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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本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迁教授整理。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3期。 钱穆《苦学的回忆》及其他
李孝迁整理
整理者按：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位重量级人物，海内外研究钱穆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所凭借的各种史料亦极为丰富，若非新史料的发现或高明者的洞见，要真正推进钱穆研究实非易事。我不曾研究过钱穆，只是在翻阅近代报刊文献过程中，发现一些跟他有关的史料，经查阅既存研究，似无人加以利用。这些史料包括四篇记者介绍钱穆短文和一篇他本人自述，对深入理解钱氏的个性、才情和思想不无裨益。最有学术价值的自然是钱氏早年自述——《苦学的回忆》，1935年4月30日初刊于《大学新闻》，台湾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及其他各种文集皆未收录。关于这篇自述何以产生，钱氏弟子赵九成在《我所了解的钱穆老师》（《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回忆：“北大在沙滩时，附近出版了一个叫做《大学新闻》的小报，要出教授传记专刊，我曾亲自访问过他，请求他讲一讲他的历史。他说:‘我讲你记呢？还是我自己写出来交给你呢？’我说：‘你自己能写出来，当然更好。’结果他自己写出来，去红楼上课时交给我。我把稿件投到《大学新闻》，在报上发表了。这是他的传略第一次在报上披露。”
随后此文在多处报刊以各种形式转载：（1）钱氏在苏州中学教书时的同事英文教师沈同洽，几个月之后便把钱文译成英文“Recollections of my hardstudy”，发表在《高级中华英文周报》第28卷第700期（1935年8月10日）；（2）署名“道明”的小学教师阅读钱文之后，感触良多，“其一字一句都充满了热情与诚挚，一字一句都足以给我们不少警惕与指示”，于是在《教育短波》1935年第26期发表《钱穆先生的“苦学回忆”》，除了首尾，转引钱文大部分文字；（3）《北平晨报》1936年1月31日第7版有《钱穆教授》一文，作者署名“云村”，大体用白话文转译自《苦学的回忆》，并特别指出：“他的讲演是很易听的，口音虽还有些南方气，然而层次分明，话语有顿挫，身子虽矮，而声音却洪亮，很能引起听者的注意力，所以选他课的人特别多，还要有许多偷听的人。他待人以诚，所以同学都很信仰他，都愿意和他接近。我们看着他发表出来的东西，虽然是以考据擅长的，然而他讲书的时候，却并不甚注重考据，有时还常常攻击考据学之无用，却似乎是很注意历史和人生的关系的。”（4）《新中学生》1937年第1卷第1期又全文转载《苦学的回忆》。 从《苦学的回忆》转载情形来看，此文在当时应广为人知。遗憾的是，时过境迁，钱文渐被遗忘，以致今日研究钱穆者似无人看过初刊本。不过，近年有两位学者开始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苦学回忆”》一文，最初提到的是傅宏星《对钱穆〈师友杂忆〉一则重要记述的补正——兼及朱怀天生平事迹考辨》（《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稍后陆思麟《钱穆早年治学考（1912-1930）》（《思想与文化》2015年第1期）一文，以《钱穆先生的“苦学回忆”》作为探讨钱氏早年治学历程转变的主要文献依据，并强调钱文“目前暂未寻获，且未见收于钱穆诸集中，亦未见学界论及，盖已佚失”。事实上，钱文不仅没有佚失，而且还有多种版本。为了便以研究者充分利用解读《苦学的回忆》，现将此文的初刊本以及《大学新闻》其他四篇有关钱穆的史料，一并刊出，希望对研究钱穆有所用处。
从中学生到大学教授时代的钱穆 惟乐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北大史学系中号称坐力最大的教授之一，论其出身，恐怕许多人都会怀疑，他既未镀金，也未住过道地的大学，据他说只是一个中学肄业生。出中学后，曾任小学教员，他一方面任教，一方面刻苦励学。不久，又当了中学教员。在不断的努力过程中，学问日增，更时时发表著作，以卓绝之见甚多，遂为国内许多名学者所赏识，又从而拔擢之，钱先生于是荣膺大学的讲座了。但他并不因此而骄傲、疏懈，反而因此自危、自省，其刻苦自励较前更甚，直至今日尚是如此。其先后发表的著作，据我所知道的有：《论语要略》、《国学概论》、《墨子》、《王守仁》及《秦汉史讲义》等，自然，这些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代表。 他的身材矮小，体质也甚单弱。但讲书时精神甚为充足，一连两个钟头不下讲台，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习惯，平居生活简单，衣多布质，常向人说：人生不可太认真，认真了就不免生出许多烦恼，这也许是他思想行为相合的地方吧！ 在北京大学他专教史学而偏于古代的部分。普通研究历史的大概可以分为偏重考据和大义的两种，钱先生则属于后面一类。他常常说：现在各种学问的内含虽愈分愈细，但吾人从事研究时心目中不妨将它的意义看宽大些、活动些，因为各种学问总是和人生是有关系的，我们要使它不离开生活，要使它培养生活而为人生所利用。故他对史学不主张专研究考据，因为考据之学实在只是史学的一种工具，专研究它，不免太嫌枯燥，太离开人生，并且一方面也失掉了研究史学的真实意义。由此看来，钱先生的生活形式虽单简，而他的内质则极其丰富而有意义，他的心怀是开展的，思想是乐观的。有这样的心胸和思想，再本其对史学的主张，故对历史常有极新颖的解释和发现。而中国的史学界所以能利用这新的科学方法，使它能在黑暗中稍稍现露光明，也可谓非出偶然了！ （《大学新闻暑期特刊》之三，1934年8月15日）
钱穆的历史观 克明 谁也知道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钱穆，并没有在外国镀过金，而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连大学都没有进过，可是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颇能自立门户，自圆其说。 据他自己说：他对于战国史是拿手好戏。他对于《史记》的《六国表》，认为不满意，他说：“太史公的《六国表》排列得有错误，因为如此，所以整个的一部《史记》都跟着错误了下来。”钱先生因此编了《诸子系年》一书，把他所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加以修正。 钱先生又说：“中国现在急切的需要着一部中国通史，这部通史顶多不要过一百万言，顶少也不要过五十万言。如果有两部的话，那就更为方便了。一部是为大学生写的，一部是为中学生写的，顶好是能使大学生或中学生，费上一年的工夫，而能对于中国通史有一个相当的概念。现在大家口口声声的大喊着要恢复民族精神，但是一般人对于本民族已往的历史一点也不知道，那么所谓恢复又何从而谈起？所以中国现在非常需要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不可。但是这部书始终还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有人要从事于此种工作。”因此钱先生对于这中国通史的著述，大有舍我其谁之慨。 我们平日听钱教授的讲话，总是很自负的，而且固执的说：“旁人的意见是错的，我是对的。”但事实上究竟是不是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对”呢？这须待历史学专家们去评定。我们希望的是：钱先生多拿些“货色”出来表现给人看！以证明其“言不虚传”。 （《大学新闻》第2卷第6期，1934年10月14日）
史学家不懂得幽默 月笛 钱穆教授讲授历史是别有他的见解的，这是浮在人人口角的话，而且心里也好像这样的承认，在礼拜六的下午三点钟，二院大讲堂又坐满了一讲堂的人，他们都是来听钱教授他（家）的历史的，其中不本校学生的人也很多——他们想来都是久闻教授大名的，钱教授照例是一打钟就上堂的，于是开始讲书了，题目是“幽王时代之戎祸及平王东迁”。讲到幽王，教授就有话说了，我们谁都知道幽王的残暴是很有名的，他因为要叫他所宠爱的褒姒笑一面，而就把那国家用为兵事之用的烽火台烧起，于是火焰矗天，诸侯看见，以为国家失事都纷纷引兵来救，及至赶到的时候，原来却是幽王和褒姒开玩笑，诸侯见了都很愤慨，知道国家没有战事，于是都扫兴的归去，褒姒因而破颜一笑。但是诸侯却从此再不理幽王了，然而教授却说太史公是错了，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这是太史公跟幽王开玩笑，在这样大讲幽默的时代，这样富有幽默的史实，却被钱教授否定了，钱教授未免不懂得幽默了。 （《大学新闻》第2卷第11期，1934年11月26日）
献给钱穆教授的意见 C.K. 钱穆先生在本刊上已有几次介绍，最具体的如伊人君的那篇文字，略且梗概。这里无妨再略为谈一下。钱先生在北大主讲中国通史及上古史。他以精密的头脑、新颖的眼光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把历史上的事实说得天花乱坠，让你舒服，让你笑，让你摇头称赞。这种叫座的能力，可算登峰造极。他对于上古史，采用一种探索的方法。今年讲战国史，明春讲春秋史。他讲战国史，以《国策》与《史记》互相引证，并主以司马贞所引之《竹书纪年》（因今本《竹书纪年》为明人所改，不足为凭）来改正《六国表》的错误。这种方法是否正确不得而知，不过钱先生考据的精神倒是值得佩服的。此外，我个人对于钱先生的一点意见，就是钱先生在有些地方，也未免太爱用“搭桥”的办法——也就是偷天换日的办法——譬如他说：儒，在《说文》上，柔也，术士之称。钱先生就说了，“术”字在《庄子·天下篇》有“古之学道术者”句，注术犹艺也。可见术士等于艺士。艺指六艺，通六艺者谓之艺士。对了，讲通了，钱先生也就笑了。又如墨子，墨不是姓，乃古代刑名，即后人所谓黥，如汉英布称为黥布是。因此便引到《荀子》上有“刑余罪人之丧，止于妻子，桐棺三寸……”而墨子主节葬，便是因为他就是刑余罪人。再从《孟子》上“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句，便认为墨子就是剪掉了头发的“髡钳奴”了。 （《大学新闻》第2卷第19期，1935年1月21日）
苦学的回忆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钱穆
题为编者拟 编者按：钱穆先生 ，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现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其著作有：《国学概论》、《论语要略》、《周公》（译）、《墨子》、《公孙龙惠施》、《王守仁》等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近有《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在印刷中。钱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功，用不着我们介绍。这次承钱先生撰稿惠赐本刊，我们读后觉着文中的一字一句都充满了热情与诚挚。钱先生的苦学生涯，真足令清寒的同学们得到很大的兴奋。
顷接大学新闻社通函征求关于私人读书经历及读书方法之自述，复蒙两次特派记者面促，爰志节略，用报雅意。 鄙人乃一苦学生出身，并无履历及资格可言。七岁始识字，在私塾三年余，四子书尚未卒业。后改入新式国民小学堂。不幸早孤失教督，十三岁考取府立中学。至十七岁，适辛亥革命，未得应毕业试验。十八岁起为乡村小学教师，自是余之教书生涯，乃与中华民国之纪元同开始。今年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亦即余从事教师生活之二十四年也。总计为小学教师者十年，为中学教师者又九年，今滥竽大学讲席者亦既五年矣。余以教书之余暇，从事读书，则亦迄今二十四年勿辍。 小学教师时代 第一年初出任教，得年俸一百四十元，每周任课三十六小时，又兼课外管理，并有寄宿学生三四人，早夕同寝处。余每以午夜于枕上阅书，久之乃得失眠之症。第二年境遇较佳，课务自三十六小时减至二十四小时，然亦阅改国文课卷两班，算术课卷两班，各有百册，课外尚负监护之责。如是者又三年，而同事每推余为读书好学。因乡间虽有学校，却绝少见为人师者亦自读书也。尚忆余致书一友人，略谓：“读书为学，必得四缘：一静地，二暇时，三拥多书，四得良师友，而其人天资在中上者，乃得有成。如余则姿禀在中下，而四缘者无其一，惟可谓有读书之志耳。其不能有成，固已自知之。”自后每遇人称余读书好学，则必以此数语对，闻者亦常嗟叹称是。久之忽悔悟，若余处境，尚不得谓无地、无时、无书、无友，亦不得谓无姿禀，所缺者，仍是立志之不坚。苟抱决心坚意，则时、地、师友、书籍、姿禀皆不足以阻我。如是为念，乃始发愤，自此以往，乃始为余正式从事读书之期也。是年为余之二十一岁。 规律的读书生活 余既决心读书，自念当同时并进者有两事：一为锻炼余之体魄，一为规整余之生活，否则虽有志决不成。自是晨起则有朝操，午后傍晚则有散步，临睡则有冷水浴与静坐。虽一瞬息，亦闭口为深呼吸。凡中西书籍，言及养生炼体之事，为余所可试者无不试。而日常生活，尤严立规程，起卧有定时，作息有恒规。不使有一晷刻之落空与失常。凡乡党、闾里、朋侪交游一切应酬来往，可省则省，可免则免。而赌博、弈棋、饮酒、吸烟种种平日之消遣，一概戒绝勿再为。学校上课及一切杂务为余之休息时。下课职尽以后，则为余之正式工作时。早晨读经籍诸子，如《易经》、《尚书》等较艰深者为精读，晚间治史籍，如《汉书》、《资治通鉴》等为泛览。下午课余读诗文集，如《十八家诗抄》、《经史百家杂抄》等为转换与发舒。其他不成整段之时间，乃至每日上厕苟有五分至十分之空隙，则浏览新书杂志及旧小说笔记等为博闻。 先后三四年，得读《五经》、《四书》、老、庄、荀、韩、墨、吕、淮南诸子；《左》、《国》、四史、《通鉴》诸史；《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十八家诗抄》以及韩、柳、欧阳、东坡、荆公诸集；《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及象山、阳明诸家。每读必从头至尾竟体读之。一书毕再及他书。有一读者，有再读者，有三四读者，并有三四读以上者。如此轮流读之，节衣缩食，皆以购书，毕心一力，皆以读书。今之稍知古今学术之门径与流别，胥于此数年树其基。 时松江朱君怀天，与余同事同学，上课以外，两人之生活如一人，卧同室，朝夕同卧起，一书轮流同读，散步则同行，相互为讨论。朱君年少于余，聪明过余，而体质不如。惜不永年，至今思之，深为悼怅。余为编其遗文，刊《松江朱怀天先生遗稿》一册，今北平各图书馆中或有之。 中学教师时代 此后余曾一度放弃余严格之读书生活，而从事于小学教育之种种实验与体察。终日与百余小学生相处，倍极以劳瘁，而晚间仍不免时时读书，结果积劳得脑病、咯血。休养逾一年，始复健，而余与小学教育界之关系亦从此脱离。此时余年已二十八，得为中学教师。生活与前大不同，己与我以读书之环境及其种种便利。然余则殊觉余读书之精神与努力，及其愉快兴奋之感觉，实较前远逊也。 余读书无师承，故亦不知所谓方法与门径。十三岁前在小学一次得奖书几种。内一册系蒋方震译日籍，今已忘书名。其中皆述欧洲有名学者以贫困未受学校教育而刻苦自修终于成功之故事。余受此书之影响最大，实时时盘旋余之脑际，而永远给余以深厚之鼓励。其次则为曾文正家训、家书，余最先发愤读书，全依曾书指示，如有恒、不间断、一书读毕再读他书之类。而余所读书本，亦全依曾书所教，如《文选》、《庄子》等，虽初读未尽深晓，然余终自首至终，默读不辍。 余初读书，惟知有湘乡曾氏与桐城姚氏。既读毕姚氏《古文辞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抄》及《十八家诗抄》，拟开始遍读唐宋八大家集。曾读过韩、柳、欧阳、东坡诸家，次及王荆公。而余之兴趣乃一变，觉《荆公集》中余所爱好者，多为姚、曾所未选，余始于姚、曾抱不满。继是乃舍古文辞义法之研究而转寻学术思想。最先读陆、王，次及《近思录》、宋元明学案。遂从此旁及佛书，上推周秦经籍诸子。而当时尚不知有汉学考据。 嗣读《墨子》，大疑，觉其正文与小注皆有误。然余书皆石印劣本，疑不可恃，乃别购一浙局木刻本，而所误如故。因随读随记，名《读墨闇解》，志余疑焉。读未半，疑愈甚，窃意《墨子》书已垂二千载，岂有积误如此无人晓者，然在乡间无可咨询。偶翻商务《辞源》，有“墨子间诂”一条，大喜，乃急购《间诂》读之，始知凡余所疑，前人固已疑及，而其解则胜余多矣。然余亦颇有与前人暗合者。自此遂通汉学训诂校勘考据之曲折。而余始斐然有述作之意。 回顾与前瞻 今幸得滥厕大学讲席，见来学者一入学即得师数十，得友数百。各学程均有门径与方法之指导，有极完备之图书馆供其参考阅览。自念往日独学冥行，真如在地狱中。然余以前读书苦处，每一回念，亦增乐趣。今大学诸君，时有彷徨烦闷，莫知适从之苦，而余往日则因见闻之孤陋，转得一意向往，绝无倦怠。今大学良师虽多，课程虽备，参考书虽富，而学者常苦汲汲，匆匆每不尽意，而无沉潜深细之乐。余往日则诗文只知有陶、杜、韩、欧，历史只知有《史》、《汉》、《通鉴》，思想只知有孔孟宋明，考据训诂只知有王、俞诸书，一字一行反复玩味。转若今大学诸君读书，易增其知识上之苦痛，而余往日读书，则时与以感情上之慰藉也。 余今日之处境较之以往，不啻霄壤，然奋励之志气，深细体玩，或转不如前。益知环境无往不足以有为，而青年期之精神与志趣，最为难得而可贵，余于学术绝无建树，不敢妄谈所谓个人之经验与方法者轻以教人。惟愿大学诸君，在此读书运动之风气中，各自奋励，先立纯洁之趋向赴之以坚忍之意志。无欲速，无近名。诸君今日已有一绝好之环境，又尚在青年最有希望之阶段，无论天资高下，要必有一种相当之成就，以造福于国家社会。鄙人于欣羡之余不禁继之以祷祝，而犹愿竭其余力以追随俱进也。 （《大学新闻》第3卷第9期，193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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