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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震撼人心的又一次曝光 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不愧是个名副其实的好栏目，经常会关注一些焦点，爆出一些猛料。 2017年7月7日，其访谈节目《假文凭竟获“真”认证》，再次让人感到了出乎意料的震惊！内容梗概大致如下：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些中介公司声称能够帮根本无资格、甚至根本没有出过国的人办到国外大学的毕业文凭，并且居然还能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 比如，有一家名为谦合嘉业的咨询公司，就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的完成一切手续。 记者抽查了该公司完成的两个实例，一个是假造了弘前大学（一所日本公办大学）的毕业文凭，另一个是伪造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学位证书，检验结果证明，二者均真的通过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 怎么会这样？假的怎么会变成“真的”？ 经过记者深入采访才发现，这些咨询公司，还是真有两下子的： 首先，他们对这套“业务”非常专业 他们早就形成了一条让假学历通过认证的流水线。按照正规的认证流程，完成初审、复核、确认等多个环节。不仅做得逼真，而且还遵照整个认证流程一步步来，每一步都设计得非常好。 其次，是他们“内部”有人 也就是说，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内部，已经有了他们的卧底。 就连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处的一位负责人，被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内外勾结是有可能的。内部的人如果跟外部相互勾结，虽然有程序，但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完全堵住，这是有可能的。” 正是因为这种“有可能”，才使他们这个生意做得相当红火。最早至少从2011年开始，他们的客户范围已经涉及全国各地。 在留学服务中心官方网站上，做一份认证，只需要600元，而这家公司做一份认证却要10万元，靠的就是弄假成真的特殊服务。一位作假负责人被记者匿名采访时承认：如果不挑国家和学校，价格最低，需要10万元，其他情况，价格则都在10万元以上。 据了解，这家作假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分公司，总部其实在四川成都，（而且，在网上搜索“学历认证”，会跳出来很多家类似的网站）因为学历认证需要制作大量的假文凭，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排版中心来制作。 就这样，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从这家公司客户的账户往来来看，他们的业务开展得相当顺利，仅其中一家分公司2016年的营业收入就超过1亿元。 拿着这些假的“真文凭”，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份贴金的通行证，在落户、求职等多方面，都会享有留学生的待遇优惠。 二 事件的不良影响 现在，出国留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到国外读书，不仅要在陌生的国度花上几年的时间，付出相当的辛苦，家里还要付出相当多的费用。一家人可谓是既劳神，又费力，还破财。 可是现在，如果有人根本就不用花任何时间在国外，而且只付出真正留学生在国外数年实际花费的几分之一，就能够拿到以假乱真的“真文凭”，在落户、求职等多方面，都会享有和真正的留学生一样的待遇和优惠，那么，对于那些真正的留学生来说，会是多么的不公平？！ 从小处来说，这些鱼目混珠者，会影响招聘单位的选人用人，为社会增加麻烦和负担。若从大处来讲，这类事情，还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使人们降低对社会的信任感。 三 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办法 《焦点访谈》节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几条信息：① 为国外文凭作假的业务，在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搜索到；② 光是一家作假分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就可以上亿；③ 至少早在2011年，就已经开始有人做这件事了。 上述这几条信息，说明了作假公司根本就没有藏着掖着，而是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的犯罪！ 可问题是，面对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我国那么多的国家机关，那么多的国家公务人员，为什么竟然都会视而不见？只有《焦点访谈》栏目的记者，在犯罪行为已经大规模发生几年之后的今天，才曝光了这一问题？ 这种奇特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其实，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把《焦点访谈》栏目往期的曝光节目挨着个儿看一遍，就会发现，其中有好多曝光节目，揭露的也都是延续多年的老问题，而且也都是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人管的！ 为什么会这样？ 在红蓝体制看来，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相对不完善，应该就是此类现象频繁发生的最主要根源！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相对僵化，因此，才存在着“大量的人无事做”和“大量的事无人做”竟然同时发生的奇特现象。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答案同样非常简单：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把大量业已存在的问题，当成是可以成就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商机，给那些想有一番作为却无用武之地的人（或单位）一个可以尽情发挥、并能够有所收获的平台，这样，就会收到个人、集体、国家、人民多重受益的共赢结果！ 1 给公务人员们一个机会 从破案的角度来讲，这类文凭作假的犯罪，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破案难度！因为那些造假公司，正在天天的、公开的、大摇大摆的犯罪，只是我们一直无人去抓而已。 按照红蓝体制的模式化思路，这类问题，解决起来也是相当简单的：只要我们制定相关政策，通过放权、让利等措施，为相关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创造机会，允许其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本着“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的原则，让执行者在辛苦之后能够适当得利。那么，这些做假证的犯罪分子，很快就会被彻底抓光的。 例如，谁破获了上文中那个仅在2016年“营业额”就达一亿元的造假分公司，不妨拿出其亿元“战利品”中的百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元，奖励给立功人员。那么，这类造假公司，哪里还会有继续生存的空间？ 2 给知情群众一个机会 这类大张旗鼓的犯罪，知情群众肯定也不少。 从作假公司的角度来看，给该公司作广告的网站工作人员、看到过假文凭广告的群众、该作假公司所在地的左邻右舍的群众、以及与该公司有业务关系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都是有可能了解该公司所从事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再从花钱买假文凭那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买证人的同学、朋友、同事、街坊四邻中，也都可能有知情人。 按照红蓝体制“市场化运作”的规则，针对所有这些知情人，我们同样可以发布这样的规定：谁举报了这类造假公司或买假证的人，同样可以获取高额奖励。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亏待了举报群众，若人家举报了一个涉案亿元的犯罪公司，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奖励其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3 给犯错误的当事人一个机会 所谓犯错误的当事人，一是指“卖方”的人，包括作假公司的所有参与人员，以及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内部的卧底；二是指“买方”的人，这应该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就那家仅2016年营业额就达一亿元的分公司来说，按十万多元“卖”一张假文凭计算，仅这一年，他们的“顾客”应该就达近千位！据此可以推测，全国手拿这类假证的人，恐怕至少也要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 用通常的眼光看，这些人确实都干了不光彩的事，算不上是合格的公民。但在红蓝体制看来，这成千上万的人，如果用好了，也是可以转化为正能量的。 我们同样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这些人中的某些良心尚存者，对造假公司进行举报，举报者同样可以立功受奖。只要我们的政策，能够使举报者的总收益为正，那么，这群犯错误的人，同样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同盟军！ 这些人若参与举报，手里确凿的证据，应该是其最大的便利条件，这是其他普通群众所完全没有的优势。 4 给那些相关的国外高校和真留学生一个机会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完全可以将所有认证过的学生名单，以及这些学生毕业学校等信息，一同用各种相关语言发布在互联网上，供大家监督。 同时，对知情人发布悬赏信息，允以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奖励，以鼓励其举报不法行为。 这样，所有国外高校掌握学生档案或了解相关情况的教职工，甚至外籍同学，都可以借此名单查对冒充本校学生的骗子，并获取相应的金钱奖励。 而凡是真留过学的真留学生，恐怕也会有了这样一项新的爱好，就是在闲来没事的时候，喜欢翻查一下自己所在学校的留学生验证信息，看到曾经的同学名字，就当做美好的回忆；若看到“陌生的同班同学”，没准儿还能发一笔小财，岂不是快事一件！ 我们常念叨的“要发动群众”，不应该只是一句空话，在此例中，我们的“群众”，是可以遍布全世界的。 5 总结 如果按照红蓝体制的思路处理文凭造假这类问题，应该很快即可收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这里，思路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很有可能仅存在于观念的改变。 对此，我们不妨再简单的解释一下： ① 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于红蓝体制的做法，有些人总有一些抵触情绪，他们的想法可能主要会有这样几种： A 抓坏人，是公务人员应该干的事，凭什么还额外奖励他们？ B 如果一个刚上班两年的民警，破获了一个亿元的造假公司，就会得到一百万元的奖励，这叫我们这些上班几十年还拿死工资的人情何以堪？ C 这样搞，是不是会在公务员队伍中造成新的贫富不均，引发队伍混乱啊？ D 如果公务人员也想着发财了，那没有物质激励的时候，他们还会干活吗？ 由于上述问题，前文中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答案，因此，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细答了，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阅前文相关章节，或搜索“魏东的博客草根网”，即可见更多详细内容。 ② 结果好才是真的好 在目前体制下，造假公司至少已经连续猖獗了六、七年，直到今天，才有《焦点访谈》的记者将其曝光。 但是，若实施红蓝体制了，这类问题，将很快就会被干净彻底的解决掉！且应该永远也不会有较大规模的反弹。这才是我们最应该要的结果。 结果好才是真的好！ ③ 给个人的机会越多，国家的机会也就会越多 当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每一位劳动者凭借自身的努力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机会，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了机会，大家都努力了，我们的国家，也才快速从贫穷走向了富裕。 今天的红蓝体制，只不过是要在我国的政治领域，重复昨天经济领域的成功故事，用简单管用的体制改革，给每一位公务人员以机会，让其在凭借这些机会改善提升自身的同时，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给个人的机会越多，国家本身的机会也就会越多，反之亦然！ ④ 防患于未然，才是红蓝体制最高的理想 用红蓝体制的思路，应该能够快速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很多热点难点问题，然而，若只是解决业已发生的问题，就有些晚了，因为损失或危害毕竟已经发生了。 防患于未然，才是红蓝体制最高的理想。 以本文为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早些年，就在我国推行了红蓝体制，采取了上述各种措施，那么，我国哪里还会有如今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假国外文凭持有者？ “防火”做得好，应该比“灭火”做得好更超前，更有意义，这才是我国体制改革所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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