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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年味 江伟民/文 缺少了图腾、希冀、敬畏和情怀，年在人们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寡淡无味。于我，却在一方恬淡的心田里，贮存着丝丝缕缕的记忆。随着年轮延伸，愈发醇香。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人到中年，对年的感悟或多或少有了一些说话的权力。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惧怕过年了？我说不清。或许已有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想有所成却终究难以达成，面对父母苍老的面容时，心底便会泛出许多惭色来。父亲常说，子不嫌母丑，母不怨子贫。一年到头，只要一家人合围一起，其乐融融吃餐年夜饭，就比什么都好了。 我更是一年又一年地在父母的宽慰下，修复过往创伤，鼓起新的勇气，小聚几天后，又回到打拼的城市，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明天就是三十晚了，我在敲完这篇小文之后，又将带着妻子女儿回到那个偏僻的山村里去。那里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是家，有着父母殷切期盼的目光，有着我熟悉的父老乡亲。尽管那些熟悉的面容一年年在减少。取代他们的是一张张崭新得让我陌生的脸孔。 似乎年年如是，父母与我交流的首要话题，是赶了这么远的路，可饿了，要不要先打个鸡蛋充充肚子？再接着，便会和我说说村里的的人，谁谁走了，没能赶上过年就走了。父母说话的时候，一种沧桑和迟暮不时地向我涌来。他们不愿意问我的工作，或许不愿意让我忆起过往的艰难和辛酸。然后就会说，今年的年猪膘长得快，杀了多少肉之类的。回去的时候，挑几块，天要太热就搁冰箱里，不然就变味了……在他们的眼中，我还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永远都是。把鞋穿反，把袜子穿反，整个身子打雪仗弄得潮湿，母亲按着在炉边烤，端着碗还在跑，最后摔一跤把碗打碎……母亲跑过来，先看我有没有磕破皮，然后说一句“岁岁（碎碎）平安”。一只碎碗也是一个好兆头。 物质的极端匮乏，让一个年充满了期待。我在想，父母年青的时候，是否也会因为拮拘的生活而对年充盈恐惧。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猪头过一个年的日子。肉都卖给了公社的肉铺，换了钱买来米面，一年365天，日子长着哩，得慢慢过。即便现在，我亦不能完全揣摩父母当时的心境。或者，他们什么都没有，过年嘛，过就是了，还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样的日子，毕竟无法普通。该有的仪式是一个不能少的。腊八时要清扫屋宇，小年时在祭灶、送灶，正月十五再“接灶”，把灶神接回来。送也好，接也罢，必焚香、摆上祭品、燃放鞭炮。这灶神管着一家人的温饱，必是得罪不起的。把灶神安抚好了，上天庭汇报玉帝时就会美言几句，求得来年依旧有米下锅。母亲虔诚地做着这一切，守护着心中的图腾和希冀。 临近春节的几天和正月上，还要为爷爷奶奶分岁、开岁。家中几个儿子，就提前几天开始，在三十晚前完成分岁仪式。按长幼顺序，父亲和叔叔们把长辈请到自己的家里吃上一天饭，包上红纸包，祝愿长者健康长寿。过了大年初一，再次请上长辈吃上一天饭，是为开岁。意为新的一年开始了。爷爷过世得早，当时我还刚读中学，才12岁。奶奶走的时候，女儿刚出生不久，她也算是“下见三代”的有福之人。尽管那时候，奶奶已经患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连她最疼爱的孙子都认不得了。祖辈过世后，这分岁、开岁的仪式变成了“隔岁”和“拜坟年”，三十晚和大年初二，一个家族十多口人都要来到爷爷奶奶长眠的地方祭拜。 母亲只上过一年小学，等于没读过书，但她却严格虔诚地恪守着年俗的大小仪式，因为她的心中有着敬畏。特别是家里的灶台，一年到头容不得我们放肆的。记得一次，我用筷子敲了一下灶台，从不发怒的母亲，一下子脸紧绷起来，一把把我拖开。按她的话说，这是不尊重灶王爷（灶神的另一种称谓），弄不好，会让一家人断炊的。 另一个就是三十晚上的“擦屁股”。这屁股就是嘴。小孩子会乱说话，要是在第二天——大年初一说了不该说的得罪人的话，那会被人指责没教养。咆过年夜饭，母亲会偷偷地揣上一张草纸，趁我们兄妹三人不注意时，一把拽住就往嘴上擦去。那纸过于粗糙，擦在脸上丝丝生疼。这时候的母亲全然不顾我们的感受，力用得大。她要擦去我们口中不合时宜的“污秽”话语，好好地过上一个年。母亲只能靠偷袭完成这一艰巨仪式。兄妹中，往往一人上当了，另两个就会像小兔子一样逃遁。母亲又会好言相劝起来，说轻轻的，绝对轻轻的，不疼的。再不济就以红包利诱。我们大抵逃脱不了在母亲心中这一庄严的仪式。现在想想，这些残存心中的记忆，倒成了回不去的年味了。因为我没有为小辈再做过。女儿小的时候，母亲或许“瘾头”上来了，还是为她擦过几次嘴巴的，后来见女儿反对强烈，也就做罢了吧。 过了年，父亲就过了古稀。母亲小上父亲4岁，却已银发盈头。母亲说，像你外婆，头发白得早。前几年，母亲过年前要染上一次发，现在觉得白发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 有父母的地方就有家。有家就有守望和温暖。一缕炊烟，几声唠叨，就有诉说不完的年味。 年味原本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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