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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新近出版了一本专著《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这部专著探讨了美国走向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过程，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美国可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尽管“美国例外论”遭到很多学者的诟病，但美国在发展过程的确展现出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美国自19世纪末成为全球大国之后，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与之比肩。美国在获得世界领导地位过程中经历了犹豫、彷徨甚至倒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是踌躇满志地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多少年梦寐以求的目标。关于这一过程，立新教授在这部专著中已有详尽的描述。我这里只是想追溯一下美国能够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文化根源，从中看出美国在曲折之路上实现全球霸权的必然性。 美国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全球霸权国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似乎是一个不衰的研究题目。2014年，美国学者弗兰克·宁科维奇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为《全球共和国：美国世界大国的无意崛起》。[1]宁科维奇以研究文化和思想对美国外交发生影响而闻名，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这部新著中，字里行间同样体现出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文化根源，美国走向全球霸权是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结果。其实，美国从一开始眼睛就盯着全球，表现出所谓“国际性”的本质。美国革命发生时，最初很少引起欧洲人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在遥远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了一场骚乱或叛乱而已，实在不会令欧洲人感到有多少震惊之处。然而，对美国革命那辈人来说，这场革命对人类文明进程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潘恩把美国革命说成是“全人类的事业”。1777年5月1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巴黎致塞缪尔·库珀的信中谈到美国革命“是整个人类的事业，我们在维护自己的自由时为他们的自由而战。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我确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精神和德行，最终将使之成功地圆满完成”。[2]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同样体现了普世性的观念。约翰·亚当斯就认为，《独立宣言》“注定覆盖全球的表面。它一举推翻了建立在征服之上的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它扫除了堆积数世纪奴役状态的全部垃圾”。[3]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教授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作者认为，正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下，原来由帝国组成的世界变成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革命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4]这种“国际性”的本质让这个新国家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自由“使者”和人类“救主”的角色，世界的“希望”似乎寄美国于一身。美国有个归化的法国农夫在美国革命尚未结束时向欧洲人介绍说，美国是一个新国家，美国人是把不同国家的人融合在一起，变成为“一个新的人种，他们的辛劳及其子孙某一天将会带来世界的巨大变化”。[5]美国以后对世界的影响果然印证了这位农民的预言，而获得世界领导地位从表面看是“美国事业”与“人类事业”之间划等号的结果，但显然是美国欲要扩大这种全球影响的最终归宿。 美国承担世界领导的角色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为现实，但这种梦想从来没有在美国政治家脑海中消失过，早在殖民地时期就有宗教领袖人物表现出这方面的倾向，温斯罗普的“山巅之城”、科顿·马瑟的“新耶路撒冷”，以及爱德华兹的“上帝选民共同体”等等便是这种倾向的经典表述。1768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菲利普·弗雷诺在一首诗中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对美利坚帝国前景的展望，这首诗采取了两个人的对话形式，把“美利坚正在上升的辉煌”充分地体现出来。在弗雷诺的眼中，在上帝的指引下，这一地区“英国的子孙”将会遍及各地，他们将控制了北部、南部和西部的疆域，把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领土尽收囊中。[6]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类似这样的言论俯拾皆是。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19世纪中期曾满怀激情地谈到美国人承担的“使命”，即“上帝已预先注定，人类也期望，伟大的成就来自我们的种族，我们感到了这些伟大的成就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其余国家必须很快步我们的后尘”。[7]这段话反映了典型的美国白人自傲、自负和自大心理。美国的拯救世界的“使命”早已被历史事实证明是一种“神话”，美国不可能为了实现这种“使命”而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然而这种意识的存在却从一个角度说明，在全能上帝的指引下，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其他国家欲要“脱贫致富”和“改邪归正”，显然必须以美国为效仿的模式。在很多美国精英人物的脑海中，美国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形体，又是代表“善”与“成功”的符号或话语，而这一切主要取决于美国从一开始就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美国的“独特性”赋予其在地球上承担一种特殊使命，即有义务或责任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以美国的发展模式改造和重塑世界，最终使其他国家自觉或被迫向着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美国的趋同。这种观念已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成为美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的意识形态根源。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有了代表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除了依赖内部的自身条件外，与外部的关系同样重要。当然，美国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南北无强敌，东西又有两洋屏障，国家可以专心致力于在北美大陆发展。当时无必要也无实力把触角伸向两洋之外，但美国并不会放弃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愿望。这样，“山巅之城”所包含的基本取向便在美国许多决策者的思想中反映出来。他们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把他们国家的经历看作是为世界其他国家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美国只是作为一个“范例”来完成它所注定承担的使命。从他们的言论来看，美国似乎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家的“自我利益”。这一点固然不足可信，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任何举措首先是要考虑本国利益的实现，但美国决策者孜孜以求地树立美国这种“形象”的确反映出了在这块大陆上形成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他们显然想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明显区别开来，把原来北美是“上帝选择的新世界”转变成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以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照亮人类命运之路的灯塔”。受这种心态影响的美国外交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美国摆脱了大洋之外纷争的世界，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为最终从领导世界的“形象”走向领导世界的“地位”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从美国历史发展来看，“领导世界”的思想意识一直存在于美国政治家的脑海之中。正是受这种意识的影响，美国立国以来的对外政策很清晰地体现出这方面的倾向，即使所谓的“孤立主义”，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主要在于免遭腐败堕落的欧洲之“玷污”，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其实，这种外交政策取向只是美国实力尚未达到与欧洲大国正面抗衡时一种无奈选择，一旦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势必会把“领导世界”的意识转化为“领导世界”的行为。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伴随着王立新教授在其书中谈到的“身份”困惑或人们思想转变的滞后，但最终不会成为美国走向全球霸权路上的障碍。20世纪历史发展表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之后便对世界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外交目标不断调整中大踏步地迈向了充当世界领导的角色。目标是不变的，过程是曲折的，与全球国际环境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强大了就一定会很顺利地实现世界领导地位的目标。要不是欧洲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一过程还会延续，欧洲大国的衰落给美国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使美国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重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关于这一进程，立新教授在他的这本书中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
王晓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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