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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道德观在古代被普遍地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子不能有才，而是即使有“才”，也多是局限于在自身狭小的生活圈里展现，不必外露，不可张扬，否则就有可能招来责难和非议。作为一位以女性身份而著称于世的作家，李清照无疑也会被作如是观。关于李清照的生平，宋人的记载极其稀少，这也致使后人对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争议难以止步，关注她的生活世界，评议她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就一直在不断地发酵，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据不同的理论解读李清照及其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美国学者艾朗诺先生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以下简称艾著）一书，是解读李清照的又一部新作。 艾著是基于女性主义来解读李清照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伦理等诸多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中国在传统时代正是这样的社会。作者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李清照其人其事及其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对古往今来学者就李氏的评议进行了驳难，提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李清照勇于冲破世俗的诸般禁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张扬个性，成名文坛，实属不易，这是艾著着力要论证的。
成名之累
李清照的成名，主要体现在创作方面，这与她卓越的识见有关。在宋代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多称扬其才华。王灼云：“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碧鸡漫志》卷二）朱彧云：“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又“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 （《萍洲可谈》卷中）谢伋云其“妇人四六之工者” （《四六谈麈》）。朱弁云：“善属文，于诗尤工。”（《风月堂诗话》卷上）赵彦卫云：“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云麓漫抄》卷十四）佚名《瑞桂堂暇录》云：“才髙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调行于世甚多，尝见其为乃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可知李清照不仅词写得优异，诗文也是很擅长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坛，她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需要胆识的。 艾著认为，李清照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名扬于世，为社会所关注，已属罕见，至于献诗给官员，贬斥男性领导层的软弱，又撰写《词论》，历数著名男性词人的短处，诸如此类，其言行更是令人震惊（艾著322页）。“生当作人杰”，这是李清照《乌江》一诗中的句子，她何尝又不是如此努力着的呢？富有才华，不让须眉，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她是不甘寂寞的。中国古代社会，男性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是不争的现实，社会对女性言行的诸般禁忌也无处不在，作为一位富有才华和智慧的女子，勇于突破诸般禁忌，取得卓越的成绩，其中有赏识之音，也会招致男性的忌恨与讥讽。尽管这样，李清照以过人的才华和胆识，敢于挑战男性的权威，并在文坛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还敢于对时政发表意见。李清照曾“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庄绰《鸡肋编》卷中），公开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南宋官僚集团的不满，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就女性而言，这本不属于她分内的事，更何况公开地指责官员呢？引火烧身，这是难免的。
再婚之累
宋代文献记载中除了称赞李清照的创作才华外，另一焦点就是关于其晚年再婚、随即离异的事，与赞赏其文学成就不同，在对待再婚这件事上，宋人的态度是极端的。如王灼云：“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碧鸡漫志》卷二）朱彧云：“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晁公武云：“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郡斋读书志》卷四下）陈振孙云：“晚岁颇失节。”（《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短暂的再婚，引起时人的讥讽和非议，不也是男性主宰下的社会对女性不公正要求的反映吗？这件事使李清照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如何化解，变被动为主动，在这方面，艾著认为李清照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并依据对《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等文章的解读给出了答案。 艾著指出李清照撰写《后序》，是试图凭这篇文章重塑自己的形象，再次确立自己作家的身份，恢复先前的地位与尊严（艾著148页）。又指出，李清照写信给綦崈礼，拜见高官米友仁，使自己重新回到了士大夫精英阶层。从写信的自省自责，到重新步入上层社会的自尊自信，撰写《后序》是重获尊严的关键一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重新振作，从再婚而又离异的泥潭里摆脱出来，其目的有三：第一，重新成为亡夫赵明诚的“命妇”，如此能得到朝廷颁发的月俸；第二，想与赵家亲属重归于好，因赵氏家族政治势力大，能协助其重新获得“命妇”之名，或至少不阻挠其行为；第三，恢复先前在士人圈中独享的“才女”光环（艾著160页）。艾著又认为李清照通过撰写《后序》，至少从四个方面力图表达或暗示了这些意图：其一，描绘了自己与赵明诚本是夫唱妇随、情投意合、天生一对的夫妻形象，以赵明诚忠贞之妻的面目示人；其二，是想表明在赵氏猝然离世后，仍然为之守寡，全力保护其所珍视的收藏——这些是早年婚姻的纪念；其三，暗示读者，在赵氏去逝后，自己只身一人，处境艰辛，而再婚，则是在病痛、困惑、求婚者的欺骗与弟弟的催促下再嫁的错误决定，委婉地说明了当时不容她保持单身，由此希望世人淡化对她失节不忠的看法；其四，影射赵氏对自己后来的艰难处境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赵氏不切实际地要她保护文物，不能为将要守寡的妻子作出规划（艾著161页）。作者认为，李清照在一篇要公开的文章中，详细地陈述夫妻间极其私密的事，这是不寻常的，是违反常理的，像她这样有修养和地位的女性，不应如此。此外，也对后人多从《后序》得出二人理想婚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李清照在《后序》中其实暗示了二人关系并不那么美好，委婉地表达了对赵氏的埋怨（艾著164页）。总的来看，艾著对《后序》写作动机和创作意图的解读是别开生面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词之累
李清照现存的作品，除零散的诗文，只有词集保存了下来。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载有《漱玉集》一卷，又云别本分五卷。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载有《漱玉词》三卷，知宋时李氏词集有一、三、五卷之别。入元，《宋史》卷二○八“艺文志”载有《易安词》六卷。至明代，见于藏书家著录的有：钱溥《秘阁书目》载《漱玉集》，未标明卷数；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下载《漱玉集词》一卷；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载《李易安词》一本，未标明卷数；毛晋《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载有《漱玉集》一卷。知明代李氏词集只存有一卷，明末毛晋汲古阁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一卷，存词仅十七首，已属不全。清以后，诸藏书家著录的《漱玉集》或《漱玉词》多作一卷，其来源，多与毛氏汲古阁藏本有渊源，在此基础上增扩的也不少，所据为宋以来诸种词集选本、野史笔记等。关于其作品，目前能确认的不到四十首，外加疑似的，有八十首左右，较两宋词名家而言，李清照词作的存世量还是有限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坛，要取得超越男性的成就，李清照做到了；同时也要力求有别于男性的特点，就词的创作而言，李清照也做到了。这才使得其作品有别具一格的魅力，为历代文人所喜爱。 艾著认为，词作为一种与女性形象、声音和情感紧密相关的文体，李清照在创作时，其竞争意识尤为强烈。艾著指出，大量证据表明，李清照有着对文人身份的自觉，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敏感，有着要与男性作家相较量的意识（艾著269页）。因此，在词的创作方面，李氏词中的主观元素往往是最新颖、最容易被记住的，这是与众不同的。她擅长描写女性形象与感受方式，在描写这些女性的时候，告别了男性词人所依赖的写作传统（艾著290页）。比如，李清照在化用和改写前人成句的方式方面是大胆的，足以自我宣扬或引起他人的注意。书中以《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词为例，指出此词是自唐人韩偓《懒起》（一作《闺意》）一诗化用而出，诗凡十二句，末四句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又有“瘦觉锦衣宽”句，艾著认为李词意由此生出，李氏摈弃了韩诗前八句闺怨诗意的传统语汇和意象，而偏偏截取缺乏闺怨元素的后四句，敷演成一首小词，并把“瘦觉锦衣宽”之原本很普通的“瘦”字意，转用成不同凡响的意蕴，使整首词显得新颖别致，赢得历朝文人墨客的激赏（艾著270页），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技巧。书中又以《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为例，指出“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数句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之“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诸句，艾著以为范氏词中，愁情在女子的“眉间”（即脸部表情）与心底是同时出现的，而李词则在“眉头”与“心头”之间设置了等级顺序，意指愁情即使在脸部消失，但会留在心底，也就是愁情太浓烈，超出女主人公的掌控与应付，尽管她可掩饰面部的情感表现，给人以冷静矜持之感。较范氏词而言，其表达精微细妙，就不言而喻了。上述几例，可见艾著对李氏词的解读是有独到之处的。 艾著认为，在词的创作上，李清照只身闯入文人圈，屡遭质疑，处处碰壁，仍以出色的才华证明自己：她不仅能驾驭不同类型的男性化题材，写出足以媲美男性的上乘之作；而且，她的词富有内在而持久的魅力，这些特质与男词家们的杰作迥然不同（艾著324页）。正因如此，李清照的词也招致时人的非议，如王灼云：“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一方面肯定了李氏在小词创作方面所显现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李氏染指女性不宜的小词创作深表不满。
接受之累
男性作家和评论者赏识李清照的词，却不能回避她的晚节是非问题。如此，则“作为女性作家典范”的李清照与“没有操守”的李清照之间的矛盾就愈加尖锐（艾著323页），也就有了后人对李氏其人其事及其作品接受时出现的两难选择。 对其词作的接受，主要是指对李清照小词的解读。艾著认为现存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传性的解读。长期以来，这些传统的解读，仿佛认定李氏词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只是反映了词人的私人情境（艾著169页）。因李清照词真伪杂陈，解读中就会出现以下现象：一旦被认为是原作，就会被套用李氏生平，很可能被系年，用来重构词人的身世（艾著87页）；一旦被鉴定是李氏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为平庸；一旦被署上李氏的名姓，疑作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的陈词滥调也被注入了新的光彩和感召力。凡此种种，是以伪历史或传记体的阅读方式来理解作品，把李氏词看成字里行间都充盈着词人自己的所思所感（艾著308页）。更有甚者，词人的身世也可能被相应地篡改，而且这类“修改”在李清照身上并不少见（艾著314页）。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中，其中或有出于标新立异等目的而强作解人。 对其形象的接受，则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艾著认为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并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其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投合了男性的审美观，他们通过编选李氏的作品使其强化。此外，男性文人还把这个形象编入了小说轶闻，使其更加复杂精细。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李氏的全集在南宋选家重建自己心中的词人形象之后可能就散佚了，于是选家们建构出的李氏形象，实际上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艾著182页）。李清照在南宋时被视为晚节有失，历元明清以至近现代，在学者中就出现了承认与否定的两种态度，在否定一方成为主流观点时，要把李清照这样的女子纳入男性文人圈，就得对之美化与净化，必须对她的形象及其立场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变，就会有重塑李氏形象的事发生，如晚清方志中，李清照传从“文苑”移至“列女”（艾著226页），“列女”部分记载当地的女性道德英雄，李清照的形象显然就是被改造过的形象。 不论是小词的解读，还是形象的重塑，艾著指出了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研究与解读中存在的种种不是，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艾著在研究李清照中，引入女性主义，借此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来挑战李清照的传统解读模式，针对老问题提出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其人其文，使这部著作充满亮点。由于李清照的生平资料匮乏，存在着对前人的记载又有不能坐实的困惑，其中存在着的矛盾心理是难以消除的。元人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号易安，而李清照为格非女。陈世隆，字彦高，书前陈氏小传云：“诗文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北轩笔记》一卷，彦博馆主人陶氏有其抄本云。”今存有《两宋名贤小集》，为抄本，题陈思辑，陈世隆补，此书荟萃两宋诗人小集二百四十种，《宋诗拾遗》或针对此书而言，《宋诗补遗》或即《宋诗拾遗》，只是卷数不同，当是传抄歧岀。《宋诗拾遗》藏南京图书馆，为旧抄本，凡二十三卷，为海内孤本。收两宋诗人近八百，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不少诗作仅见于此书，一些小传中有关作家的行迹，也为他书所不载，文献价值颇高。其云李格非号易安居士，当有其资料来源。易安之号本于室斋名（如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称），这个室斋名疑最初为李格非所用，后为其女李清照沿用，并作为自己的别号。如果李格非确实曾号易安居士，那么署名李易安的部分小词以及《词论》作者等的归属就成了问题，解读的困惑仍会继续，当然这并不妨碍李清照成为才女的事实。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意味深长的“Burden” 赵惠俊
由于英语读者必须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之间二选一，于是艾教授在英译易安词的时候发现将易安词中的女性主人公等同于李清照本人是值得斟酌的。这一结论意义非凡，一下子让读者看到了易安词的文本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当读者面对“男子作闺音”的时候，自然会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开来，可是一旦面对女词人笔下的女性词中人，这一文体特质总被想当然地遗忘。 初识艾朗诺教授，是在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唐圭璋先生诞辰110周年词学研讨会上，艾教授当时报告了关于易安词从南宋至民国不断累积增多现象的研究，我方才知晓艾教授已经就李清照研究沉潜多年。也是在那次会议上第一次看到“才女之累赘”五字，当时只觉“累赘”一词格外刺眼，但也就在不明所以间忽略过去了，不想这场困惑的邂逅却是自己有幸参与艾教授这本李清照研究专著翻译工作的机缘暗示。 本书的英文原名为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Burden”本是一个常用词汇，通常翻译为“负担”，但是艾教授自己将之定为相对生僻的“累赘”，我的疑惑也由此而生。随着翻译工作的不断深入，我逐渐领悟这个译名是艾教授十余年研究的深切之谈。尔后，朱刚老师又建议独标“累”字而成今之译名，更将全书在“累赘”之外的精彩也一并涵盖进来。可以说，“累”或“Burden”的复杂意蕴是全书的内核，也是我在翻译与学习本书时反复思考的问题。 要说全书最明显的“Burden”意味是什么，非“累赘”莫属。“累赘”是在长期阅读接受过程中多出来的东西，它们会局限甚至拖累理解的深入，将读者引入陈说的歧途。艾教授理据充分地论述了署名李清照的词作数量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新见于南宋之后词选中的易安词“基本不可靠”，这便是最易被发现的一块“累赘”。由此生发开去，“才女”头衔是更深层次的“累赘”，这是李清照被后世赋予及建构的身份，而且越来越成为李清照唯一的形象，严重拖累着李清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艾教授破除了八百余年李清照研究的遮蔽，重提被遗忘许久的常识——历史人物从来就不会是扁平的。然而光凭“累赘”并不足以概括此书丰富的成果，“Burden”最普遍的意义“负担”也是本书非常关键的元素，指的是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焦虑心态或先设预期。艾教授充分借鉴女性主义理论，指出李清照深受性别负担所累，在各体文学创作中均抱有与男性较量抗衡的心态，从而自觉地在诗文中展现阳刚气概、敏锐识见与超越传统的艺术手段。艾教授还敏锐地指出，读者承受着性别负担的另一重压力，总会在阅读过程中反复自我提示这是一位女性，从而不自觉地依照先定的性别预设去阅读、理解、想象李清照的人生与作品，传统李清照形象也就应运而生。如是可见，“才女之负担”产生了“才女之累赘”，而从“负担”到“累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才女之层累”，“层累”当然也就是本书“Burden”意蕴中至关重要的另一环。艾教授细致地还原了层累的过程，这在李清照逝世后不久就开始发生，此后不断累积各种各样的预设场景，而与柔弱才女形象相矛盾的性格与故事则被有意识地遗忘或否定。实际上，艾教授指出的易安词由少变多问题也是一种层累，反过来又为李清照形象添砖加瓦，于是传统李清照形象在今日已经层累得异常稳定与醇厚。艾教授不仅分析了层累的过程，更在本书中坚决予以剥去，为李清照重塑了形象，尽管他笔下的李清照与传统形象差别很大。 综上可见，“累”字至少包容了三种内涵，而无论是李清照还是历代读者，抑或是艾教授，面对性别导致的负担、累赘与层累，无疑都会感受到各自不同的疲惫。故而，读者看到本书译名的时候，若产生“才女很累”的第一反应，其实也不失为这本精彩纷呈的李清照研究的一种正确打开方式。 为了剥离层累，艾教授充分调动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材料，但无论再怎么努力，新材料也很难再被发现，研究工作还是只能围绕着那几篇核心文献展开。材料匮乏是仅以词名者的通例，也是词学研究不得不面临的焦虑或负担。宇文所安曾以“纸牌屋”比喻这种负担：由一张张纸牌搭起的屋子本身就不牢固，更何况只要抽去一张纸牌，整幢房屋就会轰然倒塌。艾教授的研究很好地应对了这种负担，思路主要有二：一、细读现有文献以发现新的理解可能。这突出体现在艾教授对《词论》的解读上。艾教授从开篇“李八郎”故事切入，认为故事中的李八郎就是李清照的象征，他以男歌手身份闯入了属于女性的歌唱圈好比李清照闯入原本属于男性的词体文学世界一样，李八郎最终获得了听众的认可与接受，李清照也期待着男词人能接受她的这次“擅闯”。这种理解角度前人已有尝试，但是艾教授的结论却是前所未闻。或许这个观点臆测成分较大，但无论认可与否，学者都能够获得突破陈规的启示，思考词论与李清照形象其他的可能，这便是有效的研究，比讲来讲去还是在重复证明李清照重视音律声乐要有趣得多。二、将文本置回到鲜活的历史场景去。由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词人的作品在解读的时候总会被孤立，似乎游离于作者的生活状态与其他作品之外。但是任何文本都产生于鲜活的环境，文本自身也同样是鲜活的，传统上将词体文本悬置出来的读法容易使文本的阅读弹性部分流失。一旦将文本放归到鲜活环境中，不同的理解可能就会随之出现，文本的美感魅力也会更加夺目。历史书写说到底就是提供一种可能性，今人都是通过前人的记载尝试回到历史真实中，但是任何的记载都是片面的观察，总会带上记叙者个人的立场与情感褒贬，历史真相终究无法完全到达，只能在种种可能中尽量获得全面的认识。这便是艾教授重塑的李清照形象如此鲜活合理的深层原因。 艾教授为李清照取出的最沉重的累赘是对易安词的自传式阅读。由于英语读者必须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之间二选一，于是艾教授在英译易安词的时候发现将易安词中的女性主人公等同于李清照本人是值得斟酌的。这一结论意义非凡，一下子让读者看到了易安词的文本世界是五彩缤纷的。词人与词中人关系是永恒的词学命题，是词之所以别是一家的关键，二者的分离是词体尤为重要的文体特征，是词体能将人生类型化情感表达得极为狭深绵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读者面对“男子作闺音”的时候，自然会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开来，可是一旦面对女词人笔下的女性词中人，这一文体特质总被想当然地遗忘。艾教授敏锐地指出这种阅读方式有违词体文学的写作传统，是一块对女词人来说极度不公平的累赘。其实这块累赘也深深拖累着绝大部分词人，明清以降的读者总会不经意间对词进行自传式解读，可是男词人笔下的男性词中人就一定是词人自己么？类型化情感直至北宋中叶依然是词体表达的绝对主流，即席应歌之曲为何不能吟唱男性对于类型化情绪的理解与表达？难道只有女性才会产生爱情的孤独寂寞与惆怅么？实际上，代言式男性抒情主体的引入是词体容量扩大的第一步，歌词由此被允许走进男性的情感与生活世界。柳永笔下的天涯游子、羁旅秋客更应该承担着这一层词史意义，而非只供爬梳考据柳永的生平履历或妻妾身份。对于后世专业词人来说，这种特征同样强烈，他们应歌制曲的写作场合依然很多，如周邦彦、吴文英者更将填词融汇成一种自我生命方式，从而词中人脱离于词人的文本这种手法始终大量存在。不过柳永以来的专业词人基本上资料匮乏，影像模糊，词作是他们最主要的传世资料，若要钩沉他们的生平，也只能从中下手，这种累赘的产生机制，与艾教授为李清照打抱的不平，是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随着词体雅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词人熟练于用词体记叙自己的生活，表达自我个人情绪，许多词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本事，词家也越来越喜好为每一阕词作寻找本事。然而是否每一首词就非得具备特定的本事？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大量传统的男女情爱歌词也出现在士大夫词人笔下，这些类型化作品本应没有明确的人事指向，但是探究本事的趣味使得读者总会觉得名公巨儒的艳词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或是早年情事，或是不期艳遇，或是隐秘勾当，这就与伟岸高大的社会形象产生巨大反差，世人对之喜闻乐见，于是围绕这类词作产生的风流韵事就被好言八卦的宋人津津乐道。其实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就可发现，宋人笔记中那些香艳本事大多不甚可靠，如苏轼应酬张先的《江城子》（凤凰山下雨初晴）被说成西湖之上遇白衣美女；初贬黄州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被传言是有怀王氏女子；叶梦得《贺新郎》（睡起流莺语）被认作思念初恋情人仪真；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与吕婆之女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本事与附着在李清照身上的赵李爱情故事一样，遮蔽了词人与词中人分离的歌词传统，使得士大夫词人也患上了累赘。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便是这种观念的深化，尽管不失为一种文本可能，南宋词人也确实有不少于艳事中寄托个人身世的实践，但过分的索隐会使得词情词意被本事限制，别是一家的情感表达与艺术魅力也就大为削弱，读者需要时刻清醒，词人与词中人分离的传统始终存在。 本书在英语学界的反响甚是热烈，北美汉学界的孙康宜教授和宇文所安教授均撰写书评盛赞本书成就，皆认为本书可能很难被超越。不过宇文所安还是有所指瑕，认为艾教授的研究依然存在性别的负担，艾教授始终不愿放弃李清照身为女性的特殊。宇文所安认为并不能断言李清照在创作时候，特别是在填词的时候，真的就有来自性别上的负担，他甚至希望把累赘全部拔去，仅仅将李清照作为词人而非女词人置身于词苑之中，以此考察易安词中有什么优秀的异质。这种方法论层面的意见似乎很难实现，就是在女权运动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对于杰出女性仍然会有充满敌意乃至抹黑式的议论，女性依然深受性别负担之苦，更别说帝制时代了。于是，阅读易安词，认识李清照，艾教授承受的“性别负担”应该是必须的，也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尽管宇文所安的建议稍显苛责，但某些意义上也确实点出艾教授最后讨论易安词的两章较之前文有些逊色的原因。艾教授在寻找易安词的词体独创性以及与男词人差异时微微执著，从而淡化了将文本放归鲜活历史空间中的精神，忽视了社会环境与词人生平在其间的影响。李清照毕竟是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词人，她再怎么受性别负担拖累，也不可能不被百年词史经验与时代思潮影响，因此易安词中的特征哪些是基于性别负担的焦虑心态，哪些是填词传统与时代大势的体现，是需要先做辨析的问题，不然就可能会被性别意识所累。艾教授分析的某些易安词特质以及女性形象新变实际上是徽宗朝正在形成与巩固的雅词传统，朝野其他词人为之也有所贡献。比如“改写成句”并不是李清照用来展示自己严肃填词态度的个人性手段，化用唐诗早在晏欧时代就已经是普及的词法，徽宗朝更为大兴，而且花样不断翻新。贺铸与周邦彦以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而奔命不暇闻名，就足以说明严肃的填词心态已经非常普遍，亦表明对晚唐诗的喜好与改造也非李清照性别负担下的专属。只是晚唐诗有秾丽与清艳之分，贺周偏重秾丽，李清照则更好清艳，但在她之前仍有晏幾道导夫先路。而且晏幾道就已爱用与其生平有所关联的人事细节入词，以一时所游兴发应歌式的类型化情绪，即其在《乐府补亡自序》中所谓“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于是将自我影像揉进词体文本形象的塑造，也非李清照独具的匠心，只能是性别意识下的词法选择。此外通过重复一首词的首句对其词进行改写是非常传统的词体唱和方式，李清照《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与《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两阕实际上就是用传统方式唱和自己颇为喜欢的名作，将其视作与男词人的较量当然可以，但是其间不同于传统的女性形象却不是李清照本自性别的独创，前代词人在使用这种形式进行词体唱和时，往往就会对女性形象作与传统有别的改变。尽管这些问题丝毫不足以掩盖艾教授对易安词女性特质充满真知灼见的揭示，但也确实表明艾教授在剥离李清照身上的性别累赘时，不经意间也为其所累。 艾教授之累其实也与李清照密切相关，女性主义之外，“词别是一家”是艾教授用来剥离层累的另一种重要理念，该命题最早就是李清照提出的，深刻影响了传统词学基本范式的确立。词体特质与相对独立的词学史使得读词必然要从“词别是一家”入，但是艾教授借此揭示层累形成与剥去累赘以及再次被拖累说明其也会成为词学的负担，并为之增添累赘，词学研究还要从“词别是一家”出，这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是，本书的“Burden”就格外意味深长，其不仅是对八百余年李清照研究的总结与感慨，更触及了超越李清照的词学焦虑，每一位习词者其实都是如此地负重前行。 （作者为《才女之累》中文版译者）
被“包裹”和被“小看”的“才女” 夏丽丽
《才女之累》引入女性主义视角，将历史上的李清照形象陌生化，使现代读者自觉于传统观念的惰性，同时提供了这位“才女”另一种可能的面相：一位个性更加活泼、精神上更自由独立、文学创作更有主见的宋代女性作家。当然，这也是现代人观念视角下折射出的另一个可能的“李清照”形象。 北美汉学家艾朗诺先生的专著《才女之累》所呈现的李清照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她不再是尽写些伤春悲秋、悼念亡夫、满纸闺怨气、略落俗套的女词人，而是精神上有独立的文学艺术追求、现实中个性鲜明、特立独行而令众人侧目的另类才女。 围绕李清照的一切误解——无论是恶意的中伤，还是不切实际的企慕——都源于她无法归类的独特性：李清照在她所身处的时代中本就是个例外。尽管现存宋代文献显示当时士人家庭的女性文化教育已相当普及，但也仅以此提升修养而非提倡女子习文，才气堪与男子比肩、以文名世的“才女”更是寥寥无几。艾朗诺一书的首章即揭示了李清照身为知名“才女”在宋代的孤立处境：除了逢场作戏、多由男子代言的歌妓文人，闺阁女子的私密写作往往因事后焚弃而隐而不传，勉强与李清照相媲美、有作品传世的女性作家只有曾布之妻魏夫人（她和李清照是朱熹唯一认可的同代能文妇人），而活在传说中的朱淑真更是近乎子虚乌有的“迷之存在”——现代学术研究表明其《断肠集》基本可视为男性对女性情感体验一厢情愿式文学想象的产物。这一切都反衬出李清照不合时宜的耀眼，她的时代尚未准备好接纳这位过于反常的能文女子。 与后人围绕“才女”之名所附加的光环不同，李清照在当时想必是顶着相当的压力进行创作的：同代人的评论总是将李清照的“才女”之名与晚年丧夫后改嫁、旋即离异之事做不怀好意的牵连，从而佐证“女子无才德可称”、“才藻非女子事也”——“才女”的名声转而成为李清照必须承受的重负。 有趣的是，这位“才女”的生前身后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与宋代文献中的负面评论形成对比，在明清时期“才子佳人”与“才女文化”的观念催化剂作用下，李清照被塑造成德才兼备的理想化“才女”典范——当然，她依然是作为赵明诚的贤妻登场的。 艾朗诺一书专门留出三章的篇幅来爬梳围绕李清照盘根错节的接受史。如今我们知道，接受史绝不是对历史信息被动的、无差别的照单全收，而是主动的、有所取舍的观念重塑——传统观念的棱镜总在择汰又放大某些历史局部，以投合接受者所偏好的思维定式（idée fixe）。关于李清照的后世声名，其接受史的关节卡在了她晚年的改嫁风波。宋代词评家正是以此事批评女词人晚节不保、德行有疵；而才与德的张力给后来钟情于易安词的才子佳人们带来观念与情感上的不适，患有精神洁癖的清代文人更自觉发起了为李清照“辩诬”运动，甚至动用考据学这一学术利器将李清照的再嫁事件硬生生改造成敌人的诽谤造谣；这一论战甚至绵延至现代学术界，卷入其中的词学家可被划分为“再嫁阵营”与“否认再嫁阵营”。如此一波三折的接受史叙述就像阅读侦探小说般精彩，译者就此打住，不再剧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原书，一睹为快。 李清照接受史惹人争议的缘由正在于其才华与行事同传统观念下名门闺秀的形象格格不入，而无论是污名化还是辩诬洗白的做法，实则都是偏向两种极端的误解，而二者背后的心理机制是相似的：他们都试图“合理”地解释李清照其人其文，无论是“无才是德”的论调，还是对才德兼善的期许，实则都将这位另类的“才女”套入某类传统观念的解释体系中，却都未曾真正理解李清照这个人——这些繁杂纷芜的褒贬之词，将李清照的真面目层层包裹起来，并成为艾朗诺笔下的“才女之累”。 现代读者自然不会心胸促狭得仅仅因为李清照的再嫁与离异而对之侧目，但如果我们穿越回彼时的历史情境，想象一位膝下无子、亲友无依、卷入骗婚灾难的中年寡妇宁肯以牺牲自己的清名为代价，也毅然决然要与心术不正的继夫张汝舟一刀两断——而这竟发生在衣冠南渡的战乱年代，发生在礼教渐趋严苛的南宋，我们也多少能对李清照当时的艰难抉择感同身受。当她在自己的“认罪状”中写下“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时，身为名门之后的李清照又得抱有多大的决心才能全然接受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辛酸、悔恨与羞愧？这亦足以见其性格之刚烈。 在文学层面上，《才女之累》一书还展现了李清照才华的另一面。艾朗诺先生在文本分析中首先绕开“女词人”这一既定“人设”，转而从诗文入手，着力于探讨其历史语境与创作动机，尤其是李清照晚年的相关诗文创作：《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以当事人的口吻局部还原了再嫁风波的始末；《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紧扣时局，可视作一位弱女子对朝廷要臣的大胆建言，此举在当时非同一般；而《打马赋》及十三篇《命辞》则以博弈之戏词来隐喻现实中的军事谋略，并可以此反观宋金对峙的焦灼战况；《金石录后序》是一篇私人叙述的公开展示，艾朗诺对此文创作意图的多重阐释甚是精彩，颠覆了赵李理想婚姻的传统解读，揭示出内在的文本复杂性，也令人不得不叹服这位海外汉学家深湛的文本细读功力。 就译者自身的阅读体验而言，李清照虽然以词名世，但她的诗文同样达到了宋代士人文化的最高水准，时人便称许她“善属文，于诗尤工”。无论是著名的五绝《乌江》，还是题献给朝廷使臣的时政诗，都写得新意迭出、卓有识见，而对严肃主题的娴熟驾驭甚至令人误以为出自男人手笔；不宁唯是，李清照同样写得一手好文章，《金石录后序》自不待言，她的骈体文创作诸如《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打马赋》更是措辞雅驯、用典繁复而内涵丰富，无愧为“妇人四六之工者”。可惜李清照的诗文大多散佚，否则如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才女”又会是另一番面貌吧。但若仅仅把李清照看做词家，是否有些小看了她呢？ 当然，不可否认，易安词依然是李清照最突出的文学造诣。相较于将李清照的诗文还原回具体情境，艾朗诺对易安词的品读则反其道而行，批评牵强附会的自传体解读，并进一步质疑易安词系年的有效性，转而从纯文学视角解读词作。他给出的理由十分中肯：不同于诗、文能够容纳个人情志与历史细节的多样化表达，词体文学作为高度程式化的体裁，无论修辞语汇、情感内容还是外在形式都颇受制约，有其固定套路，也因此很适合风格模拟；同时，其表演性质又使读者有必要区分词作者（composer）与词中主人公（performer）这两类角色，这就必然导向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身为女子的李清照不能虚构自己的文学主人公，并为词作本身凭空酝酿一段心曲呢？ 而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明代辑录的《漱玉集》掺杂了原作、疑作和后人伪作，而伪作又充斥着陈腔滥调以及闺怨气浓重的情感套路，不仅混淆视听，还贬损了易安词原作的文学价值。对此，艾朗诺先生采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即以易安词在存世文献中出现的年代先后为标准，对其真伪进行等级分类（如早出易安词较晚出系名之作来得可靠），并在此基础上以文本细读的方式着力剖析易安词原作的文心巧思。 《才女之累》对李清照诗、词、文的评析深湛、通透又不失晓畅，也使现代读者对她的文学成就有了全面而立体的感知把握，“才女”之名对这位传主而言当之无愧。 李清照的时代距今已时隔近千年，这注定了任何现代学术研究都是有缺憾的。《漱玉集》并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读者仅能从有限的文学作品及其他残篇佚句中去怀想这位才女身世的雪泥鸿爪。与此同时，接受史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又轻易地磨平了天才独有的棱角，传统打造的“才女”形象过于理想，过于循规蹈矩，甚至过于女性化，而当我们用“才女”来指称李清照时，仍需警惕其词背后所隐含的“才女文化”：“历史对女性写作的择取尤为苛刻，淘洗掉原先的多样化风格，流传下来的女性诗词往往迎合了一种固化的情感表达”——这是任何前现代女性作家都难以逃脱的观念窠臼。 艾朗诺的《才女之累》引入女性主义视角，将历史上的李清照形象陌生化，使现代读者自觉于传统观念的惰性，同时提供了这位“才女”另一种可能的面相：一位个性更加活泼、精神上更自由独立、文学创作更有主见的宋代女性作家。当然，这也是现代人观念视角下折射出的另一个可能的“李清照”形象，我们依然很难想象李清照在当时已超前具备了现代女性观，她的社会身份始终是亡夫赵明诚的“命妇”，虽然那些异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本身便是她隐隐抗拒女子礼教的证言：尽管身为女子幽居深闺，也不愿空负一身才气而枉费此生。 又或者，“才女之累”何尝不是传统以经典化的方式对其文学才华的最终肯定？李清照以“才女”之名被历史铭记，而现代读者依然能够欣赏易安词并为之动容——这便是世人追赠给这位宋代女性最耀眼的光环与荣誉，尽管已与她本人无关。 （作者为《才女之累》的中文译者）
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艾朗诺： 李清照在复杂的处境中享有声名 高矅
艾朗诺教授的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宋代诗学、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尤为关注。已经出版并引进国内的相关专著包括《欧阳修的文学作品》《苏轼的言、象、行》《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等。《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是又一部着眼宋代文学的作品，英文原著于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所用李清照画像由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推荐。与大多数呈现女词人婉约、柔弱的画像不同，这幅画像中的李清照显得独立而有想法，最符合艾朗诺对她的理解。此书中文版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于今年3月出版，其中诸多新颖观点颇受学界关注。近日，艾朗诺教授接受本刊采访，并就若干商榷意见给出回应。 文汇报：有关宋代文人的研究，您曾有几本专著面世，重点关注欧阳修、苏轼等士大夫。最近翻译成中文引进中国的《才女之累》是一本围绕宋代女性词人李清照的专著，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其中落笔的重点？ 艾朗诺：李清照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宋代女性词人。中国历代也有其他一些女子得“才女”之名，颇享有声望，但是，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如果要问有几位女性能算大家，我想只有李清照吧。李清照是唯一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性文人，能够和历代的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同列于文学史，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当然这并不奇怪，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男性为主导，所以李清照显得尤为特别。在这本研究李清照的《才女之累》中，我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是她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李清照过世以后，关于她的接受史的问题。 接受史的问题是我思考到后来的有趣发现。我仔细想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只让一位女性成为大家，而她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竟然都是在表达对丈夫的爱情？这两者如此高度统一，不禁让我产生怀疑，逐步意识到，传统的对于李清照的了解恐怕是有问题的，对她作品的解读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在中文世界，李清照无疑是一位被反复研究的对象。后世文人对于李清照的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经常在变。比如她在赵明诚去世后嫁给张汝舟这件事，后世有一个曲折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人们一度无法接受这种“有失节操”的再嫁行为，甚至还引发一场否认再嫁、为才女雪耻辩诬的学术运动。由此可见，后世对待李清照，有着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她的文学才华，欣赏她的作品。另一方面，要把这样一位女子纳入传统文人的圈子，要承认她的文学地位，就要渐渐将她的形象重塑为合乎传统的形象。 简单地梳理一下我的想法：易安词很受人喜爱；但是，男性文人又觉得，一位女性那么有才华，是不大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把她的作品都理解为是在抒发对丈夫的情感，那么关系就理顺了，就可以接受了。这就是男性的视角。 于是，喜爱她词作的后世文人不断强化他们理想中的李清照形象，到了明清时期，一般人所认为的李清照的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个深爱并思念着丈夫赵明诚、富有才华又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然而，这恐怕和真实的李清照有很大不同。 文汇报：《才女之累》的“导论”中有一段话，大意为：建国以来中文学界对于李清照的研究充满热情，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数量惊人，但大量研究是重复多余的。您又说：本书的一项任务是“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与她的累赘层层剥离，看看一旦摆脱附会之言后，我们可以如何评说她”。如此看来，廓清李清照身上的迷雾，似乎可以被视为您的写作动机。那么，根据您的研究，李清照是怎样的形象？ 艾朗诺：也许是因为女性诗人、词人在古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所以像李清照这样富有才华的，自然会一直吸引大家研究的兴趣。很多人欣赏她的诗词，而且能感觉到，她写的诗词和一般男性作者的作品相比，别具风格，这更加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所以，研究李清照的学术成果确实非常多，但往往落入窠臼，大量观点重复。 李清照并不是明清学者和文学评论者笔下的那个脆弱、孤单、寂寞、成天思念丈夫的女性形象。她的个性颇为争强好胜，这一点可以找到很多证据。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金石录后序》。金石研究是她丈夫赵明诚的爱好和学问所在，夫妻两人在这项爱好上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时，赵明诚已经过世了。文章并不是写金石研究本身，而是将夫妻之间三十多年的婚姻往事娓娓道来。一位妻子描述自己和丈夫的私人生活，写得非常动人，这样的文章在唐宋时期找不到类似的，因此非常特殊。 文章的其中一段很好玩，写的是李清照怀念他们刚刚结婚时的愉快生活。夫妻二人都是读书人，常常到市场上买书，买古董、字画，一起赏鉴。还谈到两人相互比试：“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这很有趣，她只形容自己赢，不描述赵明诚赢了是什么样子，仿佛这个游戏一直是她赢得多。另外，我还揣摩过的是，猜中以后，高兴是高兴，可为何要“大笑”呢？有那么高兴吗？赵明诚曾是国子监太学生，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那个年代的学问评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记忆书卷中的内容。李清照比丈夫还熟悉书里的内容，这大概很令她得意，故而开怀大笑吧。 所以，就我自己对李清照的认识，她是很有性格的作家，有非常强烈的要与男性文人一争高下的竞争意识。 文汇报：要了解李清照的身世，她的词作已被证明很难依凭，那么只能依据词作以外的创作。有三篇作品特别重要，即前述《金石录后序》以及另两篇——《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和《词论》，您在书中也都予以了精密的分析。请您谈谈这几篇文章的关键点所在？ 艾朗诺：我想以《词论》为例来谈。李清照在《词论》中逐个点评了北宋一些重要的词人，甚至不乏批评之辞。这就很能反映李清照的性格特点。我们要注意，她并不是笼统地评论当时以男性为主的词人群体，而是从平仄、韵律、风格等方面，对那些最有名望、广受好评的词家，如欧阳修、苏东坡、秦观、晏殊等，都有批评。同时代还有谁会这样批评士人的词作呢？他们的文章因为政治观点被批评，这是有的，但是词作被评价写得不好，真是很稀见。文章甫一出来，很多文人就大为反感：这样一位女性怎么敢如此大胆地妄议当代词家呢？ 我以为这是个很突出的例子。如果是男性作家，也许写不出这类批评。我并不是要强调女性作家有着与男性多么判然有别的思考，而是，对于词这种文体的评价，必须是有个站在外面的人，以旁观者的眼光，才会这样写。男性文人都是“圈内人”，大家都“身在此山中”，而李清照是“圈外人”，所以才有那么大胆和特殊的批评视角。这也反映出，尽管她努力地想要厕身士林，也尽管易安词备受瞩目，但其实她还是在“文坛之外”的，精英文人并未因为她的创作才华而接受她的创作者身份。 文汇报：中文书名《才女之累》的“累（léi）”，是取“累赘”之意。请您简单谈谈，书中试图揭示的是怎样的“累赘”？ 艾朗诺：中文名的翻译其实经历了一个反复考虑的过程，我和编辑、译者以及其他朋友有过很多讨论。Burden直译成中文的话，更直接的可能是“负担”，但是如果书名是《才女的负担》，并不能完全表达我在书里对李清照的认识,所以觉得第二声的累是最恰当。才女的累赘，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有才华总是好事，但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两性之间非常不平等，女性如果很有才华，反而会招致很多麻烦。女子为文在当时是令人非议的事。李清照的作品是在她生前就获得了不错反响的，喜爱她词作的男性文人对她的评价往往很有趣——喜爱，却又不能轻易接受，无法忽视她的性别。 他们在评定她词作的才华时，总是不免要强调一下：可惜是个女子啊！李清照在经历了再嫁、离异的风波之后，名节方面的问题便成了她的又一层累赘。于是，评论者又会忍不住再强调这一点：可惜她名节有欠缺啊！比如宋代王灼的笔记就很典型，既赞许她“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又评价她“晚节流荡 无归”。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当时享有声名的复杂处境，才华无法脱离性别和所谓的名节被加以评判。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同时代人对她的文学创作的评论，无疑是很不公平的。 文汇报：中国各朝有不少有名的女性文人，当然数量上和男性文人完全不能比，李清照的同时代也有一些女性文人，您在书里提到可大致分为三类，即歌妓、名媛和闺阁文人。您认为李清照不能归类于任何一种，这一点如何来理解？ 艾朗诺：她的个人风格很鲜明，确实不属于这三类。在当时，歌妓会写词，上流社会的闺阁妇女或名媛也有一些作品，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偶然的情况，并不是她们生活中要紧的事情。不少词作，往往写则写矣，但事后被销毁了，这些女性作者并不打算让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看到。李清照不一样，她把文学创作视为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固然她从未有过自己是文学家之类的说法，但她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很积极的，对于自己创作者的身份也有自觉。这些意识在她的作品里可以被找到。 我可以找一首词来谈谈文学创作在李清照人生里的重要性。看这首《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天帝殷勤地问她要去哪里，大概意思就是，你这辈子到底想做什么？她马上回答的就是：这是一条长长的路，已经临近日暮，我学习写诗，却谩有惊人句。这里首先能看出，天帝一问“归何处”的终极问题，她就想到写诗；此外，她明明已经写出不少“惊人句”了，却说“谩有惊人句”，即没人注意我，也没人欣赏我，不是没有惊人句，是知音稀少。从中很能看出，文学创作对她来说是很要紧的事情。 文汇报：听您这样谈论李清照的才华和遭遇的困境，不禁想起BBC的一部短剧《隐于书后》。剧中的勃朗特姐妹也对文学创作很有热情，她们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无法顺利地以女性的身份写作，但仍然默默而持久地付出努力，并最终在文学上取得了堪称流芳后世的成就。您的新书和这部短剧颇有一些相似的观感，在此也出于好奇地请问您，是否觉得哪位西方的文学女性很像李清照？ 艾朗诺：西方文坛和中国文坛很不相同。以前有人说，李清照是中国的萨福。萨福是古希腊的女性文人，也写作诗歌，不过从我对萨福诗歌的理解而言，我觉得她们俩不太像。在西方文学中，要等到十八、十九世纪，出现写小说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等，她们把文学看得如此重要，才大致可以对比李清照。但是你看，她们比李清照晚了好几百年呢。 文汇报：历代选家在具体选目上必然有所偏好，您对《乐府雅词》和《草堂诗余》《花庵词选》《阳春白雪》《全芳备祖》五种早期词选的选目作了比较考察，这些词选的选目高度重叠，但也有不同。您认为流传甚广的忠于丈夫的李清照形象影响了易安词在词选中的面貌。男性选家遇到极为罕见的女性词人时，他们会被词集中那些与主流相一致的女性形象作品所吸引，这个主流当然是占压倒性多数的男性作家决定的。这个论述是否可视为您在本书中试图贯彻的女性主义批评角度？ 艾朗诺：或许我很难有什么直接的根据，可以来解释李清照“具有女性主义的意识”；但我可以说，她不同于普通的女性，也不同于普通女性的文学创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是抱有很高期望的。 其实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不能局限于词来评论，尽管她的词最出名。她写过一些很有名的诗，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她的诗风格迥异于词，风格和题材很男性化，常涉及政事。她的诗里都写些什么呢？像著名的《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达对宋室仓皇南渡的失望，这是人们很熟悉的。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唐代元结写下《大唐中兴颂》，是为歌颂唐代朝廷平定安史之乱而写的颂文，后由颜真卿书丹，刻于浯溪碑石上。到了北宋，李清照父亲李格非的那一代文人，像秦观、晁补之、张耒等，都写过关于中兴碑的诗，态度和唐代的中兴碑文相似，颂扬军事胜利。当时李清照还很年轻，她也写同样的主题，和他人的韵，但态度很不同。她的重点不在于回顾和歌颂唐代朝廷如何抗击安史之乱，而是表达了对唐代朝廷的怀疑和反思——为何安禄山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为何安史之乱会发生。足见其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李清照身处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士圈子，有意与当时有名望的文人竞争，以彰显自己的思想更为深刻，也更有穿透表层的问题意识。 （本次访谈由《才女之累》责任编辑刘赛参与策划） 评论与回应 文汇报：您在《才女之累》的《导论》中说：“本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为妇女史及女性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个案。”
厦门大学钱建状教授曾就您的英文原著写过一篇书评，整体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看，这样的理论表述与文体解析自有其内在逻辑，并且可以增加释读易安词的一个维度”，并指出书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盐在水，不见踪影。能否请您简单梳理一下，在李清照这个个案中，您想要呈现的女性文学批评的思路？ 艾朗诺：《导论》中那句话的意思是，我想利用李清照的个案来扩张女性文学批评。因为在欧美学术界，对于女性文学，一直以近代与现代欧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很少包含东亚文学，而更少注意到古代或中古的东亚文学。换句话说，女性文学批评这个领域至今范围很窄小，我希望让它广阔一些。另外，我那本书出发点并不是“要用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李清照”，更确切地说，我是受到一些当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影响，然后重新来思考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性词人，或者说，我想利用近来女性文学批评的看法，尝试看看，能不能把李清照从男性文坛的环境中抽出来，让她得到自己的空间，而不光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她。 文汇报：钱建状教授也指出：“宋代几部词选，各有其选词标准。《乐府雅词》标举‘黜浮’，《草堂诗余》为应歌而设，《花庵词选》兼收并蓄，《阳春白雪》标榜高雅，而实有存词之功，《全芳备祖》则是博物学专著。这几部词选，没有一部是女性词选，并且自有意义。一部词选，操选政者不同，选词标准不同，选源有别，皆有可能影响选目。不从词选编纂学的视度来审视易安词的传播，仅从男性身份上来阐释，也有可能失之偏颇。” 对此商榷意见，您有何回应？ 艾朗诺：说南宋词选每本都有它独特的选词标准，这当然有道理。然而李清照的《漱玉词》已经失传，我们今天想了解李清照最可靠的词作，除了这几本南宋词选外，没有其他早期的文本可看，不管词选本身有怎么样的偏颇，也只好靠它们。 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5月22日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成玮老师的文章：《如何证明女词人不是女词人》，最后部分对《才女之累》的论述提出商榷意见，转引如下： 譬如著者认为，清人辩称李清照未尝再婚，背景在女性守节的严格化，大体可从。麻烦出在，第一位广罗文献论证此说的俞正燮，恰是思想开明，主张“其再嫁者不当非之”（《节妇说》）的。其《易安居士事辑》明言：“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故以年分考之。”他反对再嫁论，与其说出于贞节立场，毋宁说出于对结缡双方雅俗悬殊的惋惜。本书力求把一切“辩诬”者，纳入单一背景之下，对此文的阐释，遂未免失之迂曲。又如考察易安诗文，不仅诠释方式迥异于词，真伪判断也大相径庭。对词严加甄辨，对诗文则全盘接受，绝无疑议。实则诗文和词一样，均系后人辑得。其间有无赝品，字句有无窜易，并非不言自明。举《词论》为例，早在1980年代，马兴荣先生已质疑其著作权（《李清照〈词论〉考》），至今尘埃未定；或又谓此篇“在传闻过程中字句原意难免改动失真”（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倘与词作一视同仁，似也应下一番考辨工夫，而非不假思索，坦然据以为说。再如代言体之论，固然极富意义，但是，著者太珍视自己的新解，倾向于把易安词统一划归代言体。即便发现“李清照甚至允许在词中时不时地出现与她生平有关系的细节”，依然强调，这类作品“还是必须和李清照本人相区分开来”。如是处置，恐怕难餍人意。以常理度之，易安词一部分系代言，一部分系自传，两者兼有，方为正常状态，无须偏取一端。展望未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辨明多少词作属于前者，多少词作属于后者，或将变为讨论李清照的一项新议题。 对以上几点商榷意见，您有何回应？ 艾朗诺：关于“再婚”的讨论，我不相信俞正燮反对说李清照曾经再嫁是出于双方雅俗悬殊的惋惜，而不是出于他的贞节观念。我看他说
“非望易安以不（改）嫁”是冲口而出的话, 披露了他真正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李清照嫁了个相当好的人，他也会惋惜。俞正燮的动机也许很复杂，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后来一大堆清代学者相继出来替李清照
“辩诬”或 “雪耻”，是出于贞节观念， 这是不可否定的。 关于易安诗文，说她的诗作也像她词作一样，很多是后人辑得是对的，但她的散文却不是，多半很早就有人引用，甚至她还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人引用或注意到。《词论》就是其中一篇。早期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用了全篇，后面附上胡仔的评语。胡仔是当时的学者，在诗词方面很有学问，所以这篇属于李清照的可能性很大。这情况与现今归属于李清照的词作大半是几百年后（明代中期或晚期）才出现这情况，差异极大。 关于是否把易安词统一划归代言体，这点当然有可商量之处，但我们将永远没有办法分辨，李清照哪些诗是自传性的，哪些是代言的。我这本书主要是要挑战一般人阅读李清照词作的方法，若能引起一些人对他们惯有的读法发生怀疑，我就达到目的了。至于把她的词作分为两种（一部分是代言，一部分是自传），
恐怕不好，而且是过于简单。这两种也许是分不开的，相信她许多词既有自传性也有代言性，混在一起，就像许多男性词人的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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