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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 前不久，有事偶回复旦，顺便去周边的几家书店看看，有些已不是原来的店名，有些还是原来的名字，但换了地方，规模更大，环境也更好了。看来看去，在店堂里翻阅了一些新出的书籍，最后买了带回来的，却还是一本二手的旧书，1979年出版的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译，当时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之一种。 这一册书在复旦读书时，就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借了出来翻阅过一遍，是“老相识”了，也别无什么可惊喜的。这一回却还是忍不住把它买了下来，一个原因是自从离开复旦之后，在其他地方始终没有再“见过面”；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一册书有一个特别可宝贵的地方，虽然在全书中只占到了不足三分之一的分量，就是那个“西欧古典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部分”和“西欧及美国现代理论家和作家部分”的选译，有钱锺书先生参与，这总是十分难得。看那前言和不少的译文段落，都明显是钱先生的文笔，与其他人不大一样。朱光潜先生翻译黑格尔美学和维柯、克罗齐的著作，译笔总可以说是灵活了，但私意以为，钱先生的译笔，总还是更胜一筹，大胆灵活却又不失细密准确，用字也是与钱先生自己的白话论文 《旧文四篇》的风格是一路，所以特别喜欢。此次见了，那还是要买下来，能放在手边，随时翻看。 回到家，随手翻开见到的一篇，是英国随笔开山大师、《旁观报》 两位大家之一的艾迪生的一大段文章节选———读大学的时候，对于艾迪生和斯蒂尔的文名久仰得很，却没有读过他们几篇文章。后来，在先祖父的藏书里，发现了一本以前开明书店出版的由梁遇春先生英汉对照翻译的 《英国小品文选》，里面就有 《旁观报》 的好几篇，一下子对于艾迪生，除了久仰的文名之外，更是加上了实实在在的佩服，就想搜求 《旁观报》 英文的全册，虽然以我的英文程度来说，要能够无障碍地通读，肯定是办不到。当时，到福州路的外文书店去看，在企鹅、矮脚鸡丛书等仅有的几套新版引进书里，都没有艾迪生和斯蒂尔。只能去隔壁的外文书店的旧书部，在那里却有意外的收获———解放前旧家庭流失出来的外文书里，有许多三四十年代流行的人人丛书的本子。在这些满是灰尘的旧书堆里，终于找到了人人丛书本的 《旁观报》，虽是零册，没有凑成全套，但是那时的欣喜之情，至今都记得。凭借着词典，勉勉强强读了一些，当然谈不上“畅读”，但是艾迪生和斯蒂尔出色的文彩，就算是在我疙疙瘩瘩的阅读中，也是掩不住。后来，有了iPad，在iBooks的英文书目里，看到了THE SPECTATOR的全套，马上下载了下来。再后来，iBooks又有了英汉词典的功能，实在是方便得多了。至此，由衷地说一句，互联网作为工具，实在是个好东西也。 再说回到此次看到的艾迪生的那一大段话，他说：“我们一切感觉里最完美、最愉快的是视觉。我们想象里没有一个形象不是先从视觉进来的。可是我们有本领在接受了这些形象之后，把它们保留、修改并且组合成想象里最喜爱的各式各样图样和幻象。文字如果选择得好，力量非常大。一篇描写往往能引起我们许多生动的观念，甚至比所描写的东西本身引起的还多。凭文字的渲染描绘，读者在想象里看到的一幅景象，比这个景象实际上在他眼前呈现时更加鲜明生动。” 这一段话，在如今的时代读来，实在是让人有点感慨。人本初，当然如艾迪生所说，是一个视觉的动物。但人最后总还是在思维、语言和文字当中，找到人之为人，好不容易在文字之中，可以看到比眼睛看到的更多更丰富的东西。而如今，进入电子和网际的时代，却是走入了所谓全媒体的世界，反过来觉得图片、视频之类，要比文字丰富有力得多。这个与上述对比着看，总觉得说不上是退化，却也算不得是进化。过去我们说“看图识字”，那个图总是辅助，如今却是“看字识图”，文字“靠边站”，退回来成了辅助。最新锐的说法是，有了现场的视频，文字还有谁读呢？ 这总之还是关乎想象力和理解力吧。当想象力和理解力强盛的时代，我们往往更依赖于文字，文字的天地更为广大。而在想象力和理解力较弱的时代，却是又退回到原初的视觉世界了。不过，退步却也是更进一步的基础吧! 此所谓“以退为进”也。 本人当初读的是新闻系———一部中国新闻史，绕来绕去总绕不开梁任公的盛名。这一次回复旦买旧书的时候，也想到了梁任公的文字，实在是到了现在还是喜爱。那个好处，说是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当然没有错误；说是笔端常带着感情，也是正确。但是自己所最为欣喜的，却是任公先生笔墨里面的那一份别人所不及的诚恳。 这一种诚恳，似乎只要是与任公文字感到亲近的，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并且吸收进来。比如，以主编《生活周刊》 而赢得大名的韬奋先生，他的那些言论文章，也是那样的恳切。据他那一册 《经历》 的自传，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及圣约翰读中学大学期间，任公先生主持的 《新民丛报》 等报刊，都是他百读不厌的读物。这里面，那一份文字间的恳切，总在无声无形地完成着代际之间的承递。 另外，像以前 《大公报》 的主笔王芸生先生，那一手社论文笔除了漂亮之外，也是那种恳切给人的印象最深，这里面难说没有任公的影响。家里已经读到高中的小朋友，平时会随便翻翻我的那些杂书，曾经看过几篇芸生先生的大公报的社评，还有二战结束在密苏里舰让日本签投降书时大公报记者的那一篇有名的通讯，当时就感慨道，与芸生先生和大公报记者的文章一比较，如今的新闻报道还是很难说已经是超越过去了。对于这个话，我也有几分同意。而韬奋先生、芸生先生的文章之美，追根溯源，却总还是由任公先生而来。 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以任公先生的新闻文章为主题的。如今，《饮冰室合集》 也还是放在手边，有时间就翻阅几页。前不久正好又读了 《上南皮张尚书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觉得应该抄在这里：“士夫不讲此学，则市侩弄舌而横议之。中国不讲此学，则外夷越俎而代谋之。夫使市侩外夷之言，果有当于措治，则亦岂有所厌恶而必为是摈斥哉？ 无如此辈者，于吾古人之义理，一无所习，于吾中国之情势，一无所通，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不以其道也。” 这里面说到的“市侩外夷之言”，实在是到了现在，还是到处存在，并且需要警惕的。弄舌横议与越俎代谋，往往听着是振振有辞而且有理有据，但它们却是不用负什么责任。正好说对了，便不可一世。如果说得不对，要么缩起脖子，一个转身不见了，要么耍滑，还要“无愧”而义正词严地把歪话说正转圆，那更是糟糕。回过来想想，任公的这个话，如今还是显得有效力，那多少还是拜文字之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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