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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黄易 致陈灿金乡札 故宫博物院藏 从故宫藏黄易致陈灿《金乡札》谈起 秦 明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易尺牍中，有一批“黄易致曙峰札”即写给陈灿的信札，不仅数量多，而且内涵丰富，读后着实令人有些意外。此前，笔者对“曙峰陈灿”知之甚少，他算不上当时名噪一时的大人物，甚至用小有名气来形容都有些勉强。也正因为如此，基于对黄易的研究，促使笔者很想去一探究竟。 关于陈灿 陈灿，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清乾嘉时期，有关他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清人诗文集中，如清潘曾莹《小鸥波馆文钞》就有《陈二西传》，云：
此传虽是后人撰写，但相隔不久，论述有据，阐释全面，还特别揭示了陈灿与黄易不同寻常的关系，十分难得。黄易亦是钱塘人，丁敬（龙泓）高足，与陈灿同乡同门，尤深知他“师竹”的情趣，曾多次为之治印：
此外，黄易还有《思佳客用玉屏韵题陈曙峰〈师竹斋图〉》一词，云：
可见，黄易与陈灿很早就熟识了，志趣相投，乃布衣竹林之交。又民国《杭州府志》援引《杭郡诗续辑》谓：
这与潘曾莹《陈二西传》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内容虽然简洁许多，但仍然强调了他与黄易的特殊交往。以黄易卒于嘉庆七年（1802）二月二十三日推算，陈灿约在1798年至1802年间，曾应黄易之招，有过客任城的经历。 清 黄易 致陈灿慌急札 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笔者所见对陈灿最生动的描写，出自时人屠倬之手，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有如下记载：
屠倬作为世交晚辈，以亲身经历和感悟，为我们形象地刻画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有道君子”陈灿，他还在《过陈二西丈》一诗中写道：“草堂邻僻巷，不厌数过存。交已论三世，时还饷一尊。投诗问花竹，扶杖课儿孙。九十翁逾健，高风想鹿门。”可谓与此《序略》相得益彰。陈灿所著《师竹斋诗稿》存世很少，至今国家图书馆都无藏本。该《诗稿》在清丁仁《八千卷楼书目》中曾有著录，即“《师竹斋稿》五卷。国朝陈灿撰刊本”。今南京图书馆藏有两种，一是嘉庆刻本一册，一是抄本二册，均为四卷附诗余一卷。 布衣身份的陈灿能够受到人们的尊敬，与他的境界、品德、才艺是分不开的，同时，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及生活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乾嘉时期人才辈出，江浙才子云集，钱塘北墅故多诗人，何东甫、包梅垞、陈曙峰、顾怀雪、严可亭，散带衡门，翛然远俗，陈灿作为其中的一员，正是那个时代杭州民间文人的一个代表。潘曾莹在《陈二西传》中曾以陈灿为亡友严可亭辑录镌刊《秋竹馆小稿》遗诗，而称“其笃于友谊”，杭世骏《秋竹馆小稿序》更是赞许道：“曙峰家贫，能刊其诗，诗可传事尤可传也。”诚然，“布衣憔悴之士，漠然一无所向，其精神必有所寄，则诗其首事矣。夫不酣豢于富贵，志气自清；不奔走于形势，性情自澹；不营逐于世故，神理自恬。周德昂所谓文之得于内者，虽不能惊四筵而可以适独坐。”曙峰陈灿确是如此也。 清 黄易 致陆飞暮春札 故宫博物院藏 《金乡札》中的历史情境 《金乡札》是故宫藏“黄易致曙峰札”中的一通，之所以引起笔者的关注，缘于它所蕴含的金石学信息与笔者所进行的“黄易金石学研究”相契合，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兹依原文抄录标点如下：
此札围绕“金乡石室画象”展开，呈现了黄易对该汉画像石考订的一个侧面，即从拓片入手，寻找线索，参考典籍记载，进行分析考证。重点则放在了“朱长舒之基”五字上，文中黄易特意用隶书加以摹写，以示区别突出，并就此提出了与“朱鲔”的关系问题。 1907年7月沙畹拍摄的朱鲔石室 1908年8月桑原骘藏拍摄的朱鲔石室 《金乡石室画象》又称《朱鲔石室画象》或《朱长舒石室画象》，据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八记载：“画象本皆连属，拓者分为二十五幅。上层十二幅，俱高一尺五寸，下层十三幅，俱高三尺五寸，惟横广尺寸不等。”原石出土于今山东金乡县城西北1500米处的小李庄，黄易曾专程到此访碑，并绘有《金乡剔石室之图》收于《得碑十二图》之中，他还题跋曰：“金乡城北王广文茔左石室，相传是东汉扶沟侯朱鲔之墓，室中人物刻像颇有画法。孔户部荭谷曾拓数纸，河患室淤，余属县令马君于荃剔出，末幅有‘朱长舒’等字，下有八分四，已磨泐，隐隐似‘汉朱氏’‘鲔’等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亦著录云：
此外，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一中还收录了一段黄易的题跋，云：
金乡石室画像之所以引起黄易的关注，应当与孔继涵（荭谷）有关。黄易不止一次提到孔继涵在“河患室淤”之前“曾拓数纸”，在当时的一个时期内，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而且是仅有的，故黄易“向求拓本多纸”。黄易在这些拓本上努力寻找着他所期盼的“八分”的出现，但由于拓片本身的原因，“逐行审辨，仅露数笔”，效果不甚理想。出于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必须将淤塞的石室清理干净，以便制作出更为精致清晰的拓片，这样才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乾隆四十九年（1784），即孔继涵去世的第二年，金乡石室画像再次由黄易“属县令马君于荃剔出”，随之“朱长舒之墓”“汉朱氏”“鲔”等字相继显现。《金乡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虽未署明具体的书写时间，但从黄易已经发现“碑中有五字曰‘朱长舒之基’”，且还未及深入研究来推断，当是在金乡县令马于荃将画像石剔出后不久，即1784年当年，信中又有“济宁甚热”之语，可知是在夏月。综合考量分析，将此定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夏黄易致陈灿的信札，是比较妥当适宜的。继而可知，陈灿被“黄易招客任城”应该不止一次。 朱鲔石室画像石原石 1784年夏，黄易时任东平州判，刚刚完成了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回銮经运河”的接待任务，因“办差无误”，受到嘉奖。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分刺东平”之前，黄易曾“出仕东河，历县倅”，东河总督节署就设在济宁州所辖的任城。其间，黄易所刻“张燕昌”印边款云：“己亥（1779）仲冬，钱塘黄易谨刻于任城寓中。”可知黄易寓所也同在任城。东平位于山东西南部，距离济宁很近，两地运河往来极为便利。但济宁系直隶州，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又绝非东平散州可比，所以黄易东平赴任，很有可能家眷并未一同前往，而是仍居任城，加之莫逆之交“李铁桥东琪近在任城”，更是便于照应。果是如此的话，黄易《金乡札》很可能是自东平衙署寄至任城寓所的，因一日即可送达，也就不具日期了。此时，陈灿作为幕宾，将“金乡石室画象”“问明拓工”“逐幅记明”，并协助查找《朱鲔传》，也算分内之事，何况还能“极友朋文字之乐”乎。除了收信人陈灿，信中还提到的另外两个人物——黄易“舍弟”和“舍姪”，即黄易之弟黄童和黄易长兄黄庭之子黄时（元鼎）。二人在济宁任城出现，也是有历史原因的。翁方纲《黄秋盦传》尝言：
潘庭筠《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黄易墓志》）亦云：
黄易“兄弟四人，长兄庭，仲兄经，季弟童”。仲兄黄经18岁时早殁，黄易与长兄黄庭感情深厚。乾隆二十三年（1758），黄易“年十五，随伯兄幕游楚北”，乾隆二十九年（1764），黄庭因事遭到牵连，被遣戍塞外轮台（今新疆天山南麓轮台），黄易毅然接替兄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旋里负米养母”。后迫于生计，开馆授徒以自给，先后“馆固安三年，武冈五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黄易效法伯兄，亦开始了自己的游幕生涯，“佐直隶方伯郑公（郑制锦），由伍佑场历清苑者四年”。约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郑制锦为黄易循例（川运例）报捐，“铨山东榖城主簿”，黄易自此走上仕途。随着工作的稳定和生活的好转，黄易也把家眷接到了济宁，“迎养母享高年”“事嫂谨”，其“舍弟”黄童、“舍姪”黄时也一同来到了任城，得到精心照顾。黄易还多方募集资财，为长兄纳锾赎罪，黄易致陆飞《暮春札》就真实地反映了其中的艰辛与波折，黄易在信中坦言：
金乡朱鲔石室画像拓片（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不幸的是，约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黄庭终卒于塞外戍所之中，在友人的帮助下，黄易“数千里遣干仆扶柩归葬于杭”。黄易对亲友的责任与担当是有目共睹的，“族党推谊肫挚咸视此”，也才有了时人“君性孝友”“为人诚信，重然诺”这般赞誉。从黄易《金乡札》的只言片语中，恰可以对以往文献中关于黄童、黄时的零星记载予以印证。 按照黄易在信中的交代，黄童先“将《前汉》《后汉》取出”，这些应属于黄氏私家藏书，再由陈灿从中“翻出《朱鲔传》”，交予黄时“照录全传”。朱鲔，西汉末年汉阳人，生卒不详。王莽地皇三年（22）与王匡起兵反王莽，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称将军。地皇四年（23），汉更始帝刘玄以朱鲔为大司马，入长安，封为胶东王。汉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攻打洛阳，守将正是朱鲔。刘秀派岑彭招降朱鲔，并拜他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朱鲔后为少府，传封累代。需要指出的是，《朱鲔》出自《东观汉记》，而《汉书》《后汉书》中并没有朱鲔的直接传记，但在《汉书》之《王莽传下》，以及《后汉书》之《光武帝纪》《刘玄传》《刘永传》《齐武王演传》《安成孝侯赐传》《李通传》《王常传》《寇恂传》《冯异传》《岑彭传》《贾复传》《王梁传》《刘隆传》《坚镡传》等篇章中，都可以找到有关朱鲔的间接记载。因此，若想“竭泽而渔”的话，陈灿需要全书通览检索，殊为不易，黄时也必须逐篇逐条汇录，并不轻松。这或许是黄易对子侄的刻意培养亦未可知。此时，陈灿与黄时当属师生关系。黄易在致陈灿《风致札》中尝云：
对于子侄黄时的顽劣，黄易多有无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只能寄希望于陈灿“课其学书”、教诲“谕之”，这倒与陈氏在时人心目中“衖为童子师”“扶杖课儿孙”有教无类的老夫子形象颇为吻合。 金乡朱鲔石室画像拓片（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所谓“朱鲔墓” 关于石室的定名，黄易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在信札中就有“金乡石室”“朱鲔墓石室”“朱长舒之基”三种表述形式。黄易最终确定为“朱长舒石室画象题字”，著录于《小蓬莱阁金石目》中，显然，这是以他在拓本中首次发现的“朱长舒之基”五字为依据的。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虽在目次中列为“朱鲔墓石室题字”，但在正文标题中却改称“朱长舒墓石室题字”，并云系“黄小松于济宁拓得寄来者”。王昶《金石萃编》中也谓之曰“朱长舒墓石室画象题字”，还附录黄易题跋一段。可以说，翁、王的定名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黄易的影响。若论定名，“金乡”系出土地点，符合现在一般命名的方法；“朱鲔”出于古籍文献记载，也是颇为常见的；“朱长舒”则直接取自石刻文字，实乃金石学家的最爱。三者皆有所据，长期以来多有混用，也就约定俗成了，本文亦是如此。 但称谓上的约定俗成，并不意味着对实质内容的一致认定，对于所谓“朱鲔墓”是否真的就是朱鲔墓的争论早就存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二》“济水东过东缗县北”条云：“济水又东迳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墓北有石庙。”这是关于金乡朱鲔墓的最早记载。又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云：
朱鲔墓冢的说法从此相沿，直至清乾嘉时期，才有人提出质疑。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朱鲔墓石室画象”条按曰：
潜台词是，画像石够不上汉代，墓主人不可能是朱鲔。与毕沅、阮元通过与武氏祠比较，从画像风格和雕刻技法上予以否定不同，翁方纲则是从内容入手，“以其画像验之，与《梦溪》所说不甚合。”换言之，翁方纲怀疑此朱长舒墓并非《梦溪笔谈》中提到的“朱鲔墓”，所以墓主当然不是朱鲔了。黄易虽一再强调“相传为朱鲔墓”，但通过对“朱长舒之墓”“汉朱氏”“鲔”等字的发现、解读，力图证明墓主就是朱鲔，甚至援引“孙渊如云，鲔字颈长也，长舒或即鲔之号亦未可定”，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却不免有些牵强。黄易、翁方纲和毕沅、阮元的这三种意见，被王昶按时间先后一并收录在《金石萃编》中，而他对此未做任何评论，也没有提出新的见解。 金乡朱鲔石室画像拓片（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朱长舒石室画像与沈括对朱鲔墓画像的描述是十分相近的，翁方纲所言“与《梦溪》所说不甚合”有些过于草率。毕沅、阮元“全与武祠诸刻异”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而又言“其中人物衣冠，萧疏生动，颇类唐宋人画法”，则矫枉过正了。由于当时人们对武氏祠画像的高度认可，也就有了对金乡画像的固有成见，虽然后者先出，但并没有给人留下先入为主的概念，因为它的确太与众不同了。黄易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翁方纲、阮元、王昶等人用于研究的拓本也都是由他提供的，但仅凭一己之力，欲将朱长舒即朱鲔（墓主确系朱鲔）的观点，或者说是个人美好愿望坐实，未免一厢情愿、意气用事了。最终，还是王昶明智，执两用中，恪守着中庸之道。 金乡石室墓主是否是朱鲔？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研究者从榜题（“朱长舒之墓”等字）真伪和画像风格上不断进行着分析考证。虽然黄易对榜题是汉八分深信不疑，但翁方纲还是指出了“朱长舒之墓”“五字隶书夭斜不工”，这是事实，毕沅、阮元对此也表示赞同。秦汉史学者邢义田先生认为：“从拓片看，‘朱长舒之墓’题刻字划十分草率。再说‘朱长舒之墓’这样的措辞，基本不合汉代题刻的惯例。这些题刻应属后代所加，几可断言。”他还指出，“费尉梅女士同样怀疑榜题为后人所加，不过，她仍相信奥图·菲雪在断代上定在公元后一世纪的看法。今年（1996）四月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来史语所参观，指出这不是朱鲔石室。可是他的《武梁祠》一书中仍然接受了公元后一世纪中的看法。”
清 黄易画武亿像轴 故宫博物院藏 在雕刻手法上，金乡画像石的平面阴线刻与武氏祠画像石的凿纹减地存在明显差异，并最终导致了画像风格上的迥然不同。细腻柔美的线条，有别于当时山东地区出土的绝大多数的画像石，而令黄易感叹“室中人物刻像颇有画法”。黄易《得碑十二图》的命名十分有意思，多使用一个动词连缀，如《三公山移碑图》《诗境轩赏碑图》《济宁学宫升碑图》《紫云山探碑图》《良友赠碑图》《晋阳山题壁图》《两城山得碑图》《嘉祥洪福院拓碑图》《祈墓访碑图》《小蓬莱阁贺碑图》等，结合金乡画像石的特点，可以体会到《金乡剔石室之图》的“剔”字用的颇为巧妙，既符合事实，又不乏深意。鲁迅先生也收藏有金乡朱鲔石室画像拓片，他在1934年3月6日致姚克信中写道：“汉画象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象》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王逊先生1956年脱稿的《中国美术史》云：“人物的动作都很自然生动，面部有较细致的刻划。全部都是在光滑的石面上运用线刻。从技术和艺术风格上看，制作年代似是在三国时代或稍迟。”以上“晋石”“三国时代或稍迟”的说法仅仅是估计，并没有实物证据。随着1960年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发掘，一批有着相似风格的画像石先后出土，金乡石室画像石的研究就此出现了转机。关于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1972年第10期上有过介绍，但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在33年后才得以出版，这对研究金乡画像石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邢义田先生对此十分关注，明确表示：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先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山东金乡画像石是东汉晚期的没有问题，而且可以河南密县打虎亭的汉画像石相佐证。从其风格来判断，应该是有别于以武氏祠画像石为代表的另一个石刻工匠集团所为。但其墓主是否就是朱鲔，是存在疑问的。朱鲔是东汉初期人，而画像石时代是东汉晚期，相差了一百多年。”这样看来，黄易所发现的“朱长舒之墓”“汉朱氏”“鲔”等字必是后人附会加上的，何时所刻，尚无定论。但从沈括《梦溪笔谈》将墓主定为“汉大司徒朱鲔”来看，宋代所发的古冢上已有这些题刻了。进而分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之说，也绝非空穴来风，是否也是依据当时所能见到的榜题文字呢？这些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清 黄易 得碑十二图之金乡剔石室之图 故宫博物院藏 黄易的贡献 黄易进行金石学研究不是枯燥乏味的，而是当作一种乐趣享受其中。有一则轶闻就与他和金乡石室画像石有关，李详《黄小松摹赠武虚谷像》云：“钱唐黄小松，以金乡石室中汉人像有极似虚谷者，摹之以赠虚谷。今《授堂全集》前冠虚谷像，即黄所绘也。”施蛰存《北山谈艺录》中记载更为详细：“钱塘黄小松尝摹汉石画像赠虚谷，题云：‘汉金乡石室画像卅二人，内有一人未镌名氏，神似虚谷，故模此以赠。’虚谷后人刻《授堂遗书》，即以此像刻于附录卷首，益以诸家题诗，莫不以为虚谷神情宛在，此亦金石一佳话也。”故宫博物院藏一《黄易画武亿像轴》，白描画像确与金乡画像石中某一人物极为相似，黄易题云：“金乡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朱鲔石室壁镌画像中一人神似虚谷九兄，摹寄博笑。嘉庆二年正月四日。秋盦黄易。”可知黄易所摹不止一幅。黄易精研学术之余能有此兴致，着实让人羡慕。但从“卅二人”的具体数字，到对每个人物面貌神态的观察，又无不体现出他审辨的细致入微，这更是令人钦佩的。 从黄易以往的叙述中可知，康乾时期金乡朱鲔石室就经常“河患淤室”，而此后的数百年间，或许已是显没反复多次了。1907年7月，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山东考察文物古迹期间，曾对朱鲔墓进行了拍摄记录。1908年8月，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在山东游历时，也曾“探访汉代朱鲔之墓”，并留有照片。1931年德国学者奥图·菲舍出版《汉代中国绘画》一书，最早发表了有关朱鲔石室部分图像的线摹图。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费慰梅，1934年亦曾来此做过调查，并绘制过石祠画像的复原图。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至今仍不失其价值。
清 黄易 致陈灿风致札 故宫博物院藏 1927年，周文奎将朱鲔石室画像石移至金乡县文庙，置明伦堂内。1930年，金乡县文教局曾奉令组织古物保存委员会，改明伦堂为古物保护所，运朱鲔石室画像等陈列于此，并勒石以记之。据金乡县政府官方记载：朱鲔墓共出土画像石二十四块，其中十二块已下落不明，现十二块于1983年由金乡县文化馆调拨至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被定为一级文物。山东省博物馆也藏有该画像石若干，其中三石系2010年由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调拨，现已展出的两块为较为完整的“祠堂山墙画像”。 金乡朱鲔石室虽今已不存，但它的形制却很清楚——与孝堂山郭巨石室相同，对此最早加以阐释的正是黄易，云：
引文中提到的肥城孝堂山郭巨石室、金乡朱鲔石室、武氏祠前石室、武梁石室，黄易都曾亲历见证过，并绘有相应的访碑图，因此最有发言权。他指出郭、朱二石室形制一样，都是前面有立柱、分为两间的祠堂，两者和武氏祠前石室的不同，就是后壁没有小龛，所谓“中壁空穴，方广二尺”。这个观点至今研究者仍旧遵循。 关于金乡朱鲔石室画像石的数量和去向，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虽然乾嘉金石学著录中已有画像二十五幅的明确记载，但是这是就拓片数量而言，并非原石。至清末，金石学家陆和九在所藏《汉朱鲔石室画像》上题跋云：
由此可知，朱鲔石室画像石在原址时就已遭损坏和盗取，所以其数量统计始终不准确。杨爱国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根据沙畹的照片特别是费慰梅的绘图，参照孝堂山郭巨石室，进行模拟复原，这样才能准确计算出画像石的数量。他曾从石室形制细节入手，“仔细观察过朱鲔石室部分画像石构件及费慰梅绘制的祠壁画像，确为不误。朱鲔石室墙壁，都是由长方形石板纵向并列扣合而成。”这也可以从沙畹等拍摄的照片中得到明确印证。据悉，这方面的研究，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蒋英炬、杨爱国先生已有长足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清 黄易 致陈灿粮艘札 故宫博物院藏 黄易在著录和题跋中多次表明，所得《朱长舒石室画象题字》拓本，一是自孔继涵处“向求拓本多纸，汇成一册”，一是“新得拓本一纸，比前清朗”。此“多纸”“一纸”当是指多份、一份画像石拓片，每份具体有多少幅虽不明确，但肯定是相对完整的。黄易正是从多份画像石拓片中找出所需八分题字，然后剪裱汇集成册。晚清学者许瀚尝跋一《朱鲔石室画象题字》拓本，云：“此本小松先生故物，所谓‘拓本多纸，汇成一册’者，即此是也。其‘新得’‘清朗’一本，不知流传何所。”署款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可知彼时黄易的藏本已经散佚不全，时至今日更是无缘一见了。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金乡祠堂画象（旧题朱鲔石室）》拓片若干份，每份数量不等，共计画像29幅。傅惜华主编的《汉代画像全集（初编）》收录了金乡朱鲔石室画像石拓片27幅，该书由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0年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金乡祠堂画象石》拓片，是故宫老院长马衡先生的遗物，内容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中的一致。以上皆是清末民国间拓本，反映了当时画像石的存在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和故宫的藏品是目前能够见到的相对较早的拓片，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金乡朱鲔石室及画像石在我国建筑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中就列举“山东金乡县朱鲔墓”是现存汉代建筑遗物之中发券墓的代表。王逊先生的《中国美术史》中将“金乡县的‘朱鲔祠’”作为汉代石享祠遗存中有名的实例，对其画像石特点予以介绍分析。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汉朱鲔墓石刻”，充分肯定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这些学科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传统金石学所作出的贡献，毕竟以黄易为代表的金石学家是较早予以关注、研究的，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留下了珍贵的文献、拓片、图像供后人参考、借鉴和研究。而就时空上的优势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而言，更是后人无法企及的。
清 黄易 致陈灿古韵札 故宫博物院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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