派了他手下的一位正值班的年轻医生,到病房看了患者。只在病床旁呆了不到5分钟,不是为患者答疑解惑,而是把患者与家属好好数落了一阵。说手术顺利,可以出院了,我值班正忙呢,以为你病情有什么变化,没事别随便打搅值班医生。我熟识的那位医生只好把患者带到自己在民营医院办的心脏康复中心去做“售后服务”。患者与家属仅在术前见过手术医生一面,也就几分钟,说让患者放心,他受人之托,会亲自手术。我在国内和美国开会期间,曾花了很长时间动员这家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做心脏康复,还安排她去郑州中心医院和湘雅参观。她最后给我的答复是不做康复,理由是一无医保,二是有点空间,支架病人都没处住,有点床位,不如做支架。


东北的一位45岁前壁心肌梗死后的患者,肥胖,吸烟20余年,每天1-2包,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在当地做冠状动脉造影,三支病变,左主干远端狭窄70%,转北京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我考虑患者年轻,推荐到北京某医院找袁主任做双乳内动脉搭桥。手术很顺利。患者出院后到人民医院加了我周三门诊号,说术前术后都没见袁主任一面。术前本想出院不做了,又考虑我推荐的,一走了之不好,还是把手术做了。


另有一患者,到了北京某医院,因与他见面的不是袁主任本人,而是另一个年轻医生,患者决定不在这家医院做手术,而去另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来我门诊,一是说明情况表示歉意,二是来问术后事项,手术的医院同样直到出院,也不知手术医生是谁,他还事先托了人情。


在北大医院工作23年,我虽不是外科医生,但无论给患者做起搏器还是射频消融,术前术后我都要亲自看病人,即使看似容易简单典型的病人,真正在做手术时,并非看似如此简单,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人命关天,手术安全第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术前准备,亲临病床看望病人,做好术前准备,术后看望病人,把出院的注意事项交代清楚,并建立随访途径。这都是老北大医院的优良传统。一有制度要求,二是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熏陶。


形成一个好制度不容易,毁掉一个好制度很容易,恢复一个好制度很难。


现在这些保证患者医疗安全的制度性保障和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温暖都不复存在。


前面讲了心外科,心内科何尝不如此?做介入的专家,一台接一台地做,术中准备,消毒铺手术巾,全是年轻助手做的。专家把支架做完,有些甚至不知患者的性别。


我多次听患者谈及这些情景。患者最大的感受是自己在接受手术过程中,根本感受不到自己是个“人”,而真切感觉自己就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部机器,一个一个送进去,再一个一个推出来。


医者,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离开了人文关怀,再好的技术,再成功的手术,都是冰冷的。医疗的本质,远非单纯的生物技术!医学需要回归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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