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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后来被称为“白洋淀诗群三剑客”的芒克（姜世伟）、根子（岳重）和多多（栗世征），曾是北京三中六七届的初中同班同学，1969年初，又一起到河北保定新安县白洋淀的大淀头村插队——用芒克的话说——“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房间”，“睡在一条大坑上”。同一时期，他们仨都开始写起诗来，不能不说是相互影响的结果。三位杰出的诗人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同时起步，从同一间屋里走出，这在诗歌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不少人稀奇于我、陆忆敏、王寅竟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和王寅还同寝室，睡上下铺），不过相比起来，“白洋淀诗群三剑客”的“稀奇指数”显然更高。 来到白洋淀的这三个人里面，大概芒克最先开始写诗。他在北京西城三里河的计委大院长大，有个外号叫“猴子”——1978年创办《今天》杂志时他跟北岛（赵振开）互相为对方起笔名，北岛正是依据“猴子”的英译“Monkey”，为他起了“芒克”这么个笔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初中二年级，不再上课了，1967年大串联去过广州、上海、昆明、重庆等地，然后——在我读到的一份“芒克创作与活动年表”上写的是——“1968年，在家闲居一年”。1993年姜文筹拍由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曾邀一些朋友给改编的剧本提提意见，芒克有点儿奇怪为啥还邀请了他……或许，二十五前他在北京城里一整年的晃悠，便是邀请他的原因。 芒克说1969年初他是被多多“硬拉去”插队的：“记得那天我发高烧三十九度。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还有另外几个人，顶着纷飞的大雪到了乡下。我还想起来我们先是乘坐火车，后改坐马车摇摇晃晃地走了百十里路到了县城，接着再走冰河。”这一路实在折腾得要命，以至回忆的时候芒克都感叹地喊了一声：“我的妈呀！等到了村里，我真的差点儿没死了！”
《天地色》系列布面油画 芒克 距北京一百五十公里的白洋淀是华北平原上唯一的水乡，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在大大小小众多的“淀”之间有许多自然村落。跟芒克同时在那儿插队的诗人宋海泉说它的芦苇荡就像“一片迷宫的世界”，并指出那地方对于他们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有一种“非文化的环境，由于它对文化的疏远和漠不关心，因而造成一个相对宽松、相对封闭的小生态龛，诗群得以产生和发展”。 芒克或许会同意宋海泉的说法。有一次访谈他讲到，在白洋淀，“那里主要的农活是打鱼，我们没有经验也干不了……而且当时在那样一个环境下，说白了就是‘无聊’，因为农活干不好，又没有其他的事情，于是就拿一支笔写。同时，写诗也是最易实现的一种方式。毕竟画画的话，你还需要画布、画笔、颜料等，完全不可能有条件。于是，写诗就成了当时唯一能干的事情……” 而作为“无聊出诗人”先期准备的文学阅读，在芒克这里，依诗评家唐晓渡为《芒克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撰写的代序所述，“加起来不超过一打的有限作品”，它们除了“文革”之前还算常规的一些古典和俄苏读物，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几册“内部出版，供批判用”的所谓“黄皮书”。芒克在谈起写诗之前的阅读时，也特别讲到“一些好的国外作品”，“比如美国垮掉一代的作品”，自己“确实要比其他人接触得更早一点”——这指的当然也是当年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读到的“黄皮书”，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它们流传于北京几个主要由“大院子弟”形成的圈子里。而且芒克显然专门点到了其中的一本书，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杰克·凯鲁亚克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节译本（当时已翻译出版的仅有这么一本“美国垮掉一代的作品”）。 这本书对芒克的重大影响，体现于七十年代初他跟画家、诗人彭刚一起混火车流浪——彭刚明确说道：“美国有本书叫《在路上》，我们也是走到路上再说。”——经由芒克、彭刚、北岛等人多次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个由两位二十上下的小青年在冰冷的北京街头分享一只五分钱的冻柿子，宣布成立“先锋派”团体，尔后揣着仅有的两块钱翻越围墙、跳上火车远行，然而几次被赶下车，花光了钱，变卖衣裳，饥寒交迫，甚至想主动进收容所临时又却步，结果侥幸得到资助，终于返家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一个传奇。在我看来，它更可以是他们这一代诗人际遇的一个隐喻或寓言。 不过这并不是芒克头一回流浪，查看芒克自撰的“芒克创作与活动年表”就会发现，他到白洋淀插队的第二年，1970年，就曾只身去山西和内蒙等地流浪了几个月。同为“白洋淀诗群”一员的诗人林莽（张建中）在为《芒克的诗》所写的跋里说他“只身流浪山西、内蒙后创作了九首早期作品”——芒克诗歌写作的开端，仿佛跟流浪有直接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他由此形成的写作气质跟写《在路上》的凯鲁亚克颇为相像——“意识到我要写诗的时候，”芒克说，“我就是想写自己的东西。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任何限制。” 芒克最初的写作触发了根子，多多回忆说：“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而根子在1972年春节前夕则以《三月与末日》将震动带给了多多，这年6月多多也开始写诗。1973年夏天，写出了八首长诗的根子搁笔，因他的诗引来了危险和麻烦。而到了年底，多多已“攒诗”一册，多多说：“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要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跟芒克的这个带有竞争甚至叫板性质的约定，想来是由多多单方面提出的。许多年以后，芒克说起多多“较着劲儿跟我比写诗”，“还说像交换手枪一样来跟我决斗（对了，他对我说过一山容不得二虎），”依然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鬼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芒克说。对于一开始“无聊才写诗”的芒克而言，写诗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情，何必搞得那么严重？他说：“我从来没有把‘诗人’‘画家’这些称呼当回事，现在也没有。这些对我从来都不重要。”他在白洋淀插队七年，“闲时写诗”，1976年1月户口迁回北京，临行烧毁了之前所写的全部诗稿。 对此，有一次芒克跟唐晓渡讲得比较多：“我这人没把自己当个诗人，因此对写下的东西没太当回事，也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烧了好几本，包括1973年前后写的三首长诗《绿色中的绿》，有四五百行；《主人》，二百来行；还有一首《第二十三个秋天》，也有一百多行。应该说这些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作品。大概是因为太长了吧，没见谁传抄，烧了就烧了，只是回头想来有点可惜。我的诗被传抄的都是些较短的。” 但芒克对自己写作的这种满不在乎又可以认为是一种深深的在乎。因为在他看来，诗人是非常神圣的，“一听说谁谁谁是诗人，那是非常了不得的，绝对的肃然起敬，觉得诗人是能与神对话的人，了不得的。”他始终不太把自己的诗人身份看得那么重、始终不过于较真、更不去跟谁（无论别人还是他自己）较劲地面对写诗这件事情，像是要表明这样一种虔敬和慎重的诗歌态度：仅仅把写诗当作一种存在方式，此外再无别的企图。而这样的态度，确保了芒克诗歌真挚本然的特质，呈现其坦率性情的诗人形象。 芒克自然而然就这么写起诗来了。不得而知流浪给过他怎样的写作刺激，但他在那里生活了七年的白洋淀，的确是令他提笔去写的重要缘由。他的《献诗：1972—1973》里专门有一首《给白洋淀》 ： 伟大的土地呵 你引起了我的激情 当然，这无非是一种自我激发、生活的激发，在同一组诗里他又写道： 给生活 我时常去向山谷呼喊 当山谷送来了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震动了我的心 同时他寄望于自己： 漂亮 健康 会思想 （《献诗：1972—1973·给我的23岁》） 【二、三、四、五节略。全文刊载于2017年第4期《收获》】 《2017.3》布面油画 芒克 1970年代末，《今天》创刊时期的芒克和北岛 《今天》杂志同仁郊游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 芒克于玉渊潭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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