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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鞅体系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节 从分裂中汲取力量（下）  【网文提要】 ——商鞅在“什伍连坐”制造民众内部分裂的基础上，还设计了配套措施，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内耗体系。 ——“任奸”政策：就是依靠坏人整治好人，或者直接任用坏人去管理好人，叫“以奸驭良”。 ——“以弱去强”原则：就是以弱民排挤强民，这样才能剩下一群弱民。 因此，你会发现秦国人或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既“奸”又“弱”的普遍特征，作为百姓的生存之道和专制的群众基础，以追求国家事业的名义，得到世世代代的精心呵护。 ——“别而相制”的官场权术：官场上也有连坐制度，也提倡告密，导致政治的整体沦陷。 ——这一系列“软件”建构了秦国社会的内斗系统，也成为“弱民”的基本社会构想和重要方法论。商鞅以此拼凑了一个大众横向联系松散恶化，国民君臣垂直关系绝对优势的社会。 【内耗体系】 商鞅“弱民”的直接措施，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民众之间的矛盾，瓦解社会横向联系，加强权力垂直控制。挑动自己人内部的分歧和对立，堪称世界一大奇观的“窝里斗”习性养成，可能是商鞅作为“伟大”的中国政治家，最具创造力和最为得意的一项“发明”。“什伍连坐”的确是社会控制的核心制度，不过还不是全部，商鞅在这个基础上，设计了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国民内耗体系。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任奸”政策，就是依靠坏人整治好人，或者直接任用坏人去管理好人，叫“以奸驭良”。《商君书》的《去强》篇里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为什么要用以“奸民”治“善民”呢？商鞅说：“用善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奸民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知国家的法度。与人亲近掩盖他人过失的是‘善民’；与人疏远窥探他人隐私的是‘奸民’。如果表彰善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而任用奸民，那么民众的过错就会受到惩处。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于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处，那么国家的法度就能压制民众。民众凌驾于法令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令制服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大。所以说，用善民治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和削弱。用奸民治理国家，就一定能大治和强大。（《商君书·说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商鞅明明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奸”，但就是要利用“奸民”为谋一已之私、不惜损亲害友诬邻陷僚的特性，让他们充当国家的残民帮凶和急先锋。这种“奸民”在平日里是政权的铁杆拥趸，呈现出“爱国主义”面红耳赤的狂热特征，而当政权更替和外族入侵的时候，正是“叛徒”的群众基础，往往集体转正为“汉奸”。 国民在品格上有奸善之分，在能力上则有强弱之别。为此，商鞅提出了“以弱去强”的原则，就是以弱民排挤强民。他说：“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商君书·去强》）意思是，利用强民去排挤强民，国家就会削弱。利用弱民去排挤强民，国家就会强大。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商鞅大师的说法，在群众充分内斗的环境下，“如果用强民去攻击大众（包括强民和弱民），最后剩下的仍然是强民；反之，用弱民去攻击大众，强民就会被消灭干净，剩下一群弱民。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失，国家就强，能够成就王业。（《商君书·弱民》：以强攻强弱，强存。以弱攻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攻弱，削。以弱攻强，王也。）”当时的情况史料阙如，不过龚自珍对晚清世态的揭示，或许有许多相通之处。据他描述：“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篇）如果一个才智之士出现，就会涌出成百上千无才无能的平庸之辈群起监视他、束缚他、以至于杀戮他。结果不仅庙堂无才相、边阃[kǔn]无才将，士农工商亦无才人，甚至，连奸人都丧失了小聪明，“才偷”、“才盗”都没有了，全是一帮笨蛋蠢贼。 龚自珍把它看作“衰世”的特征，这样说他还是比较乐观的。其实所谓人才辈出或英雄有用武之地，并不是“盛世”就能出现的，只是商鞅逻辑的松弛或个别现象，对商鞅以后的秦国和秦朝以后的中国并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相反，你会发现秦国人或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既“奸”又“弱”的普遍特征，作为百姓的生存之道，也作为专制的群众基础，以追求国家强盛和美好明天的名义，得到世世代代的精心呵护。 内部分化手段运用于民间，也延伸到官场，商鞅又有针对官吏同僚“别而相制”的高明主张。《商君书·禁使》上说：“现在治理国家普遍依靠官吏众多，主官之下又设佐官和监察人员。设立佐官和监察是为了禁止主官谋私。但是这些人自己也想谋取私利，又怎么去禁止呢？因此依靠辅佐官吏和监察人员治理国家是暂时的。通晓治国诀窍的国君不会这样做。他要分化官吏的势力，使谋私的道路充满障碍，所以说，在势必难以隐瞒的情况下，即使像盗跖那样凶恶的人也不敢做坏事。（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故恃丞、监而治者，仅存之治也。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他们产生利益上的分化，他说：“利益一致不可能互相监督。而利害不同，才是古代君主可以用来保证监督的依据。最好的治理办法是让夫妻、朋友都不能互相包庇罪恶，不能顾念亲情，没有办法相互隐瞒（夫同体一者相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 按照这一思路似乎可以引申出利益平衡或权力制约的机制，但事实上只产生了互相掣肘和内斗不止，而远离体制性制衡。因为国家志在垄断所有利益，要维护这种国强民弱的倾斜体制，制衡就失去了大前提。最终还是要依靠制造内部矛盾的办法，由一个最高独裁者驾驭局面。《商君书·画策》上说：“想让官员之间互相都不说好话，就要用法律让他们互相监督，用命令让他们互相纠正。这样的话，臣民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同别人一块做坏事（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官场上也有连坐制度，也提倡告密，法律规定“执法官吏和行政官员有不遵行国家法令的，犯了死罪决不赦免。而且要株连三族。官吏周围的人，知道他们的罪过，并向君主揭发检举他们罪行的，自己不仅能免受刑罚，而且不分贵贱高低，都能继承罪臣的官爵、土地和俸禄。（《商君书·赏刑》：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所以，秦国的官场也和社会一起劣质化了，导致整个政治的沦陷。“小人”原本是一般老百姓的谦称，当官府的“大人”们也与百姓一样负担起互相构陷责任的时候，变得象老百姓一个样，身份不相称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小人”就由一种身份变成了道德指责。“大人”们都干起了“小人”的脏活，一国之内有谁还不是“小人”呢？ “相牧司连坐”的法令，“以奸驭良”和“以弱去强”的御民手段，“别而相制”的官场权术，这一系列“软件”建构了秦国社会的内斗和牵制系统，也成为“弱民”的基本社会构想和重要的方法论。商鞅用这些模块拼凑了一个大众横向联系松散恶化，国民君臣垂直关系绝对优势的社会。对中国的历史、政治以至民族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内部攻伐和拆台的习性培养起来容易，但尺度却很难掌握，所以对最高统治者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利弊参半，不但消耗了大众的力量和生机，而且驾驭起来也可能非常棘手，往往因为失去控制，断送了王朝的命脉，乃至国家的前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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