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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新安江水电站主体工程动工兴建，近30万的淳安人为了支持国家移民行动，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告别了安眠在青山绿水间的列祖列宗，他们或肩挑背驮，或扶老携幼......辗转几千里，踏上了外出的征途，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就让我们乘坐《新安江水库移民故事集》这座时光机，一起回到五十八年前，回看当时移民的真切情景。 相信他们的故事，一定会直击你的灵魂...... 如果说三峡库区是移民，那我们就是逃难。从1959年4月后靠云林开始，我们经历了后靠、回流，再移民、再回流，直到65年1月再度移到武义，在白阳山下建起新界首村，才结束流浪般的移民生活。 你问我最苦到什么程度？盐都没得吃。那时，买东西凭票，像我们这种回流的人，户口在外地，什么票都没有，日子过得像野人。到武义，别说家具，连辅盖和衣服都烂了。
刚得知移民，没人相信。直到拆屋队进村，大家才慌乱地整理东西。我们几家不知愁滋味的孩子，好奇地跟着拆屋队跑。 拆到我家时，爸爸和两个叔叔一大家子都候在门外，看拆屋队的人把绳子从大门两侧的窗户里塞进去，系在主梁上，口里喊着一二三，几个人一起用劲拿，主梁倒了，房子自然就塌了。从腾空而起的灰尘中，只见爸妈的脸色灰白着，像一下被抽走了精气神，摇晃几下，但还是站住了。 “姆妈！”突然，一声狼嚎般地哭喊，在我耳旁尖锐地响起，大叔周泰康扑通一声重重地跪下了。拆握队的人，许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大老爷对着房子撕心裂肺地喊娘，一时都傻了，呆呱呱地看着我们。 那时，我不懂啥叫移民，看着一户户的人家都搬到别的地方住，反觉得神奇、好玩。跟着拆屋队拆房子时，我最关心的还是屋梁上有没有燕子窝，有没有小燕子。直到我家房子倒下的片刻，突然产生很奇怪的感觉：没家了！没地方住了。看家里人哭，我也跟着哭。 后来，听叔叔说，我们家的房子在村里虽算不上数一数二，却也高大气派，是爷爷为他的三个儿子造的。爷爷周全地把三兄弟各自成家后可能不和的事情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会因为移民，把好好端端的房子给拆了。 哭倒在地的大叔，被众人扶起时，面如土色，像刚生了一场恶病，本来强壮的体魄一下被抽干了精血，顷刻间老去几十个年华，连背都有点驼了。后靠云林村，大叔就不能干农活了。云林村人欺侮我们界首移民，凡是不能劳动的妇幼病老者都没有口粮，与其饿死在云林村，不如回老家。大叔一家子同界首村的其他移民一样，三三两两地连夜回老家。 经历了第一次移民的界首村民，回老家后比过去更团结。加之，水没满上来，回流的村民们就一个个废墟里搭建起临时的家。 谁也没有想到，1960年4月的一天，新安江的水像白娘子作法——水漫金山。一夜间，界首村淹了。基干岭上还没建好的集体家园也淹没了。 绝望中的界首人，再一次面临背井离乡。 1960年初夏，界首村远迁金华杨梅垄八一农场不久，大叔就病逝了。从移民拆房到病逝，前后年把时间，他最终耐不住无家的颠簸，过早地解脱自己，追寻爷爷奶奶去了。
我的亲生父母是许源人，生十来个孩子都养活了。家里穷得连稀粥都喝不饱，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无奈，在我出生29天后，界首村的养父母抱养了我。 养父母家只有一个女儿，比我大好多，一家人待我很好，连二个叔叔也待我如己出。我家的条件算不上最好，倒也衣食无愁。 1959年4月水库截流，界首村部分作田队留在界首管理田地，其他的除投亲靠友的外，全部后靠云林村。后因安置没有衔接好，导致好多家具物品没来得及搬运，下大雨时，被冲走了不少。 后靠云林，父母把我的学籍转过来，还没去学校报到，就与云林村发生矛盾，大家又偷偷把家当往肩上一挑，连夜往界首赶。我家也一样。这一来，人是回界首，学籍、户籍却在云林。我的学业也因移民而中断。 当时，水还没有满上来，界首的房子也没有拆光，有部分留给种田队住的。大家仿佛能回界首就是莫大的幸福，没有任何怨言，在断垣残壁间门板一搭，草席一盖，就算是个“家”。也许是经历了寄人篱下的不安，再回来的界首人变得异乎寻常的团结，谁家有事，吭一声，村民就自发来相帮。 农民嘛，只要有个住的地方，就开始忙农活，指望下一季的收成能吃饱肚子。约半年左右，不见水满上来，看看绿油油的庄稼，村民开玩笑说，水要能满到界首，我一口把它喝干。界首人想啊，就算水把我们村淹了，我们把房子造高点不就没事了！抱着这个念头，整个界首村，除了干农活，大家一门心思在基干岭上重建集体家园。 龙王爷不理会界首人的恋家心结，1960年4月的一个晚上，有村民从睡梦中醒来起床小便，脚伸下来，“扑通”落进水里，有的村民发现水情已无法从前门逃生，一家人只好从后门往后山撤，一时间，整个界首村陷入从没有过的恐慌中。到天亮时，全村人到是一个不少地逃了出来，家什全让龙王爷给贪了。 这水，似乎专跟界首人过不去，还在一个劲地往上蹿。那些日子，老天像铆足了劲与界首人过不去，雨下得忒欢，全然不顾我们全村小孩哭，女人愁，男人落泪…… 就这样，大家眼睁睁地看着：界首村没了，基干岭也淹了……界首人散居进山林。 再度移民金华的八一农场当工人。我们村分成三个地方，我家在杨梅垄。因祸得福，界首人长长地吁出了心中的块垒。我也成为金华特产学校果木队的一名学员，中断一年多的学业得以续上。 特产学校给我们每人每月口粮35斤，肚子实了，家也安定了，我在学校也学得很认真。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因国家困难，口粮紧张，我们学员每人每月35斤逐渐减到20斤。 正是长身体的我，肚子里好像生牙齿，饭吃过没一会，就饿了。心想果木队干的体力较多，肚子容易饿，就转到兽牧队的养猪厂，总以为工作强度减了，肚子能顶饥点，哪知，口粮就像开闸的水，不断地减少，最后是每人每月4斤口粮。 而杨梅垄八一农场也因负担过重，将界首移民解雇，另分冷水田、黄泥地让我们自做自吃。因为害怕再度回流吃苦头，界首人妥协，心想，只要有土地，就不怕饿肚子。于是，大家把肚子问题全部寄托在那些冷水田里。 许是上苍不想让界首人就此安生。分到田地的第二年，因气温等原因，稻秧缺少，与我们移民村相隔四、五里的开化村，靠着人多势众又是本地人的优势，二十个年轻人来偷我们的晚稻秧时，双方开架了。 要知道，没有稻秧，就等于少了一季的收成，这不是倒人家碗里的饭吗？这关乎全村人的生计。界首人急了，顾不得界首移民只有四百多人口，而开化村是三千多人口的大村，村里还有很多权把式，打架只有吃亏份。界首人想的是如何保住秧苗。如果不能将对方制服，以后将永无宁日。 村民从家里取来猎枪，情急中开了一枪，对方愣了，界首人乘机一拥而上，抓了他们近二十个年轻人。事后，虽由金华区出面处理。然而毕竟是结怨了，冷静下来村民才感到事态严重，若被对方报复，三千对四百，人家什么时候想灭掉我们都不知道。 就在大家七上八下时，村里又出现狼叼人事件。一个不到二岁的孩子，睡在妈妈的手腕里被狼叼走。妈妈在睡梦中听到孩子的哭声，下意识地往怀里抱，才发觉身边没孩子，急三火四追出门外……那一夜，全村都出动了，到天亮只找到一堆血肉模糊的孩子衣服。 村民们躁动了。于此在这里等着饿死，被狼咬死，或隔壁村报复之死，不如再回老家开荒。 就这样，我时断时续的学业，也在三三两两回乡开荒的村民中，结束了。
19岁的我，饿得一阵微风都能吹倒。一天晚上，小叔偷偷地问我，要不要回老家开荒种地。我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走之前，我告诉爹妈，等我种出粮食，再来接他们回老家。 那时，坐火车管理忒严，特别是那些拖家带口的，只要是移民倒流，必定会遣回。我和小叔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二十来斤应急粮食。是这点口粮在进站时，差点被查出，幸亏小叔机灵，装肚子疼给蒙混过去。事后想想都怕，真要给没收，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到淳安后才发现，界首已轮为岛。小叔带着我摆渡到界首村起伏的山里，搭好茅棚，准备第二天找地开荒时，我的脚却下不了地，小叔查看是得了毒丁疮。小叔知道，这是个要命的东西，说不定熬不到第二天。 看着重重的山梁，出来带的一点盘缠都用光了，如何能走出去求医？小叔看看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把剩下的一点口粮给我留着，摸把泪，走了。 因为高烧，我躺在圆木拼凑的床上，迷迷糊糊中看到妈妈在摸眼泪，爸爸在一边骂我没良心，白疼我了……爸妈一直对我很好，从来没有埋怨过，这是怎么啦？来之前是得到他们同意的啊。 我想给妈妈擦泪，想告诉爸爸，我有良心的，只是想种出粮食来，接他们来才不会饿肚子。可我就是说不出来，也动不了。就这样，一直撕扯着。急得我口里都快冒烟了，到处找水喝，爸爸却变得像一头狮子，一头朝撞过来，嘴里骂着，你没良心我也不活了……痛醒过来，原来是自己重重地摔到床下，正好磕上痛脚。一个人在山里，也不知道到底睡了几天。 烧退后，想着梦中的情境，我强忍着痛，心想一定要种出粮食来，可这脚怎么办？我慢慢地半走半爬，终于摸到贤桥头村的一户门前。在城里开药店的见面姐姐听说后，赶来把我接去，给我敷了三贴药，一个礼拜就好利索，这条命就算捡回了。
脚好了后，我重回界首库区找地开荒。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一定要种出粮食来，把爸妈接来。 在野外独自一个人弄吃还是第一次，就像儿时玩过家家一样，捡三块大石头，锅子往上一放就算灶头，这样的结果是烧的时候四面冒烟，鼻涕眼泪都给熏出来。 后来，我想个法子，将砍来的木棍按方型敲进地面，中间用一小捆柴做圆心，然后，把木棍和柴之间的空间用土夯实，再把柴拿掉，就是个很好的灶头。 灶头做得再好，没有粮食放下去，锅里是煮不出东西来吃的，那年月，大家都苦，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向人开口。见面姐姐给我的十斤玉米粉，我硬是和着各种野菜、野果一起，吃了整整一个多月。开化马金的姐夫家条件稍好点，看我太苦了，太老远地给我送了五十斤玉米粉。这样，我能捱到秋收了。
回库区开荒时都是各自为村，散居山林，难免有些意外。记得当时，同我和小叔一样搭火开荒的俩人，烧山时不小心把山林给点着了，尽管他俩和周围赶来的人一起奋力扑救，还是烧掉了半座山。他们知道烧了山是犯法的，干脆自己到法院去自首。 法院院长问清情况后，对他们说，看在你们是淳安移民的份上，只要你们重新回到移民点去，我不判你们坐牢。俩人一听，让他们回移民点，急了，说我们还是坐牢吧！ 法官没想到，还有宁可坐牢也不愿回移民点，这是什么移民生活。他转过身去，轻轻地擦去了眼泪，法官法外留情，温和地让他们回去，把烧出来的地好好种，下次烧的时候要万分小心。俩人背着辅盖走出法院老远，还不放心，生怕法官是逗着玩的。 我没有开荒经验，所幸没有发生过一次森林火灾。只是开荒的人多了，近的好地方都没了，我只能到更高更远的山里。有时，带着中饭出去，走到山脚下，肚子饿了，想想带着累，干脆吃了再上山做事，就这样，常常是饿肚子干一整天，回到住的棚里已是漆黑了。
开荒种地苦，也苦不过没盐吃。那时候，买什么都凭票。像我们这种移民出去又回流盘桓库区靠开荒过日子的人，户口都在移点地，别说穿衣，连盐都是个大问题。 我们从界首群岛出来过排要二毛钱，现在二毛钱掉地上都没人捡，可那是二毛钱对于我们来讲，不算个小钱。不到万不得已，一般很少离开。 没油的饭菜一样吃，无大碍，没盐吃，饭菜没味不说，人会变得没力气，浮肿，甚至死亡。 记得我有段时间没吃到盐，全身没力气，我家算是幸运的，妈妈在金华的时候，能省则省，正好给后来界首岛的日子给予补给，到妈妈手里最后的三尺布票换了盐时，爸妈的眉头都紧紧地锁上了。
因为岛上的生活都是各自为“村”，相隔较远，了解的不多。后来才知道，有不少的村民没盐吃得了浮肿，甚至死亡。我们的生活陷入生死关头，有地方可投奔的都走了，无处可去的只能等待。
1965年元旦，我们移到武义时，原先二百多户的大村，经过几次大迁返，只剩八十多户了。 当我站在武义的新村，住进由国家统一建的泥平房里时，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到实处，经历七年动荡的移民生活才结束。我想，只要有田地、有房住就比在库区开荒硬撑着强。 到武义后，大家的劲都往一处使，相信只要好好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打石、放炮，挑石头改辅黄泥路，种树，装自来水、配电房，村里什么重活、累活、脏活我都抢着做，年轻嘛，累了睡一晚劲又回来了。
因为我有文化，义务兼任过小队会计，大队助理会计，大队会计、赤脚医生、兽医等。就这样，一直干到28岁那年的5月21日，为躲山上的滚石摔下去，腰部严重受伤，之后，再也不能干重活了。为了一家人要吃饭、穿衣，我一个正劳力闲在家总不是滋味，于是，我开始自学裁缝，并一直做到四十来岁，眼睛不好为止。 大概是三十七、八岁，我当上大队长。不知是七年动荡的移民生活，导致我的不安生，还是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奈何不得，让我变得无所惧怕，反正我不想像之前的大队长那样，我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一时又没头绪。 端节前，等着给孩子做衣服的太多，忙不过，像往年一样，让老婆孩子一次帮忙，锁扣眼的、剪线头的、熨衣服的都有了，我只顾裁剪和缝纫，一家人起早带黑地在节前都赶出来了。
那几天，尽管累得够呛，看着收进来的钱和接下来相对清闲的日子时，老婆还是笑了。她说，要是田地也能像做裁缝一样就好了，忙时一家人起早摸黑地干，空下来就玩他几天，多好。 老婆的话，启发了我。大家一起干，拖拖拉拉耗时间，不像给自家干活。如果土地到户，村里人可以更为灵活地运用土地，说不定还能找到致富的路子来。 于是，我私底下找了多位村民，同他们讲分田到户的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想法。 于是，在召集村民会议，说出我的想法。大家都觉得这是好事，可人家是集体化，我们干个体，这不摆明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吗？到时候，田地分不成，还弄个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怎办？
我拍着胸脯说，只要大家同意，有责任我担着。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为了减少动静和不必要的麻烦，分田地时，如果轮到谁家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许计较，那些家里劳动力差不愿意分田到户的人组织一个小组，把村里最好的田地留给他们，不料他们也同意分了。 计划定下来，我去找来村里在外地教书的老师，让他回村测绘全村地图，并计算出每块田的面积和拼图，并绘出每块田地的原貌形状图，再根据好、坏搭配，按人口分田到户。分田那天，大伙都很隆重，齐齐地聚在会议室里，对着地图，把田地给分了。那是1981年。 后来，大家都说我是敢为人先的领头人，说我们村是全县第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村。其实，当初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想这么复杂，只想让大伙能更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劳作时间。
这不，后来村里就出了一个珍珠大王，起码证明我的想法没错。你把人家的手脚捆了，天天锄头柄抵下巴，能行吗？人都是有私心的，给自己做事同给公家干活肯定不一样。 你问我有没有后怕，我还真没有想那么多，大不了做牢。想想我们界首村民三迁二返，吃了那么多的苦，让大家过好日子总不会错。再说了，大家都愿意分，证明我的决定是顺民意的，村民就不会把我给供出去。 村民分到田地后，如鱼得水，界首人凭着勤耕好学的传统，日子过好也不枉当初的冒险。你看我们村的绿化和高楼，它不只是武义县最富的移民村，还是“浙江省能源和住房综合示范村”，值得自豪吧！ 还有我的二个儿子，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武义人。大儿子当兵十六年，复原回武义当公安，小儿子给武义县团委开车，业余时间做监控。他们的小日子个个都过得好，根本领会不到我们当年移民的苦。作为父亲，我更希望把子孙后代的苦都一个人吃了。 有趣的是，我是最后一任的大队长， 最早一任的主任，有历史意义吧。要说感慨啊，穷的时候，大伙很团结，富了后，就各怀各的小九九。 撰稿：移民办 编辑：倪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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