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务农岁月 1969 年8月，我告别了中学停课“专业革命”的生涯，告别了首次临时工的生活，回到家乡当了农民，使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年，我刚满20岁。对于出身于农家的我来说，上小学高年级时就在假日开始干农活，对劳动倒不犯怵，只是因从小上学而身体没有摔打出来，和别人干一样的活儿需付出更多的辛苦。 那时在大田干农活，基本还是沿袭老辈子的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生产队上晌的信号同在中学上课一样也是铃声，不过还多出了队长的呼喊声。呼喊的内容主要是所干伙计的名称，有时还要喊出应携带的工具。这喊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流动着遍及社员居住地的所有角落。 “上晌哩！上晌哩！到家东地里锄棒子去！”铃声响过，队长悠长的喊声传来，我扛起锄出了门。烈日当空，我拉着锄钩汗流浃背，棒子叶拉得胳膊生疼。这一垅还没锄到头，别人已经锄到头后又返回和我相遇了；人家完成定额在地头坐下来休息了，我还有一遭的任务需继续完成；我累得气喘吁吁，刚坐下休息，人家休息结束又到开始干活的时候了。有时和自己的大人一块干活就接一接我，其他人接我时就感动得不得了。下了晌，累得饭也不愿吃，浑身酸疼还没有歇过来，又铃响人喊到了再次上晌的时候了。刚干了一晌，手就磨出血泡；泡磨破了，皮掉了，再攥锄把或别的农具就痛得钻心。有时旧泡还没有痊愈，泡套泡的又磨起了新泡。后来随着干活的磨练，手掌磨泡渐少；再后磨出茧子，干活就不起泡了。 棒子地里的活儿，还有点种、定苗、培土、浇水、追肥、施药、削棒子秸、掰棒子、刨棒子楂等，我每年都要干，有的活儿还不止干一次。在棒子地里浇水，只有在夏季干旱的年份才干，其几率并没有浇麦子多。麦子从种植前的造墒到春季的返青大多需要浇水。1970年前后，浇地还要靠砖井和驴拉水车。我对这个活儿很感兴趣，不用费大劲，又挺浪漫，故常向队长争取来干。一头个儿头不大的毛驴，拉着水车慢悠悠地转（赶得太快，容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井抽干）；两个年岁相仿的小伙儿，徜徉于细流潺潺的青苗间。这样的场景，足可让诗人和画家创作出韵味十足的诗画。后来，因地下水位下降而砖井不可再用，浇地只有靠新创打的机井并配套以柴油机或电机。棒子施用伴以细土的“六六六”粉农药，第一次施药是撒到腰巴深的顶芯中，这活儿还好干点儿；第二次施药是在棒子棵没到人头顶窜红缨时，将药粉涂洒在红缨上。此时赤日炎炎，大汗淋漓，药呛再加上如锯齿样叶子的拉，那滋味可真不好受。用喷雾器喷洒药液是以后的事。刨棒子楂不是集体干，而是和拔棉花柴一样，在地里长着时便按垅分到各户，由各户自行刨下来当柴烧。那年头柴火也缺，棒子楂刨下来，再把叶子用筢子搂起来，一点也不舍得瞎。拔花柴则更仔细，一般先用镰将花柴割下来拉走，其次用筢子将花叶搂起来，再用新扫帚将碎叶子扫起来（这种碎花叶用作热土炕），最后再用老虎钳子将根拔起来拾净，拉走垛在自家院里，以备做饭烧火用。除被留作饲草的棒子秸、谷秸、麦秸外，其他作物秸秆也分给各家留作柴用，同时一些人空闲时还拾些柴火。但这些柴火仍不够用，一般人家每年均需到河北省峰峰一带或更远的山西拉一车煤炭来补充。吃住在路边的长途拉炭是个苦活儿，父亲都独自承包了，他不舍得让细皮嫩肉的我来干。 大田农活最累人的，我觉得莫过于割麦子了。干这活儿需要大幅度地弯腰，若难以忍受直腰勤了，便会被别人抛在后边，不但劳动强度大，还要随时可能被麦芒扎刺。我对这个活儿很犯怵，好在从1971年开始，往往只割一天后麦个子一登场，负责打场的队干部任爷几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安排我说：“咱们还是一块干场里的活吧。”在场里干活儿的人分作长工和短工，一般只有任爷和我二人是长工，我俩夜里还需在场里睡觉，谓之“看场”。在场里，任爷指挥我和短工们好天时先将从地里运来的麦个子抽出腰子，将其用杈或者手乱开后支起空晒上。午后经“运场”使之平整后，两头牲口拉一盘磙，一个人放两盘磙在一个场上辗轧。一面轧好后，再用杈翻过来轧另一面。全轧好后“起场”，先用杈抖落麦粒，将麦草垛到一边不碍事的地方，将麦吻子堆成堆。全部打轧完毕，在一个有好风的天气里，几张木铣飞扬，麦粒便成了堆。送走公粮，留足种子，其余的麦粒便被各家分走了。待麦秸合成垛，场里的活儿才算结束。场里的活儿，一般年头得干半个月左右，但如果赶上闹阴雨天，干一个月以上也不稀罕。不光麦收，秋收时任爷也多安排我在场里，白天在场里干活儿，夜晚在场里睡觉，直到地净场光。 除了大田和场里的活儿，我还干过其他一些专属成年男社员的活儿。 我看过青。看青，就是在庄稼成熟后夜里轮流到地里看护，以防被盗。此活儿谓之“看青”，我也常干。晚饭后去队里上工分，队长吩咐我一声“该你上东北谷地里看青了”，于是回家背起破被子、掂起草苫子便出发了。在那块谷地边的居中地带，找块较为平坦的空地铺开苫子，倒头便睡。一觉醒来，露水打湿被子，满天星斗眨眼，风吹谷叶沙沙作响。开始时总感到有些瘆人，之后习以为常，即便与坟地为临，也无恐怖之感了。由于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很乏，多数时候睡下醒来已是大天老明了。如果真有贼来偷庄稼，偷多少也不会察觉，但我看青几年，庄稼却从未失盗过。大概是1972年，队里在南地里所养的一块泡桐苗该出圃了，队长怕树苗被盗，专门安排我夜间看护。一般情况下，我在家睡醒一觉，便起来拿起一根棍子直奔泡桐苗圃，在那里逛一圈，坐一会儿，再回家继续睡觉。夜夜如此，一直看护了好几个月，树苗从没被盗过，我也多挣了不少工分。 我出过河工。出河工每年春、冬两次，由男劳力轮流，有时甚至用抓阄的办法确定人选。早在1965年的暑假，我就替临时有事的父亲出过几天河工，到城南何仲挖二干渠，还没有感到累就被父亲替回家。我刚回家当农民不久的1969年冬第一次正式出河工，是步行赶赴百余华里之外的阳谷县北部挖京杭运河。干活时，除在河底装车的人外，其他人分作两组，每组一辆地排车，两辆地排车一上一下。一辆地排车在河底装满土，一人掌车把，六七个人弓腰使劲拉车，沿预先在河坡开出的上坡道拉上河堤；另一组则顺下坡道回河底装车，如此循环往复。整个一个多月的工期，均在工地立灶吃饭，平时饭食以棒子面窝窝头、白菜汤为主，白面馒头较少。隔几天才能吃一次肉，谓之“犒赏”。初时在工地搭工棚住宿，后天气实在太冷了才移住曹庄的农家。这次是干出县的河工，以后县内的河工我也干过三次。1970年春，我住在县城东关参加了一干渠的扩大治理，施工方法和头年在阳谷京杭河大致相同。我们所在工段在老城东北角，我每天干活儿都累得臭死，那里恰是我前一年在县印刷社时和工友们晚饭后常悠闲散步的地方，于是两相对照，便生出今不如昔的无限感慨。作为对我这种感慨的补偿，是老天让我发了一笔小财儿，一次该我在河底装车，掘出一些发绿的东西，用铁锨边一敲当当作响。我下腰捡起，竟是粘在一起的铜钱，足足包满了一手绢，有的铜钱上面“开元通宝”的字迹隐约可辨。那时还不懂其价值，便乐滋滋地交到废品收购站，卖得两块多钱。1971年冬，我住南馆陶公社杨召参加了常顺渠疏浚工程，没动地排车，只是用铁锨逐步向上倒土；1973年春，我又住梁堂公社于林头参加老二干渠筑堤工程。 我当过饲养员。大概是1970年，给生产队喂牲口的伯祖父病了，我替代伯祖父喂牲口。另一位饲养员是后来常在一起干场里活儿的任爷，那时他还没有当队干部。记得那时我们生产队养有十几头牛，三四头驴。牲口棚是一溜低矮的土房：最西头是三间牲口圈；往东通过一个钻山门的一间，即是饲养员的住室，一条土炕占了半间房，我和任爷一块睡在那条大炕上，往东再通过一个钻山门为两间储草屋。一般情况下，我们天色未明即起，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喂牲口，用竹筛将草筛净，连续添加三次，再加棉饼之类的饲料。牲口喂饱饮水后牵出室外，栓到牲口桩上，以备使役人员来牵。如果一天之内需两晌使役，则后次使役前需再加喂。晚上，将牲口牵入室内再次喂饱后，我们于草香粪臭的混合气味中，在土炕上安然进入梦乡。循环往复，天天如此。一般每隔三四天，就要铡一次草。任爷将铡刀磨得飞快，他蹲在铡蹲旁将棒子秸等整理好续入铡口，我则猛地按下铡把，碎草四溅，铡一大晌即运入储草室备用。每隔几天，牲口圈里的粪多了，就要清除一次粪。这个力气活儿多由我来干，用带斗的木轮土车子装满粪，推到院内的粪堆上。这样饲养员的活儿，我记得干了有三四个月。 我出过窑工。村西北有座转盘窑，有我们生产队的股份，队里需要轮流出人到窑上干活，由生产队记工分。1971年春，队长派我去窑上干出窑的活儿。一个窑门的砖烧好晾两天后，便打开密封的窑门，带着胶皮手帕将还有些烫手的砖装入独轮车，将砖推出窑门至存砖处码成垛。窑内热气如炙，窑外却仍有些寒气，推着一车砖屁股左右摆动以掌握平衡，稍不注意车便会歪倒。这活儿累人不说，还真不好干，但我一气干了两三个月。 我当过盖房班的壮工。生产队为增加收入，组织了盖房班承揽建房，挣钱归集体，参加的人挣工分，能得到房主两顿好饭的犒赏。我参加了盖房班，跟着盖了好几座房，由于没有垒墙的技术，只能当壮工。记得我多干拌灰的活儿，那时盖房一般都用石灰拌红土粘合红砖。先用砖在适当的地方垒一个有斜面的拌灰池，将灰膏放置其中后加入适量的红土，再推动灰拐反复搅拌翻动，拌好后盛入灰兜。“灰！”随着垒墙人的一声喊，我掂起灰兜倒入其专用的灰斗内。 1971年，“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紧，队里根据上边要求，时至严冬而平整土地的活儿仍不罢手。我和社员们开挖冻块动用了铁锹、钢钎和油锤，但收效甚微，好像纯粹为的应付公事。其他年份，封冻后一般就不再干活了，谓之“冬闲”。有了小家庭后，妻子见我在冬闲里整天捧着本书看，认为我不是过日子的来头，就给我找了个拾粪的营生，以便增加自留地的肥力，多产点粮食。我一大早起来，拿起粪叉、背起粪筐就到村周遭逛游。往日不拾粪的时候，倒常见路边有粪，可如今专门拾粪了，粪却似乎很少见了。有时见一毛驴车经过，便在后边远远地尾随，以图毛驴拉粪后被自己拾着，但这种机会却非常稀罕。由于干这种营生的人不少，这样逛游一早晨也收益不大，故试了几天便罢了工。 从1969年秋回家到1973年冬当代课教师和后来临时工，我纯粹务农的时间是四年多。后又考上大学，毕业后当了干部，本以为从此会告别农门，却想不到因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家庭情况，我实际上又成为半个农民，重温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前更为严酷的务农生活。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家里有六亩多责任田，孩子们正上小学，后全家移居我工作的城里，“走种”责任田的任务便成为我推脱不了的责任。幸好工作不用坐班，时间有弹性，可以挤出时间到十里外的老家干农活。其间，庄稼的耕种、管理、收获等所有农活均需我和妻子去干，种子、肥料、农药、浇地用的农机柴油等也需我来操扯。有几年，化肥、农药、柴油的事没少让这方面有方便条件的朋友帮忙，但一而再，不能再而三，反复麻烦朋友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只好多花钱买议价商品。我往往是上午抓紧处理完当天单位的工作，午饭后不管天气多热也要骑自行车回老家干活。过麦的时候，则要在老家住几天。开始的几年人工割麦子，运到场里后多家合伙用脱粒机脱粒，这样过麦费工费时；后来大多数年头改用收割机收割，各家雇用拖拉机各自在场里打轧。这时，我往往从准备打麦场开始，经过收割、运输、打轧、扬场、晾晒，直到将麦粒拉到城里的家贮藏备用。有时麦收闹连阴雨天，最多过过一个月的麦，过一次麦身体就像会是扒一层皮；直到最后几年，麦子成熟后才直接用联合收割机收获，减轻了劳动强度。秋收时，棒子在棵上剥下来，谷穗掐下来，豆子割下来，便当天雇车运回城晾晒打轧。幸好有些活儿如浇地农机的安装等兄弟们能够帮忙，才不使我过分狼狈。有次兄弟们捎来信儿说要浇庄稼，我手头没钱购买用作追施的化肥，只好回老家时驮一袋麦子，在路过面粉厂时将麦子出售，再路过农资门市部用卖麦子的钱买一袋尿素。但不幸的是，在面粉厂收得假币被骗而对方又不认账，无奈只得返回再驮一袋麦子以换取急需的化肥。就这样，这种亦工亦农的日子竟然又过了18年，身心均感疲惫。 2000年，两个大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经济负担减轻，家庭经济不用种地也能维持。此时我正主持单位工作，新修《冠县志》已到定稿出版的关键时期。这几种因素综合考虑，我确定将责任田交给兄弟们暂时耕种，将精力集中于工作，过起另一种与前有所不同的日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