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极恐的二战史:德意日竟然欲与苏联结成大联盟

2017-07-13  安然如狮

在知乎上,曾经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二战中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细节?

这个问题,问的人没问明白,答的人自然也就很难答清楚。

之所以说没问明白,原因就在于,提问的人忽视了二战的复杂性,光是参战国就是一大堆。同样一件事情,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你细思极恐的,也许恰恰是别人从梦中笑醒的。别人求之不得的,或许正是你细思极恐的。

比如,站在德国和日本的角度,细思极恐的莫过于险些被采纳的“摩根索计划”。

所谓摩根索计划,指的是当时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11—16日)上,提出的一个处置战后德国的计划。其意在肢解德国;并彻底去工业化,让德国经济倒退一百年,变成一个无害的农业国家;还要通过强制绝育、甄别移民等方法,将德国人口限制在两千万以内。

类似的思维也一度准备用在日本身上。只是因为美国最终发现,随着德、日的战败,英、法的衰落,苏联将成为新的头号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反而有利用价值,要想方设法地将之再武装。这才有了今天的德国和日本。

转到美、英、苏的立场上,最细思极恐的,或许就是那个差点被实行的“马歇尔建议”。

1940年,德国横扫东、北、西欧,英国岌岌可危。罗斯福准备大力援助英国抗德,却遭到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坚决反对。马歇尔认定英国很难抗住德国的攻击,同时指出美国自身的军备严重不足,故而建议:与其浪费宝贵的资产,去援助一个注定灭亡的盟友,不如留下来强化北美防务安全。

第二年6月,希特勒闪击苏联,罗斯福准备大力援苏。马歇尔再次以相同理由反对。

在这两个历史关口,马歇尔的意见有一次占据上风,人类历史就将被大幅改写。如果全部采纳,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这个世界格局了。随着英、苏的战败或遭到严重削弱,美国将被轴心国阵营全面孤立在北美一隅,空有越来越多的好牌,却窝在手里打不出去!

好在罗斯福连续两次否定马歇尔的建议,大力援助英国和苏联,才没有导致这个灾难性后果。

顺着这个思维,站在咱们中国人的立场上,二战中细思极恐的事情又是什么呢?我想,应该莫过于德意日欲与苏联结成大联盟。

我们知道,抗战期间,汪精卫组团投日,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同样轰动一时的是,汪伪集团投敌未久便内部分裂,汪的两员大将——陶希圣、高宗武——叛逃香港,披露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卖国条约,再度震惊世界。

促成陶、高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起初二人幻想中日同文同种,可以共同促进亚洲繁荣,抵御苏、美等区外大国的渗透。岂料在接触过程中,二人却震惊地发现,日本人的思路完全不是按照同文同种展开的。

日本之真意,一在制造中国的全面分裂,将之肢解为六块;二在要和苏联结盟。

我们知道,1936年10月25日,德、意秘密签订了《德意议定书》,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联盟。11月25日,德、日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意大利跟着入伙《反共产国际协定》。接着,苏德在1939年戏剧性结盟。1940年9月27日,又有《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正式签订。条约有效期为十年,目的在于全面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

表面上看,1940年条约似乎就是1937年“三国反共协定”的升级版,是德意日三国深化反苏合作的量变。仔细研究条约内容,就会发现,实则不然。这次的条约与其看作是德意日三国在反苏反共道路上的深化合作,不如看做是德意日欲与苏联结盟。条约正文第五条明确规定:“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声明上述各条款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俄间现存的政治地位。”这显然是要和之前的三国反共协议划清界限,为与苏联结盟创造机会。日本和德国还互换了几项秘密协议书。德国答应竭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结盟。

据日本左派学者不破哲三的研究,德日之间关于势力范围划分的秘密协议中,还有特别有趣的一条,那就是约定将印度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但如果苏联入伙,就将印度转让给苏联。(不破哲三《从“科学视角”思考日本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1940年的条约名称里去掉了反共。原因就在于,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局限的新地缘联盟即将出现。

这个联盟的目标对象非常清楚,就是英美。具体说,就是通过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盟,在孤立美国的同时,集中力量全面肢解英帝国,重新划分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最终形成德、日、苏、美四强格局。这才是1940年条约的真相。

试想,如果这个大联盟实现,中国的国运焉能不受影响?又如何不让后人细思极恐?

为什么在1939年苏德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1940年出现了德意日欲与苏联结盟的迹象?又为何最终这个同盟未能形成,反而在1941年出现了苏德开战、日美开战,苏美英对抗德意日的新格局?

这一连串问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历史,尤其是大国博弈史,其实并非单一导演主导下的单一剧情模式,而是存在很多个导演,很多种剧本和很多种结局,最终究竟走向哪一种,是多边竞合的结果。以往,我们过于强调历史的唯一性和必然性,而忘记了历史的多变性和动态性。我们又过于站在小国、弱国的单一立场上看问题,而忘记了大国、强国的视角。

德国:为美苏争霸奠基的国际纵火犯(外交胜利,内政失控)

俾斯麦的伟大在于,当普鲁士大众仍沉浸在打败拿破仑的虚假胜利记忆中时,他已明确了维也纳体系必须摧毁的目标且找到了实现的方法。施特雷泽曼的伟大则在于,当德国大众无不对一战结局咬牙切齿之际,他已看出了凡尔赛体系的存在价值,并同样找到了一条新的复兴之路。

年轻时的施特雷泽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血青年,直到经历了一战的惨痛教训后,他才幡然醒悟,逐步转型成为一名卓尔不群的现实主义战略大师。

1923年1月11日,为了惩戒魏玛共和国和苏俄私下进行外交接触,法国与比利时在没有和英国进行外交沟通的前提下,突然出兵占领了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鲁尔重工业区。联军不仅要通过占领谋求经济补偿,而且图谋将鲁尔区与莱茵区永久性地从德国分裂出去。当时的鲁尔区出产德国73%的煤炭和83%的钢铁。莱茵区则攸关法德双方的国防安全。这两地对德国而言,都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棋筋。

法国人与比利时人的做法激起了轩然大波。德国国内掀起强烈的反抗情绪,极端分子则身体力行地组织起游击队。更有甚者,如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开始考虑利用外部危机趁机夺取全国政权。德国政府则通过发放补贴的形式支持工人罢工,从而以消极抵抗瓦解法国的入侵行为。而英国则手忙脚乱,既同情法国在战时的巨大损失,又害怕法国过于强大会损害欧洲平衡。至于苏俄,自然是乐于旁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

正是在这种空前的大混乱中,施特雷泽曼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复兴战略,并且以其雄辩引起总统的注意,从而在政府业已瘫痪的时刻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力挽狂澜。

接到任命后,四十五岁的施特雷泽曼在三十六小时内便完成了组阁任务,这个速度在当时的德国政坛已是神速。

施特雷泽曼很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是莱茵区和鲁尔区必须留在德国”。可是,此时的德国元气未复,实力有限。如果此时和法国摊牌,只能是自找苦吃,正好给对手一个绝佳的报复机会。德国的复兴必将长期延迟。

施特雷泽曼将军事手段放在一边,开始从外交上谋破局。

他向英、美寻求帮助,并与法国进行紧急磋商。可是,当时的英国尽管担忧法国扩张过度,但也很担心德国卷土重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牺牲英法联盟的程度。毕竟一战的巨大阴影还在英国人的心中萦绕。美国同样不急于表态,而乐得坐观欧洲列强冲突。至于法国,断然拒绝和德国谈判。

门,一扇接一扇地关闭。似乎德国已经是穷途末路。但是,施特雷泽曼兵行险道,索性将鲁尔区的消极抵抗也取消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英美的戒心,同时放大法国的威胁。

反观此时的法国,其环境也很不好。法比联军发现,控制鲁尔的成本太高,收入刚好抵消驻军费用,全无额外盈余。作为这次出兵的一个直接结果,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直线下跌。在此之前,马克就已经开始贬值,而且速度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惊讶。1921年是75∶1, 1922年就跌到400∶1, 1923年初为7000∶1。而法军出兵鲁尔后,这个纪录很快被打破。1923年1月,马克对美元的比值就下跌到18000∶1。 7月1日为160000∶1, 8月1日是1000000∶1。到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之时,马克对美元更进一步跌到1000000000∶1,此后还跌到天文数字般的25000000000∶1。 马克废纸化当然首先对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底层市民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但同时也让德国政府“丧失”了赔款能力,从而让法国骑虎难下。

法国已经升到了顶点,德国也退到了极限。可是,谁也无法取得胜利。假如再这样耗下去,得利的只能是苏俄,以及法、德国内的亲苏革命团体。

此时英国人终于决定出手干涉。

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入主唐宁街10号后,新内阁决定充当法德调停人。正是靠了英国的介入,鲁尔危机终于以法比联军的撤离而和平解决。在之后的六年里,施特雷泽曼不再担任总理,而专职担任外交部长,以有限的资源参与大国牌局。

他的第一张牌是美国。

将欧洲之外新崛起的美国引入欧洲事务,不仅有助于抵消法国等邻近战胜国对德国的偏见,而且能够从美国得到经济复苏的助力。1924年,施特雷泽曼与美国财政部长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一起启动了“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而在于初步形成了德美间的合作关系。此举平衡了欧洲邻国的压力,也让德国获得了经济复苏的推力。

他的第二张牌是苏联。

作为《凡尔赛和约》的另一个孤儿,苏联同样在为打破孤立而努力。在苏联摆出和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敌对姿态,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又孤立苏联的情况下,施特雷泽曼搞苏德亲善,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合作的尺度与目的不易把握。如果真搞成排他性的苏德联盟,必然导致德国被西方世界集体孤立,结果只能说被苏联绑架,因为这个时候德国的力量实在是太过虚弱。所以,施特雷泽曼改善苏德关系的目的仍在于转化出和西方国家交涉的筹码。

有了前面两张牌,施特雷泽曼就开始推进法德和解,甚至表示要在法德和解的基础上,探讨成立欧洲共同体的新道路。

1925年,施特雷泽曼与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法国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围绕德国的未来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一次铺垫性的三国外长会谈,初步达成德国以永远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换来英法对德国西部边疆的永久性承认,并且允许德国恢复大国地位。

同年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国际会议,最终签署了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该公约是1925年欧洲七国(英、法、德、意、比、捷、波)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称,是确定一战后欧洲国家边界和领土问题的重要保障,改善了国家间关系。。德国得到了重返国联的机会,而且是在推卸掉共同对付苏联的联盟负担的前提下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英法希望德国能够承诺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对施特雷泽曼而言,苏联是他手中不多的几张牌之一,绝不会轻易放弃。就在洛加诺会议召开的当月,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

1926年4 月24 日,德国与苏联又签订为期五年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增强了德国与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同年9 月,德国在坚持保留对苏条款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了国联理事会的第六个常任理事国。1928年,施特雷泽曼赞同旨在消除战争的《巴黎非战公约》。1929年,他又同美国律师杨格(Owen D.Young)共同制定“杨格计划”(Young Plan),再次修订赔款进度表,并进一步深化德美间的多方位合作。同样是在这一年,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开始探讨建立欧洲共同体的可能性,展示了一个新欧洲的愿景。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瓦解以德国为假想敌的英法同盟,进而不动声色地经略东欧,伺机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最终通过对东欧的影响,奠定德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可打可谈,攻防两便。

这一路走来,真是冬日饮水,冷暖自知。施特雷泽曼用了六年时间,给新德国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外交天地。对一个战败国而言,堪称奇迹。环境如此有利,德国理应是最不应该成为颠覆凡尔赛体系、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只可惜,自命伟大的德国人民却在同一个地方连摔了两次!

当年德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激进主义泛滥,宣传过头,欺人的宣传武器变成自欺的精神鸦片。德国人不去想一战末期军队瓦解的事实,不去想如果战争持续的后果是什么,更不去想如果德国战胜可会提出“十四点原则”。他们只一味宣称当年德国是不败而败,是内部出了犹太阴谋集团。热爱和平的德国军民本来可以武斗获胜,却因为这内外勾结的国际阴谋而放下武器,决心用“十四点原则”的精神共造和平。结果,和平没有来,敌人却举起了屠刀。于是,德国就不幸沦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境。

今天看来,这个宣传真是漏洞百出,错谬不堪。但是,当年的德国人普遍相信这些宣传,很多外国人也相信。

施特雷泽曼虽然得到外国对手的尊重和理解,却始终无法得到国内政客和大众的理解。他成功地处理了鲁尔危机,却被国人当做窝囊废,他只当了一百零三天的总理,就被人们用不信任投票赶下了台,从而留下了“百日总理”的绰号。时任总统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Friedrich Ebert)为此深表惋惜:“你们只要过六个星期就会把赶走总理的理由忘个一干二净。但是,十年后,你们会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深感后悔。”

施特雷泽曼在外交部长任内的举措,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大众及军队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德国的损失,最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却被国内舆论指责为没有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与美国的合作使德国受益匪浅。在“道威斯计划”启动后的五年内,德国支付了十亿美元的赔款,却得到了二十亿美元的贷款。“杨格计划”则带来了更有利的经济环境。可是,激进分子吃饭砸锅,一边享受经济复苏,一边把“杨格计划”当成靶子,肆意发泄非理性的不满,痛骂华尔街金融家剥削德国人民的血汗,却忘了一个基本事实:所谓有用的国家就是有资格被利用的国家,能相互利用然后才能双赢。如果处处只是单方面得利,就永远不会形成合作。

德国通过承认阿尔萨斯与洛林的现状,换来了西部疆域的安全,却同时保留了修正东部国界的自由。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胜利。可惜,日后的激进主义却利用这一点,急不可耐地要对波兰动武。

同样重要的收获还在于争得了时间,让德国军事力量逐步走出低谷,甚至在德苏合作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军事改革。以当时法德两国的实际力量对比,法国陆军随时能够扼杀这种韬光养晦。问题是,法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动武的理由,更没有找到争取英美苏三强支持的外交筹码。

与当年的俾斯麦一样,施特雷泽曼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新的国际核心人物,德国与美英法苏任何一国的关系,都亲密于四国间任何两国的关系。唯独国内的媒体、政客和日趋骚动的大众,却把他当敌人看待。

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数小时内连续两次中风后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同一个月,美国股市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德国经济也未能幸免。新的危机面前,德国人很快就彻底忘掉了施特雷泽曼,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

日本:死于制度内东航的东方土豪(拖后腿的制度内伤)

日本的崛起虽然惊人,却从一开始就内伤在身。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陆海军直接隶属于天皇,编制和兵力规模亦由天皇本人直接决定。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统帅权独立”传统,等于是将军事体系和文治政府列为平行关系。同时,作为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明治宪法又将天皇进行了“虚君”化的处理,使得天皇并不直接治理国政,其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只表态,而并不直接进行前台运作。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军人的活动空间,而大大压缩了文治政府的决策范围。

即便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全球性战国时代,也不应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教诲:战争永远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脱离了目的的手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一战时的法国总理克列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所说的那样:“战争是如此重要,决不能任由军人决定。”而日本的错误恰在于,过于强调军事逻辑,而忽视驾驭军事斗争的政治逻辑,造成了军事战略凌驾于政治战略之上的态势,从而埋下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的伏笔。

在明治时代,日本去武家政治未远,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旧幕藩体系下的武士出身。在这些人身上,还看不到文武对立的严重痕迹。但不祥的预兆已经出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全力推动战争前进,事先不仅未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甚至没有与海军进行必要协商。大本营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的伊藤博文居然被排斥在外,最后只有依靠其与天皇的特殊关系破格列席大本营会议。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要求与闻军国的非常政治,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缘故。……伊藤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已接近珠联璧合了。日俄战争期间,政府要员大多有军方背景,且威望足以与军方要员匹敌,再加上明治天皇也足以统御文武两大系统,从而进一步掩饰了日本制度设计的缺陷。等到这缺陷再浮出水面时,已成顽疾。

大正天皇长期为病痛所折磨,昭和天皇则性格柔弱,都无法再像其先祖明治那样积极有效地统御军政体系。内阁总理同样很难个个都能强如伊藤博文。更何况,日本奉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现役军官制度,只要两者中有一个辞职,而其所属军种拒不提供后继人选,内阁就要垮台。不知不觉间,内阁逐渐沦落成了军队的行政、财政事务办公室,俨然形成了军队拥有国家的态势。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以俄、法、美三国为假想敌,制定《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领》。前者决定日本的假想敌和所需兵力,后者则规定具体的作战内容。其制定过程为:先由陆海军的最高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协商制定初稿,继而分别与各自的最高军政长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协商,待军令、军政机构及陆海军之间达成一致后,即将修订稿上奏天皇御览。天皇再转交内阁总理大臣,由后者向天皇面陈行政、财政上的问题。然后,天皇再将计划书和意见书一起交给元帅府(由陆海军中的元老组成的直属天皇的军事顾问团)研究。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即在此研究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拿出定案,上呈天皇批准。

在这个流程中,内阁对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几乎沦为军队的秘书长兼财务助理。在明治时代,全赖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的两面努力,但此后则人亡政息。相反,军队越来越高调地介入政治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形成了“霞关外交”日本政界文化有“料亭政治、霞关外交”之说,意指日本政治多在料亭商讨,而外交多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明治时期至今一直是日本外务省所在地,成为日本外交的地理代名词。与军人外交相对立的格局。

一战后,文官系统内部有人提出建议,建立直属内阁的中央级情报局,统一外务省、陆海军、大藏省情报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是,首相原敬却无奈地说:“这是不可能实行的方案。……陆军军阀、海军军阀都非常任性,要统一他们的情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我身为总理大臣,也无能为力,很伤脑筋。这个方案中的情报局长不知谁来当,我看也干不了三天。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外务省设立强大的情报部,大力进行情报收集、交换、公布等活动,这个办法我看可以行得通,就这样办吧!”(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于是,外务省成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陆军则抢在外务省情报部活动前,又成立了自己的新闻班子,等于将手又直接伸向舆论操控领域,进一步剥蚀内阁的权力。

不过,正是在原敬任期内,他及其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洞察了此中弊端,出于更好对外扩张的目的,二人决定联手改变现状,推行大力度的制度改革。

原敬以殖民地改革投石问路,变宪兵制度为警察制度,并打破只有军人才能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的垄断,逐步扩大政府的权限。其最终目的在于打破统帅权独立,形成国务对军事的统御。这就等于要在天皇与军队之间插入政府,由文治长官代表天皇管理军队。这个举动虽然很小心地秘密展开,还是被激进势力所察觉。从而发生了原敬被刺的戏剧性事件。原敬死后,田中义一孤掌难鸣,日本唯一的一次政体改革宣告失败。在狐假虎威的统帅权面前,“国务”不得不继续扮演仆从的角色。

一旦改革失败,反改革势力就会反攻倒算。不仅改革成果被剥夺,甚至会出现更严重的反向波动。

原敬内阁让文官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本来是一个打压军部势力的举措。可是,由于其改革在最关键的一点——消除统帅权独立——失败了,从而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海外驻军援引统帅权独立原则,不仅不把文官系统放在眼里,连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被视如草芥。日本政治从而进入了更加混乱动荡的状态。

和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日本军队也难以避免军种藩篱的通病。如果有正确且强有力的国务领导,这个藩篱足以激发军种间的良性竞争。反之,则往往成为内耗的起点。日本陆海军就是这一问题的最佳注脚。

1886年3月18日,日本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本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被迫在1889年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前的1893年,日本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从而形成了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两峰并峙的格局。

这显然不利于战争中的一元化指挥,弥补的方法是设立战时大本营,由陆军参谋总长出任实际上的战时总参谋长。这个做法在甲午战争中维持了军事行动的一元化领导,却不能确保和平时期维持陆海军协同一致的军令指挥。事实上,即便是这种战时的统一指挥也让海军无法接受。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海军对陆军的指手画脚非常不满,进一步谋求独立性,最终修改了“大本营条令”。此举使得陆军总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处于平行关系,均直接向天皇负责,形成了政出多门的指挥结构。

进入大正、昭和时代后,日本陆海军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了争取预算,陆军始终坚持以与俄国进行大规模陆战的标准扩军,海军则始终坚持以与美国进行大规模海战的标准扩军。相对应地,在国家战略上,陆军主张北进,先经略满蒙,再彻底击败苏联的远东势力,建帝国雄基于东亚大陆之上。海军则主张南进,伺机夺取关岛和菲律宾,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实现帝国发展的自给自足。

站在日本帝国的立场上,两者可谓各有道理,但国家战略强调次序和资源分配,注重外交与军事的统筹。在天皇与内阁均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和稀泥”的结果就是既不敢得罪陆军,也不敢得罪海军,而只能含糊其辞地声称,日本的帝国战略在于:“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假想敌设置则同时以美苏为对手,兼防中英。这等于是将北进和南下放在并列位置,四面树敌,多线作战。

而陆海军之间则很少沟通,反而经常互相封锁消息,处处争夺资源,事到临头再进行陆海军高级参谋协商,等于是临时抱佛脚,往往是病急乱投医。

至此,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二战列强中,只有日本,始终没有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领导人,甚至没有一个类似于佛朗哥那样的军人独裁者!

一旦分裂与恶性竞争成为准则,就会像疫病一样蔓延,而在军种之间无法控制。进入昭和时代后,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海军军令部与海军省之间也开始产生纠纷。再延伸下去,前述四机构内部的各部、各课之间,也屡起冲突。在日本陆军内部,围绕是否推行“下克上”的暴力干政行为,产生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化,在机构上则有陆军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之间的大对立以及各机构内部的小对立。在日本海军内部,围绕华盛顿和伦敦两次国际裁军会议,则有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分化。前者主张英美协调论,认为应接受国际裁军会议的分配比例,满足于维持对美60%的海军实力。后者则以英美为阻碍日本帝国扩张的头号敌人,力主维持70%的实力,并宣布条约派人士为国贼,不惜以暗杀手段进行清除。一时人心惶惶,连山本五十六也面临死亡威胁。米内光政为了保护山本五十六,只好将他外派为联合舰队司令,以躲避东京激进的政治漩涡。再加上中央部门和海外现地驻军的对立,整个日本军界终成盘根错节、互相掣肘之局,统一的军种战略也丧失殆尽。

至此,日本不仅国家战略缺位,军事战略也不断分裂,最终形成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军种战略取代军事战略,军种战略又分化瓦解的局面。

在这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陆军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怪人物。这个人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大战略奇才,但同时又是全世界战略家中思维最不稳定的一个。他代表着日本二战前国家战略调整的最后机会,其失败则预示了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结局。这个人,就是备受争议的石原莞尔。

美国:转动全球的离岸平衡手(控局)

1942年秋季,苏德在伏尔加河畔残酷厮杀,美日在瓜岛苦苦相持瓜岛战役,即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盟军与日本在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和周围岛屿进行激战,最终盟军获得胜利,从而奠定了美国获取南太平洋地区制海权的基础。,大西洋航线在“狼群”的围攻下几度欲绝,隆美尔在阿拉曼数扣开罗之门,中国战场也陷入前所未有的重压之下。这个时候,如何争得军事胜利,几乎成了每个大战参与者的头号难题。即便作为最后一个参战国,即便拥有极其强大的生产力,美国军政当局也不得不细数手中的资源,反复修订军事计划,以求克服空间距离的阻碍,间关夺路,克敌制胜。

但就是在这个秋天,耶鲁大学的一位名叫斯皮克曼的荷兰裔美籍教授,却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全球形势及美国的对策。

斯皮克曼坚信轴心阵营的败亡只是个时间问题,更深知美国此前经历了过长的“孤立主义”,在领导全球方面绝对是个新手。所以,他立足世界大战,又跳出世界大战,站在巨人的肩头,以前所未有的美国视角,重新审视这个被称为地球的蓝色星球。

为他充当基座的巨人有三个,其中两个是英国地理学家——一个是麦金德,一个是菲尔格里夫,还有一个德国人,豪斯霍费尔。

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宣称自己发现了世界的地理枢纽。这个枢纽地带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被北冰洋和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所环绕。这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一片让海上人望而却步的地区,是“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可以骑马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历史上,这里曾经产生过震撼世界的蒙古帝国,在麦金德的时代则雄踞着虎视全球的沙皇俄国。

麦金德敏锐地把握住铁路带来的地缘巨变,从海上人的视角审视世界。他把欧亚非大陆称为世界岛,是全球霸权争夺的主战场,而心脏地带则是控制世界岛的枢纽。因而,他的格言是:“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

因而,麦金德将心脏地带大国视为头号威胁。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恰恰是英俄两度联手!很显然,他的理论中存在着漏洞。填补这个漏洞的是他的同胞菲尔格里夫。

菲尔格里夫提出了著名的能源史观与“冲突地带”概念。他从太阳能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发挥的重大而常被忽略的作用说起,揭示了能源的重要性,以及主要能源变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进而立足能源的开发与控制,探究全新视野下的列强政治角逐。

在菲尔格里夫眼中,北半球的温带地区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从而导致“北方的定居地和迁移带”是“历史上攸关重要的地带”。世界历史,主要就是位于北纬30度和60度之间的温带地区的历史。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和最伟大的文明均聚集于此。从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角度讲,在这个地带上,形成了一个由欧洲、印度、远东和北美组成的环形“冲突地带”,实质是海上世界与陆上世界相交汇的地区——一个破碎的“中间地带”。其优点在于和海洋与内陆均能通畅连接,不利则在于易沦为海洋世界与陆地世界的战场。德国“由于与海洋的联系使它倾向于海上的冒险,就此而论它是一个海权国家;而因它位于巨大心脏地带以西的地区是人口最稠密的边缘,使它至少可能成为一个把心脏地带以西的地区组织起来的中心区”。至于英国,之所以能称霸全球,并非因为它征服了心脏地带,而是因为它控制了冲突地带。

豪斯霍费尔的贡献则在于,不再迷信英国学者的结论,而是学习其方法,进而不断改良,以服务于自己国家的战略设计。

斯皮克曼站在这三个巨人的肩头,转到美国的视角,画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

在斯皮克曼的眼中,欧亚大陆由两个部分组成: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后者由欧洲海岸地区、阿拉伯—中东沙漠地区、亚洲季风区组成,是决定霸权归属的关键,其实就是菲尔格里夫破碎环带的欧亚大陆部分。欧亚大陆之外是“离岸大陆”,其组成部分是三个相互孤立的广阔空间:撒哈拉沙漠之南的非洲大陆、澳大利亚、美洲。

心脏地带的价值在于,相对于离岸大陆,这个地区的国家非常便于参加边缘地带的角逐。蒙古帝国、沙皇俄国都属于崛起在心脏地带的大国。心脏地带的特性在于易守难攻,但同样是这个地理特点,使得心脏地带国家向外扩张时也困难重重。这种封闭性虽利于生存,却不利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大帝竭力谋求出海口,其实质就是征服边缘地带。一旦心脏地带大国征服了边缘地带,就可以确立世界霸权。反之则不能。但边缘地带本身的大国如果反过来征服了心脏地带,且孤立了离岸大陆,就同样可以称雄世界。印度帝国、中华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都是边缘地带的大国。换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最难对付的国家其实始终存在于边缘地带之中。

美国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离岸性大国,很难像心脏地带大国那样直接征服边缘地带,但却因此得以远离具体冲突。故而,美国不应拘泥于一时的敌友关系,而要随时判断力量对比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当前的最大敌人虽然是边缘地带的德意日,但心脏地带的苏联的威胁不容小觑。又或者,到某一天,随着边缘地带的复兴,尤其是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崛起,美国仍需要心脏地带国家帮助其再度夹击边缘地带势力。在这里,斯皮克曼几乎已经是在讲后冷战时代的战略东移。

但是,让斯皮克曼忧心忡忡的是,孤立主义在历史上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太大,从而限制了美国的国际视野。斯皮克曼忍不住高呼:“全球化的战争需要全球化的军事地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也需要全球化的政治地理。”既然英国可以当欧洲的“离岸平衡手”,进而通过对欧洲大国的离岸制衡战略主宰世界,为什么美国不能当整个欧亚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再次主宰整个世界?因而,美国要破除陈见,要用新视角看世界,要当仁不让地握住世界领导权,扮演转动世界的“离岸平衡手”。美国无需过度深入欧亚大陆,但也不能再走孤立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谋求战略性的前沿据点,随时介入欧亚大陆事务,灵活对待心脏地带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美国要以巧妙的外交和坚实的地缘支点来弥补空间的缺陷,撬动全球政治。

1943年,斯皮克曼英年早逝,但这一不幸之事阴差阳错又恰到好处地挽救了另一位思想巨人的学术生涯。这个人就是国际政治学科的创始人、德裔美籍学者汉斯·摩根索。

和爱因斯坦一样,摩根索也是一位因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加入美国国籍的德国犹太人。如果说爱因斯坦因为物质的原子弹而名扬四海,摩根索则因为替美国制造了智力原子弹而影响至今。摩根索在希特勒上台前夕匆忙逃亡瑞士,接着又前往西班牙。但是法西斯与左翼联盟的战火如影随形,迫使他离开马德里,在1937年移民美国。和斯皮克曼一样,摩根索的脚下同样有一个坚实的英国基座。这个基座,就是E.H.卡尔和他那部备受争议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根本没有学科化的国际政治学,而只有国际关系学。

当时国际关系学尚未完全专业化,显得大而无当。要解决这个问题,让国际关系研究能够在大国竞争中得以实践,就必须进行减法研究,找到立足的核心,对国际关系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年执这种看法的人非常多,占据舞台中心的主流学者大致可以归为如下三种:

第一种是史学家,特点是把国际关系学变成史料学。他们认为过去的国际关系是历史,当下的国际关系则是正在成为历史的历史。有史料(权威的档案,准确的时事信息,大人物的日记、回忆录等)有真相。其优点在于可以破除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推理,缺点则在于缺乏建设性贡献。须知,在国际关系领域,国之重器或不会轻易示人,或人伦日用而不觉。参与竞争的选手,总是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靠推理和判断行动。有时候,他们像打扑克牌,竭力掩饰自己的意图和实力,既防上家又防下家;有时候,他们又像在下围棋,每一手都公诸天下,但个中玄机,却未必人人明白。岂可因为在美国的国家档案中找不到海权西进这个名词,就否认这个战略的存在?那才是十足的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过度无视史料,固然是在沙滩上建城堡。但如过度强调史料,只会产生垄断史料的不道德行为,或极大压缩专业人士的生存空间,最终只剩下一种专家——史料专家。因而,这批人只能扮演制衡者的角色,类似汽车的刹车器,而无法成为国家战略的发动机和加速器。

第二种是法学家,特点是把国际关系学变成国际法学。他们认为应立足国际法来看待国际关系,竭力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一切问题。他们以为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法律问题,却忘了国际社会是个典型的无政府社会,暴力使用不受约束。就算有国际法,有国际法庭,也没有国际政府、国际军队去做落实审判的暴力保障。适用于国内的方法未必适用于国际。国际法,至多是国家摩擦的润滑剂、缓冲物。到了高明政客手中,甚至会成为一种自我粉饰,成为大国玩弄弱国的武器。

第三种是人类学家,特点是把国际关系学变成伦理学、宗教学和意识形态学。他们认为只要是人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信仰的问题。只要找到正确的信仰,并大力落实,改造坏人,塑造好人,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世界大同指日可待。但是,伦理也好,宗教也好,意识形态也好,无论被包装成什么模样,归根结底,都是人造之物。只要是人造之物,就注定不完善。过分执着于人的改造,结果往往是天堂遥不可及,现实中的以理杀人、宗教战争、“颜色革命”已血流成河!

E.H.卡尔属于另类的第四种,他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努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他深知,人也好,国家也好,都要有理想追求,但先要面对真实世界。无视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是有害无益的乌托邦;嘲笑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是不敢改造世界的弱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乌托邦思想横行,于是,卡尔决定多讲些现实主义。

他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利益和谐论的自欺欺人,扫清了双赢思维的滥用,指出国家间的权力冲突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凌驾于经济冲突之上。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真的完全是为经济而打的吗?非也!纯粹为经济而爆发的战争微乎其微,战争更多的是为政治而爆发,是权力竞争的产物。相互依赖能避免冲突吗?不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两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但仍无法避免大战。因为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实质是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而非相反。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国家最关注的就是权力和影响权力关系的利益分配,以及决定利益分配的力量。影响大国权力关系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谁能组合、运用得好,谁就能在大国博弈中脱颖而出。

卡尔立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在思想的世界里往来驰骋,斩将搴旗。但是,与当时主流的英国学者一样,卡尔满足于做思想家,而没有将思想理论化,也没有为理论打造一个学科平台。正是在这里,摩根索做了进一步努力,成为了第五种人——在卡尔等先行者的基础上,将国际政治研究理论化、学科化。

理论像地图,没有哪张地图和现实一模一样,但正因为这种抽象性,才可以帮助现实中的人迅速判明方向、穿越密林。反之,如果没有这张地图,就只能依靠经验和实践。但经验往往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实践则代价过大、时间过长。因而,好的理论必须经得住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如果没有逻辑,只有经验,就是经验主义者;如果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就是教条主义者。因而,要善于在推理与事实、逻辑和实践之间建立联系,不断形成良性互动。

一言以蔽之,理论的作用在于“确定事实并通过推理赋予它们意义”,在于在实践中形成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从而解决现实问题。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就是要为现实中的人提供穿越国际关系密林的路标和地图。国际政治学科的创立,则是为这种理论研究和理论运用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摩根索进一步指出,也许有的学科可以为学术而学术,甚至沦为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但国际政治学则不能如此,必须抱定经世致用的底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方法是立足“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核心概念,重新接近事实(无论这个事实是过去时还是进行时),理性剖析国际关系行为造成的客观政治结果。我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必须在某种环境中解决某个外交政策问题的政治家的位置上,并问我们自己,在此环境中处理这个问题的政治家有哪些可供他挑选的理性方案(假定他总是理性地行动),并且在此环境中行动的这个特定的政治家可能从这些理性的方案中选择哪个。只有把这一理性假说放在事实及其结果中进行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的事实以理论意义。……我们好像就站在他背后看他撰写公文;我们倾听他与其他政治家谈话;我们洞察并推断他的真实想法。从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角度思考,我们就能够像他那样思考,而且作为利益与己无关的旁观者,我们对他的思想和活动的理解,也许比他这个政治舞台上的演员的理解更为透彻(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只有如此,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在信息有限的复杂事实面前快速趋利避害,也才能让本国的学者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看清历史的本质。相比而言,动机总是难以说清的:外交政策的性质只有通过检验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和这些些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才能得到确定。因此我们能够发现政治家实际做了什么,并从其行动的可预见的后果中推测出他们的目标可能是什么。……只从政治家的动机来寻找外交政策的线索既是无效的,也是靠不住的。它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动机是心理现象中最虚幻的东西。动机受到行动者和观察者的利益和感情的歪曲,经常被歪曲到面目全非的地步。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们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他人的动机是什么吗?而且,即使我们有可能接近政治家的真实动机,那也不会对我们理解外交政策有什么帮助,而有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确实,对政治家动机的了解,可以为我们提供了解他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方向的众多线索中的一条线索。可是,它不能向我们提供可以用来预测他的外交政策的线索。历史没有显示出动机的性质与外交政策的性质之间有精确和必然的相互联系。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这样说都是正确的。但是,一种现代人的傲慢却执拗地抵制国际政治理论的建设: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而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致力于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政治理论中,新颖独特未必是优点,年代久远未必是缺点。如果一种政治理论前所未闻(如果确有如此之理论的话),那么人们就易于得出对其正确性持怀疑而非认同的推断。反之,如果事实上一种政治理论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如权力均衡理论——人们却并不能得出它必然陈腐过时的推断。政治理论必须接受推理和经验的双重检验。因为一种理论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成熟而把它抛弃掉,这种做法提出的不是理性的论据,而是一种认为现在理所当然地优于过去的现代主义偏见。把复兴这样一种理论说成是“追求时髦”或“赶风头”,就等于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只能各持己见而得不到真理。这位德裔犹太学者的思想渐趋化境,但他的学术生涯却一度陷入了舟大水浅的困境之中。他先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学院担任低级讲师,却因为犀利的思想而被染上乌托邦幼稚病的同胞骂成法西斯学者。接着,他又去堪萨斯大学上劳工法主题的夜校课,职位是助理教授,分给他的教室竟是用一个废弃的学生澡堂改造的!校方对他思考的那些国际政治问题完全不感兴趣(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作为一名学者,如果学术生涯结束了,空有物质生命又有何用?

就在摩根索日暮途穷的1943年,斯皮克曼意外去世。耶鲁大学急于寻找一个像斯皮克曼那样能开启未来主流的非主流学者。这一找,就发现了摩根索。到了耶鲁,摩根索这才算是知道了美国致用之学的树大根深。有耶鲁的平台,摩根索得以迅速打开局面,一跃而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深受他影响,又反过来极大推动了他研究的超级学生——日后的另一位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汤普森。

摩根索师徒另起炉灶,一举将美国送上全球智力较量的巅峰!这也是以一人敌列国,只不过是发生在学术界,但从大国竞争的角度衡量,效用竟丝毫不弱于斯大林的地缘外交魔术。即便是对于战略设计运用能力本已高强的美国,此举的意义也不容低估,因为二战的胜利正在美国内部滋长一种狂妄的道德自负,太多的头脑被胜利冲昏,渐渐忘记美国究竟是怎样崛起的。摩根索开启的传统,可以有效起到“醒酒剂”的作用,甚至还能让曾经的经验脱离具体的个体和环境,升华为薪尽火传的理论之剑。

正是因为有了犀利的理论武器,摩根索才能洞察机微,在原子弹革命后大声疾呼:在国际政治领域,普世价值并不存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服膺此种主义的国家善于操控国际舆论,在别国组织“第五纵队”,里应外合,或攻城略地,或攻心略民。原子弹削弱、限制了军事帝国主义,却助长了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故而,未来的大国竞争,将更多的是以冷战而非热战、以间接对抗而非直接冲突的方式展开。

这一思想原子弹的威力,被历史证明丝毫不弱于物质原子弹。国际政治学破门出教,自立门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美国拥有了强大的国际政治理论,可以在信息有限、对抗激烈、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趋利避害,迅速形成胜于敌手的国家政策。其间接结果则是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战略研究,帮助战略学加速脱离传统军事学和军事战略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纵观古今,战略家或是生出来的,或是打出来的,而很少有教出来、学出来的。但美国打破了这个传统。当今全球战略家大多生活在美国,美国战略家中绝大多数接受了相关教育。这是最值得国人学习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二战胜负未分的时刻就已经开始。

今天回头看去,无论是意外早逝的斯皮克曼,还是绝处逢生的摩根索,他们的思想在美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后起的战略家中,基辛格是德裔犹太移民,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移民,卡根是希腊裔移民,入江昭是日裔移民,如果再加上爱因斯坦等移民科学家,安迪·格罗夫等移民企业家,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中还赢得了另一场重大胜利: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为己所用。在这场围绕全球智力资源的竞争中,希特勒的种族清洗政策无疑帮了美国的大忙。但帮忙的是否只有一个希特勒?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去苏联、中国、西班牙、巴西……这里显然同样隐藏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这就是大国竞争,有隆中三分,有未雨绸缪,有萧规曹随,有借箸代筹。正是有了这种思想的领先和行动的群策群力,美国才能在雅尔塔会议后,迅速进行战略再调整,于短短数月之内,形成全新的对苏外交和全球战略部署。也是因此,在罗斯福意外去世后仓促登台的杜鲁门,才敢于主动挑起冷战,让苏联不断陷入被动之中。

从柏林危机到朝鲜战争,从古巴导弹危机到阿富汗战争,表面上看是苏联咄咄逼人,实际上这些都是战术层面的小攻。在大的战略层面,美国的全球基地网,英语、美元的全球通行,国际金融组织、物流体系的操控,尖端科技的不断进步,早就把苏联的手脚紧紧绑住。一旦美国用攻心战术再扰乱苏联的头脑,冷战就不免戏剧性地结束了。柏林墙虽高,却挡不住滚滚前行的战略巨轮。追本溯源,其布局、其设网,可以说是早在二战胜负尚且晦暗不明的1942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

英国:落日之路上的日不落帝国(“绥靖”的战略真相)

在大英帝国的外交词典中,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就是大国通过共治小国而不断进行的势力范围再分配。熟读这部词典的帝国精英们相信,国际社会是一个大丛林,有它独特的食物链。如果认不清丛林的食物链,就会自陷死地。老虎不会永远靠吃狼生存,狮子也不会靠吃老虎生存。强者之间要学会“斗而不破”,靠不断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来进行利益平衡。而每一次划分,都是对兔子、牛、羊的归属进行复杂的再分配。

当然,国际社会毕竟不是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中,兔子、牛、羊永远是兔子、牛、羊。但国际社会中的兔子、牛、羊却可以升级、变异,在风云际会中成为狮子、虎、狼。所以,管理、驯化、引导小国是大国的天命责任。高明的大国总是善于维护食物链,懂得用“适可而止”的“止”去撬动“得寸进尺”的“进”,从而在分区管理中实现国际政治的等级秩序。真要到狮子靠吃老虎生存的境地,狮子也活不了几天。强者互残,必然让别有用心的弱者得利。一战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胜利者都明白了,失败者还会不明白吗?

一战结束后,由于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三大帝国的瓦解,在东欧涌现出大批新兴小国,等于是提供了新的兔子、牛、羊。与此同时,英、法、荷、西等老牌殖民大国的风雨飘摇,又在海外提供了更多潜在的兔子、牛、羊。

一边是老霸主的持续衰落,一边是德、俄的再崛起,外加日本的背信和美国的态度暧昧,新的国际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这冲突是围绕瓜分英国资产展开,还是围绕分割其他国家的资产展开,对此的答案最终将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势与得失不同的风险分摊。

张伯伦内阁要做的就是竭力置身事外,引导新兴强国去互相碰撞。

1931年,日本在远东狮子大开口,侵占中国东三省。在接下来的数年内,日本由热河至平津,由长城线至华北五省,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对远东格局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此,英国一再采取消极姿态,尽量让美苏去平衡日本。原因就在于,欧洲的德国问题宛如一个暂时休眠的大火山,随时可能把欧洲再烧得面目全非。英帝国虽然资产遍全球,但在危急关头,注定首先要保卫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只要德国的立场不挑明,英国就不会贸然出头。只要德国问题不解决,英国同样不急着参与太平洋问题。

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德国的立场开始明确。

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弥漫全球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潮。他对内充分煽动民众的复仇情绪,塑造好战的民意;对外又高摇橄榄枝,专用和平攻势瓦解敌对阵营的抵抗力量。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由于允许民族自治,于是在东欧一夜之间冒出一大堆新生国家。但是,德意志民族却被分割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多个国家内,形成棘手的难题。从现实主义外交的立场上讲,这个安排很正常,不拆分德语民族,难道还让战败的德国实现扩张不成?可是,一战后的极端理想主义思潮引发了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同情,一窝蜂地替德国鸣不平,认为德意志人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希特勒推波助澜,取得了巨大的宣传胜利。以至于英国内部舆情普遍同情德国,认为德国人只不过是要拿回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剥夺的正当权利。各自治领更是一副袖手旁观、只顾自己的态度。当苏台德地区危机一触即发之际,南非总理赫佐格(James B.Herzog)公开宣布,如果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卷入对德战争,他不能担保他的国家会给予支持。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对于再来一场欧洲大战,同样不感兴趣。后两个国家更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为此,它们不惜向美国靠拢。

内外交困之下,张伯伦内阁嗅到了新一轮欧洲大战的气息。此时,留给该内阁的选择只有两个:或力争避免新一轮大战,或力争赢得新一轮大战。而这两个选择恰恰针锋相对,互相排斥,处理不好就会满盘皆输。

后人当然可以根据结果假定,二战不可避免,只有尽早备战,才能尽量降低损失。但是,事后设定的最佳方案,恰恰是当年现实环境中最不具备可行性的选择。当事人中就算有一两位战略家看清了这个结果,也很难让大众接受这个判断。而这一两位看清现实的战略家一旦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上,就会发现,在前述衰落大潮下,由于敌手太多,英国无论和哪一方先陷入冲突,都会给其他国家提供背后捅刀、后院翻墙的机会。只有竭力让别人先卷入冲突,英国人才能充分保持最大的战略主动权,以抄别人后路换来后院的安定。

1938321日,德奥合并在即,英法均已意识到下一个目标将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将一份关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估报告送到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以供相关人员传阅参考。这份报告的结论引发了轰动,以至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郑重将之宣读:我们断定,无论海上、陆上或空中,我们和我们盟国所能施加的压力,既无法阻止德国侵略和蚕食波希米亚,也无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不遭决定性的失败。因此我们必将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已失去的领土完整而进行一场反德战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打败德国,只有经过长期战争。我们认为,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意大利和日本大有可能趁机向各自的目标推进,结果,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仅是一场有限的欧洲战争,而是一场世界大战。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问题是,大众普遍厌战,帝国又处在衰落期,如果英国率先锁定德国为对手,必然将选择的主动权拱手让出,令其他中等强国坐收渔利。因而,假如英国真的采取了这份报告开出的药方,无疑等于变相践行了俾斯麦的名言:“因为害怕死亡而选择自杀。”

而不愿意再打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绝不仅仅是处江湖之远的人们。会议记录显示,“外交大臣提出并得到首相支持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最可行的政策,这一观点随着讨论为多数人所同意,而且赞同的人数越来越多”(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

无独有偶,就在一周前,海峡的另一边,法国国防委员会也进行了一次听证会,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将军就苏台德地区问题进行了汇报,结论是法国陆军远未做好战争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成功概率极低。

希特勒的狡猾就在于,他见缝插针,充分利用了一战后英法内部的厌战情绪和理想主义思潮,把德国打扮成国际社会的弃儿,《凡尔赛和约》的受害人。进而树起德语族裔大一统的旗帜,以实现不流血征服。假如英法过早备战,只能强化希特勒的道德优势,更进一步增强英法内部的裂痕。

张伯伦夹在好战、狡黠的希特勒与厌战、单纯的大众之间,拉着一个虚弱不堪、同样视大战为畏途的盟友法兰西,竭力寻找外交政策的平衡点。其难度超乎后人想象。他最终的选择是摆出“顺应”民意、舆情的姿态,默认乃至协助希特勒拿回“应得”之物,从而将德国的扩张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方向上。

这个策略如果成功,就将规避新一轮的大战。但如失败,则等于以粮资敌,自掘坟墓。如果说,该政策的目标在于“一定范围内”,其保险措施就在于“一定方向上”。

任何政策都有其风险,最高明的战略,总是在阳谋中暗藏阴谋,预留下随时转向(乃至转向反面)的弹性和暗中保险的措施。张伯伦内阁推行的绥靖政策,同样要作如是观。

193610月,德意秘密签订《德意议定书》,形成“柏林—罗马轴心”联盟。11月,德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这一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

对于这个三国阵营的出现,英国政府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个阵营至少按其纲领是针对苏联的,这两个阵营的对抗,显然对英国有利。但是,国际政治有其现实一面,理想、纲领、原则往往只是挡箭牌、遮羞布、迷魂汤。三国轴心可以对抗苏联,但也随时可以转向对付其他国家。

张伯伦要做的就是做实这两个阵营的对抗,让德国的扩张方向不断偏向东欧,从而使之加速与苏联形成面对面的地缘碰撞(苏联宣传机构将之形容为“祸水东引”,可谓形象至极)。大英帝国则作为平衡砝码,坐观德国在法、苏之间重演两线作战的困局。所以,英国绝不能在苏联参战前先陷入战火之中。正如张伯伦在一封信函中指出的那样:“俄国人偷偷地、狡猾地在幕后操纵,想使我们卷入对德战争(我们的特工机构没有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隔窗眺望)。”

在远东地区,张伯伦内阁奉行的同样是此种策略,只要日本还没有直接对大英帝国图穷匕见,英国应竭力克制,争取让美日、苏日矛盾先激化。为什么英国在一战后忽然斥巨资实现新加坡的要塞化?表面上是防御日本南下,实则暗藏立足马六甲海峡闭关自守之意。至于海峡以东的事务,就让中、苏、美、日四国去纠缠吧。

从这个角度讲,英国的“祸水东引策略”是囊括整个欧亚大陆的。

法国:屡出奇谋的衰落大国(暗藏玄机的防线)

马其诺防线首先是对防御占优原则的回归,是对要塞传统的再运用。其最大的玄机就在于,它之所以修筑在法德边境线上,正是要逼迫德军日后重启施里芬计划。假如战争在法德边境上展开,则很可能打成一场纯粹的法德战争。这种战争,无论是持久还是速决,法国都胜算甚微。但是,假如德军被迫重启施里芬计划,就将践踏低地国家的主权,从而威胁大英帝国的安全底线。这样才有希望将法德战争变成反德同盟的战争。相反,如果法国将防线修在法比边境,不仅将横穿工业精华地区,而且等于逼迫德军从南路进攻。这不利于法国达成外交目的。再说,北线土质松软,也不便于修筑重型混凝土工事。

至迟到1938年春天,大英帝国防御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法比边境的虚弱状态是一种“蓄意的引诱”,目的在于“迫使我们为了保护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视为关键的一个地区而进行陆上干涉。”

而法国不仅要把比利时变成诱饵,还要把比利时变成战场。法军在法德边境斥巨资修筑防线的同时,又组建了用于法比边境地区作战的精锐野战兵团(第一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一旦德军越过德比边境,该野战集群就会和英国远征军一起迅速出动,进入比利时境内,沿戴尔河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形成坚固防线。这样一来,比利时就会一分为二,沦为下次大战的主战场。而英法联军将形成自比利时至法德边境的坚固防御正面,锁死德军的机动空间。接着,战争就会进入持久状态。英国将发挥海权优势,让德国逐渐失血而亡。一战的胜利将重演,但英法联军付出的代价却会大大降低。假如苏联趁机在东欧展开行动,第三帝国还会败得更迅速一些。

就本质而言,法国修筑马其诺防线的基本战略构想,与英国修筑新加坡要塞的策略高度神似,本质上都属于“挤压战略”的一种,目的在于缩小对方的战略空间,改变对方的扩张方向,从而扩大自己的选择弹性。

一旦马其诺防线锁死了德军西进的道路,希特勒就只能东进。到时候,苏德强强互撞,无论谁赢谁输,法国都稳赚不赔。这就是孙子所说的“立于不败之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当然,自古没有完美无缺的防线,这一次也不例外。马其诺防线有两大缺陷,但法国都已找到应对之策。

第一个缺陷存在于外交领域。

一战后,法国出于遏制德国的目的,不仅阻挠德奥合并,而且在德、俄之间,扶植了一大批新生国家。其中,波兰是铁杆的既反苏又反德的国家,法国非常注重与波兰的联合,以形成夹击德国的态势。但是,马其诺防线的修筑,意味着一旦德军进攻波兰,法军将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相反,如果德军进攻法国,反而需要相对弱小的波兰发起牵制性进攻。也可以说,法国和波兰的联盟,对法国是无责任联盟,对波兰则是高风险联盟。好在波兰高层多是有勇无谋之辈,长期奉行攻势国防,甘心承担联盟风险。希特勒就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要抢在西线开战前先打倒波兰。“否则,波兰一定会趁我们在西线作战之机,对我们的后方发起突袭。”实战证明,法军果然不愿越过马其诺防线去攻击德国。波兰因此被毫无悬念地击败。对法国而言,这个结果固然遗憾,但仍属于可承受损失。法国自信,只要英国参战,仍可击败德国。

第二个缺陷存在于军事领域。

在法军南北两条防线的结合部——阿登—默兹河—色当地区,有一个相对防御脆弱的缺口。这里法军(第二集团军与第九集团军)的战斗力也相对较弱。不过,在法军高层眼中,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缺陷,不如说是一个精心挖掘的陷阱。

首先,从大兵团运动的角度看,当时的内燃机机动只能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发挥作用,战略机动仍依赖铁路体系。阿登山区远离铁路枢纽,又崎岖难行,极其不利于大兵团进出。

其次,就算德军通过奇袭,在战争初期突然集中装甲部队越过阿登山区,接着又会撞上默兹河天险。法军在此早已深沟高垒以待之。而德军的重炮、辎重、步兵单位却很难及时跟上。这就意味着,德军在默兹河前将出现一个五到六天的停顿。这个时间,足够英法联军从西、北、南三个方向调集援军,对德军进行一次毁灭性反击。作为反击的拳头,法军在色当之南部署了一个强大的第二十一军,包括第三预备装甲师、第三轻机械化师、第五轻骑兵师,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其中第三预备装甲师下辖四个坦克营(其中两个是威力巨大的B型重坦克营)、一个牵引式炮兵团,还配有卡车机动的机械化步兵团。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必要时,联军还可以从北方和西方抽调生力军增援。这个空隙,可以看做是一个绞肉机。德军一旦钻进来,就将面向大河,背靠死地,进则被盟军半渡而击,退则自我瓦解。所以,从法军宿将贝当元帅到前沿各集团军长官,没有一个人认为默兹河方向有致命威胁。第二集团军司令昂齐杰(Charles Huntziger)甚至盼望着愚蠢的德军在这里发起主攻。

可见,当年法军不仅知道德军能过阿登山区,而且早有准备。更有意思的是,行家所见略同。在二战前,这不仅是法军的结论,也是德军总参谋部精英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德军高层一直反对西线攻势作战,德军名将博克(Fedor von Bock)直到开战前夕仍坚持反对将主攻方向放在阿登山区。因为那是一个太过明显的陷阱。

当希特勒坚持要在西线攻击时,总参谋部也只好硬着头皮重走施里芬计划的老路,寄希望于能发挥德军装甲部队的战役—战术机动优势,抢在英法联军在比利时境内形成坚固防线之前实现突破,进入法国东北部工业地区,然后转攻为守,等待政治解决。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无路可走。

对于这个方案,一向追求彻底胜利的希特勒非常不满。他在193911月初,曾指着地图上的阿登山区问:“可不可以从这里进攻?”对这个充满元首式直觉力的提议,参谋总部和陆军司令部都不敢怠慢,他们迅速咨询了相关专家。在得知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个地区后,他们准备有限度地修订原计划,在阿登山区增加一个主要依靠装甲兵力的助攻行动,以配合北方的主攻,力争尽快突破戴尔河防线。

但是,这个计划成功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德国内部弥漫着悲观情绪。而法军虽不清楚德军的具体谋划,但确信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态势坚不可摧。法军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自信中,迎来了1940年的西线之战。

意大利:武力贫血的大战仲裁者(半岛国家,命运殊途)

回顾意大利的历史,不难发现,意大利从完成统一到墨索里尼政权垮台,主流思想屡经变迁,对国家利益的定位始终模糊不清、不切实际。假设意大利能够对自身实力做出清醒判断,并对外部战略形势变迁及世界资源结构变迁保持密切关注,以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国力基础,结果会大不相同。但由于前述错误,意大利最终陷入灾难之中。倒是西班牙坚定而巧妙地避免了世界大战的漩涡,此后又借助美、苏冷战的大环境,周旋于大国之间,不仅成为战后欧洲唯一一个法西斯国家,而且在民主国家环绕的情况下稳步发展经济,实现了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顺利融入欧洲大家庭。

另一个让意大利颜面扫地的国家是土耳其。

在历史上,横跨欧亚的土耳其曾经是一个让欧洲各国害怕的超级帝国。但是,由于在大航海、现代化转型中一再失利,土耳其也一步步沦为世人皆知的“欧洲病夫”。西班牙靠抗击强盛时的奥斯曼帝国而壮大,俄国、奥匈帝国靠蚕食衰落中的土耳其不断扩张。土耳其为求复兴,一度与德国结盟,结果却在一战中失去了更多的土地和主权,从而由曾经的“巨无霸”,变成了一个与西班牙、意大利一样的地中海半岛国家。

于是,二战中的土耳其学会了不动如山。虽然这个国家的军政精英内心深处无不保持着强大的亲德感情,但能理性克制地保持国家的战略自由,在德国一败涂地之时,土耳其迅速谋求向同盟国靠拢。

当时,苏联急于冲出黑海。莫洛托夫向英、美提出:土耳其虽未参战,但一直暗助德国,要对其战争责任进行清算。在低手眼中,这真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但在高手眼中,却正是借力上船的良机。1945125日,土耳其著名媒体《黎明报》刊载了该国著名新闻人士亚尔钦的大手笔文章:土耳其认为,如果它摒弃英国的友谊和支持,它就将丧失它的独立;但是同样,如果英国中断了它同土耳其的紧密友好关系,它就将失去其在中东的地位。……土耳其在19411942年曾坚如磐石般地在纳粹的波涛中做中流砥柱,从而拯救了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今天,土耳其准备一如既往,以同样坚强不屈的精神来抵抗目前威胁地中海地区的“托洛茨基”运动。面临这种危险,英国和土耳其必须同生死、共存亡(阿诺德·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大战和中立国》)。意思很明白:当年,如果土耳其参战,隆美尔早已进入北非。今天,如果苏联让土耳其死,土耳其固然是不得不死。但如果英国不让土耳其活,英国也活不痛快!

在大英帝国的外交官们看来,这是何其的孺子可教!于是,在1945220日,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秉承其政府的训令,郑重通知土耳其,联合国家阵营只承认194531日之前对德国的宣战为合法。

天可怜见!希特勒此时已成釜底游鱼,只是死于东还是死于西的问题。何以31日之前宣战为合法,之后就为投机?这就是强权政治,是强国为了自己的利害,而给其他国家开的小边门,这是最后的上船机会!

当时土耳其议会正处于休会状态,本要到35日才复会。但一听这个消息,议会立即在223日召开紧急会议,全票通过宣战决定!土耳其不仅对德国宣战,更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轴心国”阵营同时宣战!

就这样,土耳其靠英国的垂青而登上了西方阵营的大船。但土耳其很快发现英国不过是个没落中的帝国,真正的船长另有其人。于是,土耳其立即抛弃英国,大力向美国靠拢,迅速成为北约组织内最特殊的一个国家。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依靠美土特殊关系,叱咤风云。追本溯源,其神功之成,正在二战!

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一西一中一东,都是地中海上的半岛国家,三相对比,意大利在二战中的失败最为惨重。

好在今天的意大利已经总结了历史教训,在欧盟、北约的框架内谋求发展。这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往今来,但凡称得上强国的,一定是既要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又要有杰出的外交智慧,更要具备为全世界提供令人向往的生活模式、价值理念的文化底蕴。任何国家,只要参与大国竞争,都要先在这几个维度上,好好衡量一番。当年的墨索里尼恰恰没有度德量力,终以意大利的惨败收场。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并非没有“四两拨千斤”。但那“四两”是实际用出的力量,而绝非参与者自己的真实实力。之所以只用四两去拨,是为了低投高收。就像苏联,苏德联盟就是“四两拨千斤”,苏德战争就是“千斤压顶”,斯大林扛得住,所以能成三巨头。但墨索里尼一味取巧,结果玩成“千斤压四两”的死局。

这本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可惜古往今来无视这道理的又何止一个墨索里尼?直到今天,依旧有很多国家的政治精英无视意大利留下的惨痛教训,不能洞察力量与意图的平衡,更无视国际政治、大国竞争的残酷一面,动辄就高调行动,却从不认真思考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样的改变以及这改变的代价。

或许,正是因为国际政治冲突太残酷,上天才会在每个时代都保留几个意大利式的国家,来为这残酷润色几笔诙谐,增添一些笑料。但是,设身处地,每一个正常国家终究都还是希望能获取胜利,而不希望沦为他人的笑料。

苏联:震撼欧亚的外教魔术师(斯大林式战略)

斯大林虽然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出身神学院,长期以革命为职业,但他在成为最高领袖后,却迅速展现了参与大国竞争的热切愿望,并自觉扮演起大俄罗斯主义继承人的角色。他保留了“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但扬弃了东正教这面旗帜,代之以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开启了独具特色的斯大林式强国之路。

他的两句名言暗示了他的战略思维。第一句是:“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第二句话是:“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但我们不愿挨打。”斯大林从未忘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更从未忘记三次惨败造成的恶劣后果。他更敏锐地意识到,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大,二战的爆发已经进入倒计时。历史留给俄国的时间太有限。在他看来,“没有重工业,我们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的地位极其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在斯大林眼中,人皆有死,关键是为国光荣而死,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蹂躏而死。在193124日,在全苏工业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斯大林表示:“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所以,他从功用理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时代,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战做足准备。

苏共十五大在“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中强调:“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部分工业领域中对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苏共十七大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要求劳动群众在国家东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便使这些基地在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时处于敌机航程之外。”

1932年苏联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九倍,比1928年增加三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六倍,农业机器数量增加四倍半。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能在本国制造。1940年,“全国生产了一千八百三十万吨钢、一千四百九十万吨生铁和三千一百一十万吨石油”。当年的工业总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六倍多,生产资料产量增长十二倍多。在未完成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仅进行了三年半,就因苏德战争结束)中,国防工业的投资占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一。“整个工业的产量年均增长13%,而国防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达到39%1939年的整个工业产量增加了16%,而国防工业产量增长了46.5%。”(В.А.佐洛塔廖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到1941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提高二十九倍,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四倍。苏联机器制造、石油开采、拖拉机生产的总产量在欧洲高居榜首,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煤炭开采量和水泥的生产在欧洲居第三位。”(М.А.加列耶夫《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苏联红军的膨胀同样惊人:1927101日,武装力量员额约为六十一万人,到1935年就达到九十三万人,到1938年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到1941年中期突破五百万人。”(В.А.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与之相适应,苏联的教育系统,最重视的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而是工科。工程师在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地位。表面上看,苏联的工业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但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从来都不是基层群众,而是工程师群体(后来那些效仿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这些工程师也确实不负众望,研发出了大量让西方同行瞠目结舌的武器:“波波沙”冲锋枪、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击机……这些神兵利器,为苏联红军铸就了钢铁之拳。

在传统的四条出海口扩张线上,斯大林萧规曹随,从未忘记该做的事情。而这一切又都是在新一轮强人政治的策略下推进的。强制集体农庄化、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五年计划、以军事导向引领的重工业化、苏联红军的急剧扩张等,迅速将苏联带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一切是如此疾风骤雨,如此类似彼得大帝的风格,以至于很多反对者批判斯大林是中了老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之毒,背离了列宁的路线。对此,斯大林嗤之以鼻,视为腐儒之论。因为实践终将证明,他才是“列宁式外交战略”的最佳继承人。

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终极决战”。这种带有深刻启示录色彩的说辞,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浪,但斯大林从来没有按照这种宣传标准来推进现实外交。他虽然喜欢以国际革命导师的身份自居,但其外交政策却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而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劣,又强化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

苏联独特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使之成为众矢之的。但凡想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国家,都要举着反苏反共的旗帜做遮掩。德国、日本、意大利相继走上这条道路。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英、法,自然希望“假戏真唱”,从而通过促成德、日、意与苏联的冲突,达到自我解救的目的。于是,法国躲在马其诺防线之后作壁上观。美国如一个巨大的谜团,隐藏在大洋深处的新大陆上,默默地窥视着欧亚大陆的霸权竞争。大英帝国干脆亲自上阵,试图祸水东引。在苏联高层眼中,“绥靖”绝非只存在于英对德的态度中,而是英、法、美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阵营的普遍策略。它们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对意大利绥靖,在“九一八事变”上对日本绥靖,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问题上对希特勒绥靖,在西班牙内战面前又对弗朗哥及其背后的整个法西斯阵营绥靖。

面对西班牙内战,英国倡导“不干涉主义”,在苏联高层看来,其实质显然是隔岸观火,坐看法西斯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缠斗。对此,苏共中央十分愤怒:不干涉政策显露出一种意图。我们认为,这种意图就是想怂恿侵略者干自己的肮脏勾当;怂恿日本对华战争,最好是对苏战争;怂恿德国陷入欧洲战事和卷入对苏战争;让所有参战国都深陷战争泥潭,暗中鼓励参战国相互征战,让参战国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这些参战国足够衰弱时,他们以新锐力量参战,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参战,迫使已被削弱的参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斯大林有充分理由担忧:一个空前庞大的反苏联盟正在形成。这个时候的苏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两线受攻。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战略环境中,斯大林却要逆转乾坤——既要摆脱自身的困局,又要让英、法、德、日、美陷入类似的困局。这是一个难于九天揽月的战略重任,但斯大林居然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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