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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档案馆藏有一通钱锺书先生致文史学家周采泉的短札复印件。楼培 《钱锺书致周采泉书札一通》(刊于2008年 《寻根》) 考证出此札大约写于1986年，内容主要是钱先生对周氏所著 《杜集书录》 的称赞。两位前辈之间的通信，当然不止这一通。周采泉收过一位正式拜师的弟子周素子，连带周素子的先生陈朗也纳为忘年之交。陈朗说：“他生前曾以他所藏自己亲友的书札赠送给了素子与我 (除开早期居上海時有所失，如何之硕等的书信)，后来的，在杭虽也有失，或寄存別处，然大部分均在”(《亭亭画舸系春潭》)。笔者早年负笈奥克兰，常去朗素园谒见陈、周伉俪，有幸寓目这“均在”的“大部分”，其中就有钱氏一札，却非后来楼培披露的那通。今年春上，承二老信任，允录出是札，公诸同好，或不无补于“钱学”云。
采泉先生教席：
奉书愧汗，拙作谬承奖饰，本当奉贻一部，感惠酬知，恨于出版時除例赠卅部外，仅增购十部，初意冷摊滞货，已敷分致友好，而适值文代开会，群贤毕集，识与不识，登门索取，欧美学人，复纷纷远寄大著，旨在交易。舍自存者外，早无余本。香港书商以“三联”售罄，三月前已盗印发卖，公然“对面为盗贼”，定价奇昂，获利颇厚，中华无如之何。初版校勘未精，讹漏无虑三四百处，俟他日重刊，当呈教耳。亡友陈君式圭出先公之门，与弟非同学，四十年前归国后曾一面，遂成永別。沧海扬尘，圭函化冢，访旧多登鬼录，所谓“此身虽在堪惊”也。专复，即颂暑安
钱锺书上八月二日
粗略观之，这通书札应当写于“文革”之后。若求其翔实，当就线索一一考察。
钱氏信末提及四十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先公”(钱基博) 门人陈式圭，这个名字倒不陌生。“徐 (燕谋) 郭 (晴湖) 擅词翰，陈髯 (式圭) 亦轶群”，见于钱氏 《槐聚诗存》一九三九年 《杂书》 诗一组，是“相望不得亲”的“好我二三子”，可见彼时见面甚少。信中又提到其时“适值文代开会”，“文革”结束后十余年间，中国文联先后召开了两次文代会，一次在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 16日，一次在1988年11月8日至12日。此札应当写于1979年后。
1979年文代会前夕，钱锺书先生确有大著出版，且为两部，一为《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为 《管锥编》 (中华书局)。从“中华无如之何”来看，信中所言正是后者。“文革”万木凋零，1979年才刚刚回春，《管锥编》 就硕果已成，在当时学界引发的震动，已见于多方记述。同去参加文代会的学者郑朝宗，就在宾馆里收到了钱先生所赠的全套四册；而钱先生于同年冬天，赠第一册给了另一位学者傅璇琮。至于“欧美学人”，则未必全是“交易”，也不乏主动奉赠之例。1979年4月13日，钱锺书先生访美前夕，去信夏志清：“《管锥编》 约百万言，国庆前可问世……届时将一一奉呈诲正。”对余英时，更是两次航邮寄赠四册，且每册都亲笔批校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从销售上来看，大约也如信札所言。据笔者所知，钱锺书、杨绛的多年挚友朱雯、罗洪两位，并没去索要，而是自行购买。如此一来，《管锥编》 欲求“冷摊滞货”亦不可得了。见微知著，火热可想。大约正是因为畅销，香港书商才会将盗版目光盯到了这样一部艰深的学术巨著之上。令钱锺书先生不无愤慨，不下于后来的 《〈围城> 汇校本》 一案。
钱、周二公闲话旧雨，惊于沧海扬尘四十年。如今后生小子有幸拜观前辈手翰，又近四十年光阴之后了。
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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