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理科医生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他们每天在做什么？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王坚眼里看来，病理科医生的角色非常复杂，除了要当好医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需扮演好其他几个角色。 病理科医生要做“名侦探” “有时候，我们就好比是医生中的‘侦探’。”王坚说，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职业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要求从业者心细如发，见微知著。侦探有这些特点，目的是为更快破案找到线索，而病理科医生则是为了拯救患者，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很多时候，病理科医生的工作难度比侦探破案只高不低。 “平时经常和各种各样的检查报告和病理鉴定工具打交道。”王坚说，这些工具和检测，其实就是病理科医生手中的“放大镜”，病理科医生需要做的，就是从一大堆患者的信息中抽丝剥茧，最终确定致病“真凶”。   “有一位17岁的患者让我印象深刻。”王坚说，患者来院时腋下有肿块，由于发现时间晚、病程发展快，已经失去了做活检的机会。虽然仅凭肉眼无法确诊患者患了何种疾病，但王坚可以断定，患者的情况不容乐观。由于已没有办法再做新的有效检查，他一时间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下手。 “思来想去，只能从患者以往的检查结果上找线索。”王坚回忆道，“我们找来了患者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检测材料，再根据其来院之后的种种症状和迹象进行综合分析，最终认定患者得的是‘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属于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肿瘤类型。” “案”已告破，时间就是生命！诊断一定，病理科立即协同化疗科一起为这位患者制订治疗方案。“治疗的效果证明了我们诊断的正确性。”王坚说，患者的治疗效果十分理想，病情逐渐改善。 “回想起来，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回忆起这位患者，王坚不由得感慨万千，“疾病并没有阻止他当年参加高考，他顺利进入理想中的大学校园。前段时间，孩子的母亲还回来找过我们，除了向我们表示感谢，给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外，还带来了好消息：孩子现在生活得很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治疗到了这般地步，基本上可以认为疾病已经被治愈了。没有什么比这消息更好的礼物了。”王坚说。 病理科医生应是“大法官” 不少人对病理科医生的印象是“坐在实验室或医生办公室里，大多数时间与显微镜打交道的人”。这样的印象是片面的。“事实上，病理科医生经常需要和患者直接沟通，这样才有助于作出最及时、正确的病理诊断。”王坚说。 “很多时候，患者来之前已经去过许多医院，找过许多医生，之所以还要怀着一丝希望来找我们，就是想听到一个和别处不同的声音。”王坚说，“此时，我们充当的角色就是生命的‘法官’，与法庭上铁面无私的法官不同，生命的‘法官’在提供准确病理诊断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患者和家属的感受，虽然谈不上‘一言定生死’，但我们的每一句话，往往都会牵动着他们的心。” “特别是在对孩子的问题上，家长的情绪更加可以理解。”王坚说。曾有一位来自浙江的11岁少年，由于前臂出现肿块而前往医院检查。当地医院检查之后诊断为恶性肿瘤，而且恶性程度很高。 “从父母的神情上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诊断结果让他们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和心理压力。”王坚回忆道，“但在仔细查看孩子的病情并重新阅片之后，我心里却对这个诊断产生了怀疑。” 最终的诊断结果与王坚的猜测不谋而合，先前的诊断确实有误，孩子患上的其实是“环形肉芽肿”，一种很容易被误诊的良性肿瘤。相对来说，这个诊断结果比之前的要好太多了。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孩子的家长。”王坚说，“当我说这些的时候，他们的神情极度紧张，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法院听法官的终审判决一样。好消息一出，明显可以感到他们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 但是，法官的职责，不只是判决，还要量刑。王坚说：“病理科医生诊断结果的正确性，往往会对临床治疗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医学上的‘量刑’。诊断结果不同，医生在治疗方法和程度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曾有一个14岁的女孩，从厦门来到上海肿瘤医院病理科求医。来之前，女孩的父母已经带着她在当地的医院检查过了。当地医院根据多项检查的结果，诊断女孩患了胃肠道恶性肿瘤。女孩的家长抱着一线希望，在当地医院的推荐下带着她来到了肿瘤医院病理科，希望进行进一步确诊。 “从女孩带来的检查数据和材料来看，当地医院的诊断没有问题。”王坚解释道，“但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女孩的基因突变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类型的肿瘤在这个指标的检测中应该显示为阳性才对。” “这让我们对她的治疗产生了犹豫。”王坚说，“如果把她的疾病作为恶性肿瘤来治疗，那么首选的应该是靶向治疗，但如果诊断结果有误还采用靶向治疗，不仅会浪费宝贵的治疗时机，高昂的费用也会给患者家庭带来极大经济压力。” “在肿瘤医院重新做了部分检查之后，又发现一些检查指标与之前的材料有所出入，于是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的诊断。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性，我们建议患者再加做一个‘分子检测’，以此提供新的线索。”王坚说，新的检查结果证实了他们的观点。最终女孩的疾病被确诊为“发生在小肠的骨外骨肉瘤”。而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应该采取放化疗。有了正确的诊断结果，终于能够“对症下药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不错，病情也逐渐有了起色。” 病理科医生要当医生的“好老师” “如今，在某些医学领域，我国的水平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甚至引领世界。但在病理学方面，我国和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坚坦言，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二是沉淀。 1997年，王坚曾在日本产业大学进修，学习病理学专业，之后在2005年、2007年又分别以学习交流的形式去过美国两次，提高自己的病理研究水平。“我认为去国外从事1~2年的研究和学习，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几段出国学习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国内病理学与国外的区别所在：国内的病理学资源还处在应付“量”的阶段，而对于“质”的提高，却还处在混沌的觉醒和摸索之中。 “最近几年，随着硬件的不断发展和优化，国内病理研究的基础环境正在逐步改善。”王坚说，这更凸显出了我国缺乏病理学专业人才的困境。病理，是国内目前人才最为紧缺的医学领域之一。一个好的病理科医生首先应是个好的临床医生，这样才能了解临床医生在诊断和治疗中的需求，更好地配合临床治疗，从不同的角度服务患者。但这中间存在一个悖论：对一个医学人才而言，如果他已经是一个好的临床医生，那么他为何要再转去做病理呢？临床医生的人才缺口也不小啊！ 病理科的亚专科建设，就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正在践行的、缓解病理诊断困境的措施之一。科室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将患者的病情逐步细分，并推动医生的研究方向进一步细化，提高诊断效率，最终造福更多患者。 “肿瘤医院病理科从2007年开始推进亚专科建设，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王坚说，“与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各方面都更加专业、规范的美国相比，10岁只能算是‘小学阶段’，积淀还远远不够。但我们也在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加强对年轻医生的培养。” 病理科是肿瘤医院的“王牌”科室，每年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会诊34000多例。王坚说：“我把这看作是对我们的信任。下一阶段，科室还会配合医院的发展，推进二、三级医院诊疗的标准化，帮助基层单位增强疾病诊断能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得益。我也希望肿瘤医院的病理科能做一个‘好老师’，成为我国在病理研究方面的引领者，终有一天迎头赶上先进国家的脚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策划：宣传部 采编：王广兆、施源（《康复》杂志） 编辑：刘雁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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