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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了两条不同的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其反映在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上，差异尤其显著。中国、德国等经济体出现了工资份额回升的现象，而美国、英国等经济体的工资份额则继续保持了危机之前的下降趋势。2014年以来，托马斯·皮凯蒂等人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与此同时，劳伦斯·萨默斯等人提出，美国正面临“长期经济停滞”。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之后美国宏观经济矛盾的暴露，政治经济学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模式有了更加清晰和系统性的认识，即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由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共同构成的陷阱之中。 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相互加强 金融化、贫富分化与积累停滞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整体矛盾的三个方面，三者彼此影响、相互加强。美国经济面临不断恶化的长期趋势，金融危机、极端不平等和经济停滞都是这一长期趋势的经济后果。 金融化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经济现象，表现为金融部门内部盈利模式的变化、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以及金融业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经济的影响加深。政治经济学对金融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其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对收入分配和生产性投资的影响等问题最早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金融化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会对收入分配和实体经济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金融化加重了贫富分化，增加了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占比和财产占比，并压低了工资份额。金融化造就了金融部门食利者阶层的崛起，金融部门的利润在全部利润中的比例大幅提高，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仍然维持在30%左右。同时，金融化改变了大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方式，其收入大量来自公司股价的提升，使他们成为近三十年最富裕人群中的“新贵”。为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往往尽力减少雇员、压低工资，从而使金融化间接压低了工资份额。金融化还使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增加了普通家庭用于生活必要支出的负债和利息负担，这对本来就面临实际工资长期停滞的普通家庭来说，无异于二次剥削。此外，金融化增强了金融机构对国家的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应对措施集中于挽救金融机构、恢复金融市场，而创造就业的政策乏力，以致危机之后最富裕人群的经济地位经历了短暂下滑之后迅速回升，而普通家庭则遭受了持久性的打击。 其次，金融化抑制了实体经济投资，这是造成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积累缓慢和停滞的重要微观机制。金融化改变了公司内部股东和管理者的权力关系，管理者以股东利益为目标。为了提高或维持股价、防止恶意收购，同时也受到期权激励的引导，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趋于短期化。结果，企业减少了保留利润，增加了股东股息和股票回购，同时为了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而持有更多流动性高的短期资产，从而牺牲了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投资，也牺牲了以投资为前提的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 金融化并非只对贫富分化和积累停滞产生单向影响，也会反过来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贫富分化是金融化加深的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时期贫富分化程度的恶化是工人谈判力的下降、减税政策、产业结构空心化、金融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贫富分化使最富裕人群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在金融去监管化的背景下，这些财富较少形成资本积累，较多进行金融投机，加深了金融化的程度。第二，新自由主义时期利润率相对较低，资本积累的速度慢于二战后的最初30年。实体经济投资低迷叠加金融泡沫膨胀，两者共同作用导致本应用于积累的资本流向金融市场，加深了金融化的程度。从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过程来看，贫富分化和实体经济投资低迷放慢了资本循环过程和资本积累速度，使货币资本阶段的时滞延长，从而更多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这一过程是金融化加深的一个重要条件。 贫富分化和积累停滞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积累停滞意味着就业机会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断裂，传统的“奥肯定律”失效，出现“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这种怪现象。普通家庭难以通过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上涨改善经济地位，从而被社会财富的膨胀所抛弃。反过来，实际工资增长的长期停滞限制了消费需求，并最终限制了总需求，造成实体经济价值实现困难，产能利用不足，也使积累欲望处于低迷之中。 美国经济难以在现有结构性矛盾中取得突破 金融化、贫富分化和积累停滞的三角陷阱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这一结构必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吗？有学者提出，金融化虽然会抑制实体经济投资，但也会助推资产价格上涨，拓宽融资渠道，从而通过财富效应和债务膨胀促进消费。考虑到这一点，金融化是否会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呢？ 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危机和衰退是金融化的必然结果。财富效应和债务膨胀需要以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为前提，而在危机爆发之后，资产价格会迅速下跌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低迷，从而使得金融化的“好处”难以显现。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前的“正常状态”，上述三角关系也已经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经验研究显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工资拉动型的特征，即工资份额的提高能够促进消费需求，并且不会给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总体上促进经济增长。既然“金融化、贫富分化和积累停滞”三角结构相互加强的结果是工资份额下降和贫富分化加重，那么其一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这一负面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存在，只不过在危机之后更加明显了。也就是说，危机发生多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停滞并不是危机本身的后果，而是其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经济的彻底恢复难以在现有结构性矛盾中取得突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美国试图通过挽救金融机构、恢复金融秩序实现经济复苏的同时，该方式在本质上加强了结构性矛盾。正如社会积累结构学派所认为的那样，美国目前正处在新自由主义衰败阶段，资本积累对利润率的响应迟钝，除非构建新的积累结构取而代之，否则将无法重振资本积累并摆脱长期经济停滞。然而，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来看，美国重构积累结构的希望渺茫，因此美国经济很可能长期处于三角陷阱中。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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