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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翔退出比赛说起 一般而言，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希望被统治阶级相信，在统治阶级的统治之下全社会会有正义、公平和规则，愿意服从规则的人才会成功，而那些不理睬老爷们的训令的人只能是招致失败，这样，统治阶级就取得被统治阶级反向授予的合法性和信仰，全社会的反抗能量就最小化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将得到稳固和加强。 奥运会所雇佣的巨量裁判，用许多双眼睛盯住比赛过程，他们是现场执行规则的人士，而在公共媒体的高强度现场报道中间人们都看到了执行比赛规则和处罚情况；而运动员的好成绩被分别授予金银铜牌；这样的比赛和成功，是一个很好的转喻：一个人只有经过服从规则的超量训练之后才会在特定规则下获得成功。把这一转喻投射到整个社会历史过程，就可以引导人们去这样看待问题：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成功与否，主要与本人自身的努力和对规则的把握与运用有关，这样的想法越是普遍，就越是不鼓励人们去思考现有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转而思考如何适应社会规则并努力爬上高位。如果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需要雇佣这么多的专业裁判和技术装备来保证规则落实，投入如此巨量的宣传成本在公众中间实现信息透明，无论多么富裕的国家都肯定要崩溃。 人们越是相信规则能给自己带来出路，那么，社会和谐的程度就会上升。反过来，被统治阶级越是反感统治阶级的没有规则，就越是提高了反抗的风险。如果精英们自己带头违犯规则的实例过多，肯定要破坏被统治阶级的规则信仰，此时，那么宣传规则并让人们相信规则的重要性就越是上升了，换言之，一个没有规则的精英集团会愿意投入更多的宣传成本让被统治阶级相信规则的重要性。 其实，奥运会的成功本身是有疑问的，更高、更快和更强是人们在工具极端匮乏的年代所迫切需要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人体机械化”的想象——一架机器如果转速越高、输出功率越强、持续工作时间越长，那就越是有价值；而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个人体能方面的缺憾在机械的巨大生产力面临变得微不足道。反过来，为了实现奥运成绩的提升，人们不得不接受“非人性”的残酷训练，并且还必须在儿童时期就开始，从而保证自己比对手在走上奥运赛场前，有更长的预备期，奥运成绩通常总是以扭曲正常的人身成长周期作为代价的。 对于中国的巨大人口和有限的机会而言，每一种公平的规则及其实施，总是诱导社会底层的过度投入。曾经相对公平的高考，整个1980年代弥漫着“高考迷信”——中国社会的上层永远对智慧超群、努力拼搏的成功青少年开放的，这让多少贫家子弟投入全部的青春和汗水，为此，父母们耗尽了毕生积蓄，少年们失去了游乐时间。直到1980年代晚期，精英们渐渐不满足其权力和金钱不能介入高考过程的现实，许多大学开始招录自费生、走读生等等，为那些有权有钱和优势地位的人士，降低了高考门槛。再后来，办大学卖文凭变成一个产业，这样，学生被制造出来之后，就很难获得社会阶梯上的更高位置了，社会流动的规则中间，悄悄地加入了“社会资本”方面的限制，本来这样的现实，使得高考迷信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但至今为止，中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过度汲取了全社会的资源，过度地让学生家长耗竭了他们的积蓄，甚至是让他们透支了生存费用和未来，这种现象仍然是1980年代较为公平的高考规则的那个滞后反应，被统治阶级由于信息方面的劣势，在历史上总是处于被主导地位。 为了增加奥运会的意识形态作用，政府官员和商人都积极主动地介入了，自从1992年奥运会开始，香港商人曾宪梓首先给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一公斤黄金，以放大运动员成功的含金量；各级政府官员都随之跟进，给获奖者各种奖励，这些奖励中间不仅包括的真金白银和钞票，有时候还包括高档住宅。政府和商界的共同努力，就把奥运会的成功变成一种超越人们毕生工作所得的耀眼时刻，而这对于多数“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口而言，吸引力是双倍的。 为了把奥运会装点成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吸引人们的关注是重要的，本来是少数人经过特殊训练之后得到的不一般成绩，现在被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宣传为跟国家荣誉相关，跟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荣誉相关。人们被“忽悠”得当了真，格外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奥运会及其制造的冠军们，获得奖牌多被认为是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很有面子，本国统治集团治国有方、执政能力超强。就这样，每个国家的政府和商人，都额外增加了生产冠军的意愿，据说，按照中国的奥运冠军数量平均计算，每个人身上的政府财政投入是年均6亿人民币。也由于奥运冠军被认为是与本民族的荣誉相关，他们身上也就额外地集中了国民的亲和力和好感，冠军们就有了超越其肌体和外貌所不能体现的额外广告价值，从而成为商人宣传产品和公司形象的“人造宝贝”。 有人评论说在此届奥运会之后，中国肯定会有更多的父母逼迫自己的子女走向残酷的体育训练场，以期于万一的成功。其实，这样的投资并不符合理性原则，奥运冠军与没有取得大赛机会的受训者人数的比例，并不比体育彩票中大奖的比例更高，每一个冠军成功的道路上，总是有着成十万成百万的被超越者和被遗弃者，这些被遗弃者甚至比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更可怜——他们在就学的年纪没有预备未来工作所需要的文化训练而是投入了高强度的肌体训练，这种肌体训练上的投入，假如没有最终站到冠军领奖台上，就一文钱都变不出来，纯属无效投入；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这样的被遗弃者，就永远没有冠军和他们的好成绩。今天，这些无效投入现在越来越集中到社会底层身上——因为他们没有正常的成功出路，就转而寄希望于意外的成功机会，而奥运会的巨大宣传攻势最可能诱导他们进一步作出此种“非理性”的投资。 有且仅有那个万分之一的成功者，才会被统治阶级联手提携，不仅有政府的奖金还有商人的黄金，这些东西将继续诱导底层作出下一步的非理性投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底层越是没有理性努力的出路，就越是执着于非理性的投资取向，奥运冠军就这样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每一个冠军都会被统治阶级联手提升到格外吸引人的地位上，由此进一步鼓励了那些没有现实出路的投资者。 其实，奥运冠军个人所得奖金越多，这个荣誉的个人性就越强，越是成为一种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决策，本届奥运会的33岁德国体操选手，就是为了儿子治病来参加的，变成一种为了预期奖金收益而投入艰苦训练的投资行为。 当然，理性总是有限度的，一切统治阶级都不吝于利用人们的“非理性思维”来提升意识形态的效力。本来奥运冠军们都是在专业化的商业投资、训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职业队员，跟国民的健康水平和肌体素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精英们总是乐于把获得多少奖牌与国家荣誉、民族荣誉联系在一起，把个别人在极端特殊条件下的运动成绩，与绝大多数毫无关系的人口联系在一起，制造一种少数人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有利于多数人的境况、至少有利于多数人的荣誉或者脸面，由此去吸引并带动人们对于少数人事业的关心程度。 由于奖牌获得者被不恰当地与国家或者国民的荣誉相关，那么获奖运动员个人就成了一个肌体库存装置，这个装置被人为地塑造为事关多数人口的，由此，就被额外地赋予了广告价值，这一广告价值不同于普通的俊男靓女模特，例如，刘翔在2004年的奥运夺冠就被赋予了过多的承载，由此成为广告商最为青睐的对象，收入急剧上升。虽然中国不乏俊男靓女广告模特，而且，战胜第一世界运动员的成绩背后的民族荣誉想象也并非仅此一家，他是在欧美的强势项目中间获胜的第一人（这就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例如乒乓球），由此就承载了更多的国民荣誉感想象。由于个人广告收益的急剧上升，奥运奖牌奖金的数量就远远不能与广告收益相比，这对于刘翔个人而言，为争取下一个冠军所需要付出的严酷训练变得毫无吸引力了。刘翔退出比赛，固然可以如他所言是由于伤病，但也可以是别的原因——比如为了广告收入最大化而同时选择训练时间最小化，这对于刘翔本人而言是“理性”的和经济的，毕竟与较拍广告相比，严酷的训练不总是那么令人称心如意的。 当然，如果保持冠军位置很容易，所需要的付出不是那么多的话，显然，保持一个好成绩可以扩充其肌体所承载的“国民荣誉感”，有助于提搞他的单位广告时间价值，但是，这样的提升和付出之间肯定会有一个临界点，在超过这一点之后，继续训练就不是那么值得付出的代价了。 刘翔作为奥运冠军，本身也是成千上万父母的“非理性投资”行为的一个意外后果，但是，当他进入统治阶级地位之后，他就有条件回复投资者的理性了。刘翔的真实情况如何，到底是真的受到伤病困扰，还是因为训练相对于收益变得不合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有时间可以等下去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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