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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杜连魁 2012-05-17
《宋史》和《金史》都是元朝人编的，都是官修正史，但是其中关于公元1140年前后的宋金战争过程的记载，两书确实有些差异。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著书。
清朝著名学者赵翼在他的《二十二史扎记》中有一节《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说明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要了解战事，必须参照二史分析考辨才可。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兵诸将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内容。
《宋史》本来可以按皇家史官的记载编史。但是南宋初建之时，赵构朝廷被撵得到处跑，很难会有翔实的记载。更不幸的是，后来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毁掉了对秦桧不利的许多奏章诏书以及其他文献档案，对有利于岳飞的许多文件档案也尽力删削隐毁，秦桧还让他养子秦熺管理国史，而南宋前期的国史和实录皆出于秦熺之手。在秦桧死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来填补关于缺失史实的记录。这给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增加不少困难。
《宋史》是元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官修正史，其主要依据是宋代有关本朝的官修史书，《宋史》便是元代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而成。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元朝所编《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宋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的。《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根据《宋史》，在1140年，兀术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琦打败。接着，韩世忠、刘琦、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兵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 岳飞传》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宋史》修撰的时间相当仓促，后世史家曾批评它篇帙庞大、内容繁芜，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等方面相当粗糙，史实有疏漏，某些人只提《宋史》的某些记载有误，殊不知，《金史》记事更是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兵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的颠倒等等。例如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与岳飞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
《金史》不提蒙古对金国的威胁，也不提刘豫的伪齐政权，而关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前后发生的诸多战役的记载，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遂命元帅府复河南疆土，诏中外。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而《金史》卷七九《孔彦舟传》：“从宗弼取河南，克郑州”，《金史》在孔彦舟的传记中却又绝口不裁孔彦舟“下汴”之事。
须知当时的东京汴梁绝对不是普通州郡，而是北宋故都，又是当时的特大城市，政治和军事地位甚为重要。若孔彦舟能攻陷东京汴梁，则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功，正史在其个人传记断然不会遗漏此等大功，如果不是《金史. 宗弼传》作伪，那又要作何解释呢？
此外《金史》卷七七《宗弼传》中说：“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 《金史》卷八一《王伯龙传》却又说：“从元帅府复收河南，权武定军节度使、兼本路都统。宋兵据许州，伯龙击走之，招复其人民。”前面《宗弼传》刚刚说过宗弼遣王伯龙去取陈州，《王伯龙传》的列传居然又说是取许州。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地隐瞒金兵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 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广为人知的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金史 宗弼传》写到1140年的宋金战事时，只说：“宗弼（兀术）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王伯龙取陈州，李成取洛阳，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河南平，时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劳问宗弼以下将士，凡有功军士三千，并加忠勇校尉。”
所谓的天眷三年，即公元1140年，也即南宋绍兴十年，也就是在这年，岳飞在郾城颍昌府两场激战中大败宗弼，后因宋高宗从中作梗，岳飞被迫停止北伐。很显然，《宋史》和《金史》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载，是不一致的，那我们相信谁好呢？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金史 宗弼传》中的这段文字，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既然说“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那么，宗弼要收复河南，肯定是要和岳飞和韩世忠正面交锋，要大败两者，夺去州郡要害，才能夺取河南全境。而岳飞和韩世忠都是当世名将，之前宗弼和韩世忠的交锋，《金史 宗弼传》 里面写得淋漓尽致，唯恐不祥，而这次“收复河南”的交锋，更应该大书特书，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大败宋朝两大名将。可是，这个精彩的时刻，堂堂《金史 宗弼传》居然草草了事地敷衍几句，只是简单交待了“自率众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实在让想看宗弼元帅“如何大显神通”的人失望呀！
二，宗弼元帅出征，手下应该名将如云吧？像当年的宗翰（粘罕），宗望（斡离不），手下就有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名将，这些宿将，完颜活女曾败种师中、拔离速败姚古、阇母、娄室等平陕西，无一不是功绩赫赫；如今呢，却是孔彦舟、王伯龙、李成之流。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身份，宋史上记载的很清楚，不过呢，还是先从金史的角度上说吧：
《金史 李成》传中记载：“李成，字伯友，雄州归信人。勇力绝伦，能挽弓三百斤。宋宣和初，试弓手，挽强异等。累官淮南招捉使。成乃聚众为盗，钞掠江南，宋遣兵破之，成遂归齐，累除知开德府，从大军伐宋。”
《金史 孔彦舟》传中记载“孔彦舟字巨济，相州林虑人。亡赖，不事生产，避罪之汴，占籍军中。坐事系狱，说守者解其缚，乘夜逾城遁去。已而杀人，亡命为盗。宋靖康初，应募，累官京东西路兵马钤辖。闻大军将至山东，遂率所部，劫杀居民，烧庐舍，掠财物，渡河南去。宋人复招之，以为沿江招捉使。彦舟暴横，不奉约束，宋人将以兵执之，彦舟走之齐，从刘麟伐宋，为行军都统，改行营左总管。”
很显然，孔彦舟和李成两人，本来都是乱世的流寇匪徒，在乱世中被宋朝各路官军打得大败，只好逃到金国，投靠金人，成为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他们的战斗力和名声之差，由此可见，可堂堂的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堂堂的分路大将军，实在让人称奇啊！
三，“时暑，宗弼还军于汴”，嗯， 这话好生熟悉，这和《水浒传》中的“天子听罢，便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这些话，好相似啊！
其实，从上面三点，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宗弼应该在河南吃了败仗，否则《金史》作者不用如此故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只字不提宗弼统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与岳家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却片面地强调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却又不敢详细说明宗弼如何“大破两人”，从而“收复河南”。
因为毕竟完颜宗弼(即广为人知的金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之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但这样一来，问题又来了，就是宗弼吃了败仗，手下人马死伤惨重，怎么办？是修《金史》之人就编出一个岳飞和韩世忠守州郡要害，这样他们就可以解释了，岳韩毕竟是名将，从他们手里夺取河南，是多么不容易啊，人马死伤多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当时岳飞和韩世忠真在河南么？当然不是。大家必须相信赵构和秦桧之流对“和平”的诚意。赵构和秦桧派人去接受河南陕西两处地方，已经是小心翼翼之极，唯恐激怒金人，怕金人反悔不干了，他们怎么敢立即派大军去进驻河南？
绍兴九年正月，宋金双方在秦桧和完颜昌（挞懒）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第一次和议：金国将原来由伪齐统治的北宋沦陷区归还给南宋，南宋向金国称臣, 南宋每年向金国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格守和议，对于所收复的州郡，规定“现任文武官，各安职守，并不易置”，不仅伪齐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马丝毫没有变动，而且后来还“以文臣为新复诸县令”。这样，新收复的河南、陕西之地，根本就没有部署边防，也没有任何战备设施。（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宋史 高宗纪》）
当金国归还河南、陕西地之时，宋高宗和秦桧强令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和约划归南宋之地。宋高宗和秦桧还宣称：“大金割还河南故地，信义甚著”。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国的文字，对反对议和的人又加以罪罚，想以此来束缚臣民的手脚，“使忠义之士，结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将，缩手而不为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再说，以赵构和秦桧等偷安投降派一向疏于国防的做法，宗泽在世，死守东京，赵构尚且不派兵进驻河南州郡要害，何况是宋金刚刚签订和平条约——“绍兴和议”，一向畏惧金人，一心只想和金国媾和的赵构和秦桧等人怎么敢主动派岳飞和韩世忠等抗金大将去进驻河南呢？
相反，当时的岳飞的确想借祗谒陵寝之机率军进驻河南，但是赵构不准，赵构还为此特地下了诏给岳飞说：“敕，具悉。朕以伊瀍顷隔于照临，陵寝久稽于汛扫，逮兹恢复之日，亟修谒欵之仪。卿概然陈情，请为朕往。虽王事固先于尽瘁，然将阃不可以久虚。殆难辍于抚绥，徒有怀于忠荩。寝寐于是，嘉叹不忘。已降指挥，止差将官一两员，部押壕寨人匠、军马共一千人，随士褭 、张焘前去，卿不须亲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但是不久,金国统治集团发生内讧，主和派完颜昌（挞懒）等人被人诛杀，主战的完颜宗弼(即金兀术)成为唯一的金国军队总指挥。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在“盟墨未干”、“口血犹在”的情况下，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军的这次大举南侵，对于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桧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捧。宋高宗无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打圆场。同时还发表文告，陈述兀术的罪状，并拟定赏格，声言有能生擒兀术者，封为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从上面的诏书以及对1140年前后重要事件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宋高宗赵构根本就不敢派大军去进驻河南，连祗谒宋朝历代皇帝的陵寝也只派一千军马，而任命的东京留守却迟迟未能动身去东京。所以难怪宗弼大兵一出，宋朝河南陕西各州立失，——因为宋朝根本就没有派什么大军进入河南。而《金史 宗弼传》的弄虚作假，故意轻描淡写地为完颜宗弼避讳的真相也就昭然于天下了。
《金史 宗弼传》中所谓的“时暑，宗弼还军于汴”更是一个明显的讳败之处。不错，金兵对宋的大部分攻势，都是集中在十月之后，怕暑似乎说得过去，但是金兵不是有“有四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么？坚忍的金兵，居然连夏天都忍受不了么？那么在建炎四年八月前后的酷暑期间，金兵是如何攻下承州和楚州的？须知楚州是九月才被攻破的，而之前楚州已经被围百日了，也就是说，金兵是在最酷热的六月开始攻打楚州的。假如金兵真的怕暑热，那他们的战斗力也必然很有限。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1140年前后宋金战事的记载避重就轻、自相矛盾，怎么能让世人信服呢？
正如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分析的：《金史》列传所载经常自相矛盾，不仅这几传之间相互矛盾，它们与宗弼传所载更是大相径庭。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六六《宗秀传》：“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然而事实上，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 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金史》《宗秀传》所提到的在毫州、宿州一带被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的宋军其实根本就不是岳飞所部。
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写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绍兴十年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俊以大军至城父。是时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趋亳与俊会于城父，于是琼谓三路都统曰：夜叉来矣。其锋未易当请避之遂率众遁去俊军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军入城初喜见国家军马出酒食饷军德功居最迁兴甯军承宣命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见屡败不战之功果毅敢前如践无人之境德甚慰悦。张俊退军 张俊军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纤云：倏忽满空遂大雨雾霈甲士皆坐于水中彻旦退军留宋起积压亳州留兵千人与之百姓失望”
原文标点不清，但从中可以看出，是张俊所部攻占宿州、亳州之后主动退兵，致使“百姓失望”。哪里有金国将领宗秀等人“击败”宋军的伟绩？当时毫州、宿州一带的老百姓还骂了张俊一顿，金国军队居然把这当作功劳来自吹自擂！
“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先遁。”，在报捷问题上，金兵与南宋某些军队和近世的国军相比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仗都没有打，去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就称得上大捷了！啧啧！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张俊传》记载：“（绍兴）九年冬，金复渝盟，再破河南，图顺昌府，命（张）俊策应刘锜。俊督军渡江，金人引退。继而金人三路都统自东、南两京分道来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诸军击之，尽复卫真、鹿邑等地，师还。（绍兴）十年，郦琼(注:郦琼原本是宋将，此时早已卖国投敌)在亳州，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统制王德下符离，乘胜趋亳与俊合。俊引军入城，金人弃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复亳州，留统制宋超守之。俊引军还寿春，进少师，封济国公。”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王德传》记载更为详细：“（绍兴）十年，解颍昌围，(张)俊檄(王)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寿春驰至蕲县，与敌游骑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骑引去。因潜师宿州，夜半，薄贼营。敌将高统军诘朝压汴而陈，伪守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阴水邀战。德策马先济，步骑从之。遥谓贼曰：“吾与金人大小百战，虽名王贵酋，莫不糜碎，尔何为者。”贼遂投兵降。马秦、耶律温驰入，闭门城守。德至，呼秦谕以逆顺，乃自缒而下。德叱其子顺先登，秦率温降，遣诣行在。德乘胜趋亳州，俊会于城父。时叛将郦琼屯亳，闻德至，谓三路都统制曰：“夜叉未易当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请乘破竹之势，进取东都。”俊难之，乃班师。”
在绍兴十年，宋将杨沂中曾经率军在宿州一带抗击金兵，结果中了金人的埋伏，大败而逃。《金史 宗秀传》中所载的金国将领宗秀在毫州、宿州之间击败的宋军记录可能是源于杨沂中所部在宿州一带兵败之事，但是宗秀(也可能是《金史》作者)却把对手张冠李戴地改成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岳飞军。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杨存中传》记载：“（绍兴）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杨存中，本名杨沂中)为淮北宣抚副使，引兵至宿州，以步军退屯于泗。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冬，引兵还行在。”
《金史》卷六八《阿鲁补传》：“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事实上，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而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都有详细的阐述。
还有，当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宋将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此外，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即金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 宗弼传》中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兵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
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中还有更荒唐的记载：
“天眷元年，授镇国上将军，除东平尹。明年夏，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勒兵袭之，至清口，飞众泛舟逆水而去。时霖雨昼夜不止，昂乃附水屯营。夜将半，忽促众北行。诸将谏曰‘军士远涉泥淖，饥惫未食，恐难遽行。’昂怒不应，鸣鼓督之，下令曰：‘鼓声绝而敢后者斩。’遂弃营去，几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来劫营，无所得而去。诸将入贺，且问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诱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陆行劳。士卒饥乏，弓矢败弱，我军居其下流，势不便利，其袭我必矣。’众皆称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才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岳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与前面所提到《金史》的那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相比，《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这段记述显然更是荒诞不经！
根据《金史 完颜昂传》，完颜昂本名完颜奔睹。天眷是金熙宗的年号，所谓的天眷元年即公元1138年。
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上面记述的战事发生在金国天眷二年夏天，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这一年年底之前，宋金双方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州城镇，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东平在山东境内，韩世忠所部离山东不远，韩世忠还曾暗中联合山东豪杰以抗金。《宋史 韩世忠传》记载：“初，世忠移屯山阳(也即楚州，在今江苏淮安)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也即金国天眷二年), 岳飞所部因为受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主和的羁绊而被强令在长江沿岸的原驻地鄂州一带(今湖北省)驻守，这一年中，岳飞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长江沿岸的鄂州，未曾北上。同时在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这一年中,岳家军根本就没有和金国打过仗。
事实上，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有将近两千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其实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飞所部的驻地以及后来北伐的主战场更远。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的攻击范围。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北伐时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省）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从未曾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与金兵作战。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东平远在东京汴梁的东北方，只是一般城池，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有一千多里路途。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更远。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国的主力军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绍兴十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
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如果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岳飞显然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也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
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大概是把当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宋金议和之后，华北地区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九年，“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
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在最近几年之内，一直就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县）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 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所说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的这段漏洞百出的记载，显然是完颜昂先生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金史 完颜昂（奔睹）传》中的那些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其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和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和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些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
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宋朝沦陷区内的农民起义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把对手说成是岳飞，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这些都表明岳飞确实威名远播，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金史》虽然文笔老练，但是张冠李戴、避重就轻、错漏百出的记述却又暴露了《金史》刻意隐瞒金兵败绩、片面夸大金将战绩的失实和作假。
《金史》中关于金国将领的这些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记述，与金人中流传的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以及《金史》所载金国皇帝诏书称“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等事实相互照应，显示出岳飞在敌人心目中也很有份量。
根据对《金史》以上种种自相矛盾的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一点，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定然吃了大亏，否则《金史》的相关记述断不会如此欲盖弥彰，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而某些无知浅薄之徒缺少严谨态度和判断力，一味地盲从, 不加考证就轻信《金史》的某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不实记载，以致受到愚弄。
至于网上那些汉奸犬儒们，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汉奸犬儒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
为了这一险恶目的，汉奸犬儒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 当然,汉奸犬儒们还会故意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汉奸犬儒们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汉奸犬儒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漏洞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汉奸犬儒们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汉奸犬儒们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
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其实是想从精神上在摧毁中国!
附件一：
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女真奴隶主贵族集团，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史书记载女真人入侵中原以后，“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一些地方几百里不见人烟，只能闻到尸臭味。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当时的建康城（注：今南京）有17万人被女真人屠杀。在岳飞收复建康以后，当地人收尸，大概有近5000件全尸，剩下的基本是残肢断体，可见女真金兵对汉人的屠杀很残酷。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和炮灰，“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在完颜阿骨打（旻）起兵抗辽之初，生女真社会很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级：一是奴隶，即“奴婢、部曲'；二是平民，即“庶人”；三是奴隶主贵族，即“有官者”。金朝灭辽破宋，进据中原后，落后的奴隶制经济规律不可能自行消灭，而是依然在广大的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地区起着反动和例退的作用。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 当时汉族早已建了比较先进的封建制，而女真人则要将社会倒退到奴隶制，把汉人当奴隶，金国统治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公开的奴隶市场，这些都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倒退。
很多汉人被金军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当时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女真人跟西夏做交易，十个汉人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朝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朝的正式户名。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初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⒂。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⒃。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岳飞要做的是“驱除胡虏”“救民于水火”“恢复旧山河”，岳飞所捍卫的，是当时国家领土的完整和华夏民族的生存权，岳飞所维护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也是华夏民族的尊严。
而宋高宗赵构苟且偷安、贪图安逸享乐，为了一己私利，伙同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不惜一再对金国侵略者妥协退让、屈膝求和，置南宋国家主权和华夏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割地纳贡、俯首称臣、容忍国家的分裂，任用奸佞、残害忠良，把社稷苍生的福祉抛在一边，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一己私利，只图能安逸地偷安享乐。这些祸国殃民、丧权辱国的倒行逆施难道不是“卖国”吗？
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再次发起南侵战争，在岳家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接连获胜、捷报频传的情况下，宋高宗赵构不但不思收复失地、解救华北沦陷区的民众，还仍然一心想着和金人议和，强令各路宋军从河南、淮北等地撤回，把宋军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战果当作和敌国外族议和的资本，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割地、纳贡、称臣等屈辱条件向金人乞降求和，收岳飞、韩世忠等三大将兵权，并继而放纵秦桧制造冤狱、杀害岳飞，做出种种亲痛仇快、丧权辱国的败举。
看看在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之后，宋高宗赵构派人向金国皇帝敬献的议和表文：“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再看看金国皇帝册封南宋皇帝赵构的议和诏书“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再看看爱国诗人陆游的这首诗：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身在华北沦陷区的宋朝百姓和北方的大好河山，因为被南宋当权者同金国女真贵主订立丧权辱国的绍兴合约而遭遗弃，成为敌国异族作威作福的领地，国家由此分裂一两百年！这难道不是宋高宗赵构和国贼秦桧的罪过？
附件二：
《宋史》对岳飞的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
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金史》及女真人对岳飞的评价：
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南宋使节马上于同年正月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的京城临安（今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刘邦）所谓‘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岳飞)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岳飞遇害多年之后，金人对于这个最可畏的敌手，仍心存余悸。
篡夺金熙宗皇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迪古乃(汉名完颜亮)，曾经亲身经历绍兴十年的恶战，领教过岳家军的威力。
岳飞身后二十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
原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金国皇帝后来说：“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
上述记载是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承认的事实。
绍兴十年，岳家军北伐接连取得大捷之时，宋使洪皓正被金国扣留在燕京（今北京），他在《使金上母书》中反映了当时金国后方的动向：“及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未几而岳帅军回，吴璘兵大败，河南、关西故地一朝复尽得。” （《鄱阳集》拾遗）
岳飞遇害之后，金国使臣对于岳飞治军的评价：“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金国女真贵族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其为“岳爷爷”。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在密信中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唉，就是这样一个连敌人都深为敬佩、扼腕叹息的一代名将，竟然总是遭到一些卑鄙小人处心积虑的诬蔑诋毁。
悲夫！ 岳飞和袁崇焕，他们没有“良臣择主而适”，没有明哲保身退隐山林，反而舍身报国，明知是世事艰险，却偏偏奋不顾身！因为人民在受难，民族在沦亡，热血男儿责无旁贷，不敢偷生惜死！
但是有这么一些人，意欲欺世盗名，故意断章取义地拼凑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罪名”，来肆意歪曲史实，大肆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甚至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不择手段地来诋毁贬低英烈。这些歪曲史实、欺蒙公众的卑劣阴险行径，何其可恶可恨！多么令人心寒！
有人为了祖国免遭侵略，人民免遭屠杀而浴血奋战，有人却热衷于泼脏水，哗众取宠、蛊惑人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类亲者痛仇者快的言论可以休矣，当然本来就是仇者的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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