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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的竞争到了这种程度，其实已经变了味道。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往往因为缺少意识和资金，无法进入最后到最终的评选中，而进入名录的，有不少是财大气粗，只是来寻求锦上添花，要一个名誉。 随着可可西里和厦门鼓浪屿申遗成功，中国以52处“遗产”，成为“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52，这个数字实在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这52处世界遗产的名字。 以我所在的四川为例，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黄龙以及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都是“世界遗产”，已经囊括四川省的“精华”。大多数四川人，可能都不清楚本省已经有4处世界遗产，可见这项荣誉的宣传效应，并没有想象中的大。  ▲可可西里 据说，中国提出的申请，已经排到几十年后了，每一次评定，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可能都会增加。某种程度上，这有一点讽刺意味：“世界遗产”的缘起，是1959年埃及政府修建阿斯旺大坝，50个国家集资抢救阿布辛贝神殿和菲莱神殿。 “世界遗产”是紧急的，和抢救性保护有关，而如今的申遗能排到几十年后，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这次申请成功的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其实正好代表了“世界遗产”的两种形态。可可西里的自然环境保护起来难度非常大，缺钱，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发展旅游来赚钱；而鼓浪屿，早已成为中产阶级国内游的圣地，它不缺游客，甚至还在考虑限流，鼓浪屿的申遗，更像是一种必须争取的城市标签 。 中国1985年才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在那之前，中国有过10年破坏文物和古迹的时光。80年代，当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历史遗迹有价值的时候，不少地方确实缺少保护的资金，也缺少经验。 最初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地方，大多以保护为目的，它还是一个属于文保部门的行业行为，艰难而纯粹。  ▲平遥古城 到了90年代，随着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突然意识到，“世界遗产”其实是一种财产。1997年，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当时它一年的游客量只有5万人，到2012年，每年游客已经超过417万，相应地，门票和其他旅游收入，也都取得了几十倍的增长。 平遥、丽江、周庄，都曾打着保护的旗号去申请，但是最终都成为兴旺的旅游景点。丽江等地还因为过度商业化，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 对地方政府来说，申请“世界遗产”成为一种回报可观的投资，但也并不是谁都能利用这个大赚一笔。贵州荔波县因为和重庆武隆等地都拥有“喀斯特地貌”，花费2亿多去申遗。但是，这种“ 地貌”性的自然遗产，很难圈地卖门票，获得实际的回报，到目前来看，荔波收获的可能只是债务 。 相比于官方媒体的一片欢呼，网友们对申遗成功的反应要冷静许多。 在为可可西里申请到世界遗产保护感到开心的同时，不少网友都吐槽中国旅游景点的高门票。很多“世界遗产”，由于面积较小，展示也较为集中，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当做摇钱树。像九寨沟、张家界这样的地方，门票足以把中下阶层的穷游族拒之门外。  这种对“世界遗产”的开发冲动，促使更多城市投入到申遗的行列中。连国家文物局局长都看不下去，他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专门提醒，不要把申遗当做政绩。客观来说，一些城市为本已成熟的景点申请“世界遗产”，更多是追求城市荣誉和打造旅游考虑，而不再是因为没有钱保护。 甚至相反，申请世界遗产成为地方之间的“军备竞赛”，没钱你还玩不起这样的游戏。 据媒体以前报道，陕西投入200亿推动丝绸之路一带申遗，陕西省文物局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1处，众多的文物古迹都没有入选，这与陕西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地位非常不符 ”。当然，我们也不要为200亿心疼，因为这些都是投资，能够拉动GDP的增加。 当“遗产”变为“财产”，“保护”也就必然变为开发。最终，像丽江这样的地方，还因为过度开发，而再次进入“保护”的轨道。这是一种新思维，恐怕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所不能理解的。  ▲丽江古镇 “世界遗产”的竞争到了这种程度，其实已经变了味道。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往往因为缺少意识和资金，无法进入最后到最终的评选中，而进入名录的，有不少是财大气粗，只是来寻求锦上添花，要一个名誉。 这是一种特别的认证，有不少世界遗产的申报，都是由城市推动的。中国城市经历了20年飞速发展 ，城市规模大多膨胀了，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这种千城一面的局面，虽然不乏朝气，但在审美上毕竟太过贫乏。 不少城市谋求为城市贴一些好看的标签，他们打开外网，查看各种可以申请的“名号”，就像不久前，南京市就得到了“文学之都”这样的雅号。 这种追求“称号”的冲动，显示出中国城市已经开始注重文化，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城市在定位上的焦虑。这是城市营销运动的一部分，距离最初保护遗产的初衷，已经越来越远了。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张丰 媒体人、谈资副总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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