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附录》

寻踪中华始祖黄帝

 

《附录》

 

附录一 陕西黄帝陵存疑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这是有关黄帝葬地的最原始记载，说明黄帝仙逝后葬于桥山。然而遗憾的是，太史公司马迁虽然指出了黄帝葬于桥山，却没有说明此桥山的所在，而见诸史乘，最早给这个桥山定位的，是东汉的史官班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上郡）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莽曰上陵畤。”这里把“有黄帝冢”的桥山定在了汉代的上郡阳周县，即今陕西省北部的子长县。

班固《汉书》中还有两处提到了桥山，其一见《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曰：“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有黄帝冢。”其二见《汉书·王莽传》：“（王莽）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于上都桥畤。”颜师古注：“桥山之上，故曰桥畤也。”以上汉武帝祠黄帝以及王莽治黄帝园两件大事，确实发生在阳周县桥山，也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有黄帝冢”的桥山。于是自此而后，人们凡言黄帝陵必以陕西桥山称之，此外无复它论。例如三国缪袭的《皇览》云：“黄帝冢在上郡桥山。”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黄帝）葬于上郡阳周之桥山。”唐李泰的《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云：“真宁县本汉阳周县也，属上郡。……子午山亦曰桥山，在县东八十里，黄帝陵在山上。”以上文献无不以黄帝陵在陕西的桥山，在它们的辗转传播下，此说遂成不刊之论。

黄帝葬陕西桥山之说既然如此言之凿凿，宁容见疑？然而细审史乘的有关记载，却让人不能不疑。

疑点之一是，在最早记述“黄帝崩，葬桥山”的《史记》里，司马迁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事见《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迁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此文说汉武帝发兵十余万北伐匈奴，旗开得胜后专门到陕西桥山拜祭黄帝冢。祭奠之时，汉武帝突然发问说：“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皇帝如此祭祀大典，竟然搞不清楚所祭陵墓的真假虚实，此等欺君之罪怎生了得！无奈之下臣子只好据实禀告，说这只是黄帝群臣“葬其衣冠”的一座衣冠冢。明乎此，可见陕西黄帝陵并非真实的黄帝坟茔。

对于上述事实今人或有不以为然者，特为之辩解说：“谓葬衣冠于此者，乃臣子不忍直言葬黄帝，故曰葬衣冠，犹称君薨曰晏驾也。”即仍然一口咬定这是真实的黄帝陵，而强说臣子们之所以托言葬衣冠，盖因讳言葬黄帝之故。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这在历代文献中早有定评。《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元和郡县志》云：“子午山亦曰桥山，……黄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处。”《大明一统志》称：“真宁县子午山在合水县东五十里，一名桥山，……黄帝葬衣冠处。”《陕西省通志》载：“桥山在中部县东北二里，……即黄帝葬衣冠之处。”以上记载都清清楚楚地说明，陕西桥山的黄帝陵就是一座空冢。

疑点之二是，《汉书·地理志》明言黄帝陵在上郡阳周县，地在今陕西子长县，汉武帝祭黄帝和王莽治黄帝园均发生于此，然而如今的黄帝陵却远在其南的原中部县（今黄陵县），两者相距多达数百里，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如此，在一头一尾两个黄帝陵中，这个“黄帝陵”还一度翻山越岭搬到了海拔近2000米的子午岭以西，落脚到今甘肃省正宁县附近。前引《括地志》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指的就是甘肃省正宁县的黄帝陵。总之，正如学者所说，陕西的这个黄帝陵搬来搬去，“从汉阳周一迁至子午岭西侧，属罗川县，再迁至东侧，属中部县，后者即今黄陵县之地”。如此这般的飘忽不定，究竟是由怎样的以讹传讹造成的呢？个中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说明了它原本就不是一座真实的墓葬，于是也就可以凭想象随意搬动了。

疑点之三是，北魏年间，自称为黄帝后裔的北魏皇帝屡屡到河北的涿鹿祭奠黄帝，而且指明了那里也有一座“桥山”。如《魏书·太宗纪》载：“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登历山，祭舜庙。”这是发生在魏太宗明元皇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的事，太宗亲往涿鹿，遣使登桥山祭黄帝。又如《魏书·太宗纪》载：“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这是发生在魏太宗泰常6年（公元421年）的事，太宗再次前往涿鹿桥山，派使臣祠黄帝庙。再如《魏书·礼志十》载：“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这是发生在北魏文成皇帝年间的事，时在公元460年，文成帝到涿鹿桥山亲祀黄帝。

察北魏之时，不仅涿鹿桥山在北魏的版图内，陕西桥山也在其版图内。同在一国之内而魏帝只到涿鹿桥山祭拜黄帝，对陕西的桥山却不闻不问，这不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吗？假如确像班固所说，真正的黄帝冢在陕西桥山，自称黄帝后人的魏帝起码也会派几个使臣前去祭拜的。可事实上，当魏帝一趟接一趟地往涿鹿桥山跑的时候，却连装模作样地派个使臣到陕西桥山祭奠一下也没有。两相比较，足见两座桥山的真伪在魏帝那里是泾渭分明的。

那么，按群臣“黄帝已迁上天”的说法，陕西桥山会不会是传说中的黄帝仙逝之地呢？事实也并非如此。《史记·孝武本纪》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珣，下迎黄帝。黄帝上骑……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这是有关黄帝升天传说的较详细记载，明言其地在鼎湖。关于这个鼎湖的所在，《水经注·河水四》云：“湖水又北迳湖县东，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记》曰：弘农湖县有轩辕黄帝登仙处。”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湖水原出虢州湖城县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以上两文所言一地，皆以黄帝仙逝的鼎湖在今河南灵宝。据此可知，阳周也罢，罗川、中部也罢，这些地点都与黄帝升天之处了不相涉。

尽管班固的桥山之说两千年来流为丹青，但对陕西黄帝陵抱持怀疑态度的仍不乏其人，史学家吕思勉即其中之一。他在《先秦史》一书中说：“《史记》又云：‘黄帝崩，葬桥山。’陕西亦非黄帝所能至。……《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王莽自谓黄帝后，使治园于桥山，谓之桥畤。悠悠此说，遂成故史矣，史事之不实，可胜慨乎？”他还直斥陕西黄帝陵的说法“明明极不经之语，偏能引地理以实之，真俗所谓信口开河者也。”他甚至进而怀疑，黄帝陵在陕西桥山的“《史记》之文不知果为《史记》原文与否。”

相信“黄帝崩，葬桥山”仍是《史记》的原文，而关键在于司马迁所说的桥山显然另有所指。《尔雅》释云：“山锐而高曰桥也。”究其义，“桥山”无非是指有水穿山而过的若桥形的山，而这在神州大地并不鲜见。就各地的桥山而言，除陕西的桥山外，较著名的还有河北涿鹿的桥山、山西襄汾的桥山、云南玉溪的桥山等，不一而足。而鉴于本章所论，黄帝的各项历史大事既然都发生在涿鹿，有信史可考的黄帝城、轩辕台、蚩尤城、黄帝陵、轩辕庙等也都存在于涿鹿，以黄帝活动遗迹命名的诸多地点更是集中在涿鹿，再加上魏帝曾屡番前来此处祭拜黄帝，而且祭拜的重点就是涿鹿的桥山，难道“黄帝崩，葬桥山”的桥山就不会在涿鹿吗？恐怕舍此别无它解。郦道元《水经注·湿水》引《魏土地记》云：“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汤汤其下。”郦道元是北魏后期人，他说涿鹿的桥山下有“雕檐华宇”的祭堂，可见当时这里确实有非同一般的祭祀场所，而这无疑就是魏帝祭拜黄帝陵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既然黄帝卒于河南灵宝，可为什么会葬于涿鹿桥山呢？首先要说明的是，黄帝在开创了文明大业后便从涿鹿移鼎河南新郑，其晚年已以中原为活动中心，于是卒于灵宝顺理成章。至于其陵寝之所以在涿鹿，盖因上古时期有一个习俗，即人死后要归葬部族的发祥地，而涿鹿不仅是黄帝集团的发祥地，更是黄帝本人的龙兴之地，迁葬于此可谓天经地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其中的一个“还”字，已然表明黄帝卒后归葬到了原来的龙兴之地。

 

附录二 黄帝地望疑云

关于黄帝的发源地，文献中的原始记载十分匮乏，于先秦典籍中仅一见。《国语·晋语四》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以上“黄帝以姬水成”一语，即对黄帝源起之地的最远古记载。然而，正如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所说：“至于姬水，不知道是现在的哪一条水”，古姬水的地望早已失传，至今无从查考。近人虽有认定它在齐鲁某地或陕甘某地的，都不过是虚拟比附之辞，难以指实，终不免成凿空之论。

史上有关黄帝的出生地还有另外较晚出的两说，见皇甫谧的《帝王世纪》：“黄帝生於寿丘，长於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此文除引述前面谈到的黄帝“长於姬水”外，又提到了黄帝的“生于寿丘”和“居轩辕之丘”。对于后两说，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辨之甚详，其云：“渭水又东南合迳谷水，……又西北轩辕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轩辕溪。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皇甫谧云生寿邱，邱在鲁东门北，未知孰是。”郦氏在这里首先说明黄帝的“生於寿丘”指的是山东曲阜的寿邱，“居轩辕之丘”指的是甘肃天水的轩辕谷，然后笔锋一转，对这两说一言蔽之以“未知孰是”。

一个言之凿凿的说黄帝生於寿丘、长於姬水、居于轩辕之丘，把黄帝从小到大的身世罗列的清清楚楚，一个却一本正经的不予认可，两者究竟孰是孰非呢？从年代上说，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出自西晋，郦道元的《水经注》出自北魏，以前者的时间为早。但从学术价值上说，《水经注》广征博采，考证详实，字字珠玑，自古即被誉为“不刊之珍典”。而《帝王世纪》却采用了不少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谶纬学说，多有不经之论。郦氏撰《水经注》时显然已经参酌了皇甫谧的说法，但他仍然一口咬定“未知孰是”，足见皇甫谧的“寿丘”和“轩辕之丘”之说纯属渺茫无徵之论，也足见黄帝的生地和居地在郦道元那个时代已无从稽考。

总之，由于文献的阙失和语焉不详，对黄帝的源起之地自古便歧见纷披。辗转至今，学术界有谓黄帝出自西部陕甘的，有谓源自东方齐鲁的，有谓来自南方长江流域的，有谓原本就是中原民族的，还有说是出自北方地区的，东、西、南、北、中一应俱全，几乎处处皆是黄帝的故乡。以上不同主张的纷然杂陈，已使黄帝地望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

 

附录三 黄帝集团源出红山文化考

在论证远古时期北京地区的三大创世纪发展时，我们曾谈到恰在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也就是正好在红山文化结束时，黄帝集团从北京西北的涿鹿及延庆一带崛起，接连奏响了战炎帝、诛蚩尤、盟诸侯、建都邑等华彩乐章，还创建了一整套以王权、军队、官吏、刑罚为标志的国家机器的雏形，开启了煌煌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那么，这个在北京西北一带出现的黄帝集团，会不会和突然消失的红山文化集团有关呢？

对黄帝集团的前后居地，历来的文献记载往往一言蔽之以“无常处”。《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云：“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晋书·载记第三十》云：“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辽史·兵卫志上》云：“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上记载皆以中华始祖黄帝居无常处。细审这个“无常处”的含义，一则无非是说黄帝集团好迁徙，“迁居无常二十余年”；二则揭示了黄帝集团并非涿鹿的原住民，当有另外的来源；三则涿鹿之前的黄帝地望已无从查考，故一言蔽之以“无常处”。但在探明了红山文化的性状之后，我们有理由推测，公元前三千年前后在北京西北一带如狂飙般崛起的黄帝集团，正是由位在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集团迁徙来的。

理由之一是，黄帝族与炎帝族在今北京西北一带展开的“阪泉之战”，史称是黄帝族的“南伐”，即黄帝集团原居阪泉以北。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两座西汉前期墓葬，发现了先秦时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其中有《黄帝伐赤帝》一节，上载：“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此文所言的赤帝即炎帝，“反山之原”即阪泉，其“黄帝南伐赤帝”一语则表明，黄、炎大战前的黄帝族原居于阪泉以北。古阪泉在今北京延庆县，说已详第二章第三节。而由北京延庆向北搜索，在距今五千年前，唯一的强势集团必非红山文化集团而莫属。见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的第一大史迹就是“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可见与炎帝的阪泉之战，正是黄帝集团的出山之战。

理由之二是，上节已论，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重心不断南移，到红山文化晚期已南移到今内蒙古东南端，直逼燕山北麓。照此趋势发展下去，红山集团的翻越燕山进入冀北无疑是大势所趋。

理由之三是，按照文明演进的递嬗关系，红山文化集团的性状恰与黄帝集团上下链接。

前文已述，在红山文化后期，以老哈河上游及大凌河中上游为中心的红山集团已大步迈向国家文明的门槛。不难设想，当他们一旦脱离狭促崎岖的山林地带，进入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后，积蓄的能量一定会很快爆发出来，迅速点燃绚丽的文明之光。而恰恰在位置与之毗邻的河北涿鹿一带，在时代紧承其后的公元前三千纪初叶，黄帝集团一举开创了文明大业，这二者在发展关系上恰好薪火相传。

理由之四是，揆诸历史，东北地区有不少黄帝族的后裔，表明那里确实和黄帝集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详见附录四）。

理由之五是，史称黄帝南征的主力部队是由“熊、罴、貔、豹、虎”组成的，而这恰是北方山林部族的标记。

《大戴礼记·五帝德》引孔子曰：“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由上可知，阪泉大战中黄帝一方的主力部队即“熊、罴、貔、貅、貙、虎”。单从字面上看，这都是北方山林常见的猛兽。其中熊即黑熊；罴为熊的一种，毛色黄白，《史记正义》说“罴如熊，黄白色”可证；貔属虎类，《史记正义》引郭璞云：“貔，虎属也”；貅同貔，也是虎类的一种，或曰雄性称貔，雌性称貅；貙，《尔雅·释兽》云：“貙獌，似狸。”注曰：“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以上熊、罴、貔、貅、貙、虎，是一个比一个凶猛的山林野兽，事如唐柳宗元《柳先生集》十六所言：“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在燕山以北，现在有不少地方已退化成干旱的山地丘陵，但在黄帝时代，那里水草丰美，树木葱茏，是百兽繁衍之地，更是上述猛兽成群出没之所。《汉书·匈奴传下》载：“北边塞至辽东，……草木茂盛，多禽兽。”这就是对古代辽东一带草木茂盛和“多禽兽”的描述。《诗经·大雅·韩奕》郑玄注云：“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罴。”这也说明貔、罴常出没于辽东一带。

至于黄帝的“教熊、罴、貔、貅、貙、虎”，可能的解释有三种：一种是指“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即黄帝训练这六种猛兽以供驱使；第二种是说“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即用猛兽的称谓为猛士冠名，用以壮声色、震敌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熊、罴、貔、貅、貙、虎”为部队番号；第三种则是按当时的习俗，“熊、罴、貔、貅、貙、虎”可能是黄帝麾下各部族的图腾徽号。从客观情况分析，后两种的可能性为大，尤以最后一种可能最为接近史实。但无论属于哪种可能，这都反映了黄帝集团与这些猛兽群居的北方山林的天然联系。

史称黄帝“号有熊”，这也透露出黄帝集团与北方山林的联系。

《世本·帝系》宋衷注云：黄帝“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又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受国于有熊。”综合此类记载，可知黄帝之国称“有熊”。对于此国号的由来，历来的解释莫衷一是，最权威的解释来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根据这个记载，古往今来的人们多以黄帝号有熊是因新郑而起的，即以新郑古称有熊，黄帝居新郑，故号有熊。然而早在这种说法见载于晋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之前，汉人宋衷注《世本》时就特别强调，黄帝号有熊是因为“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即明言有熊国早在黄帝之前便已存在，更在黄帝迁都新郑之前便已存在。事实上，如果摒弃各种主观臆测，不难看出破解“黄帝号有熊”密码的钥匙已经蕴含在黄、炎大战的史实中。

在叙述黄帝集团与炎帝大战的六大部族时，《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皆以“熊”为首，可见“熊”是黄帝战阵的首要部分。这为首的部分必非黄帝自己的部族莫属，由此说明熊是黄帝族的图腾，这便是“黄帝号有熊”的由来。既然以熊为图腾和国号，自然也透漏出黄帝族和燕山以北山地丘陵地带的关系，因为那里是群熊的集居地。

将黄帝“号有熊”的相关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的逻辑关系是：

1，先有一个位在北部山林的方国，因那里群熊出没而以“熊”为图腾，称“有熊”；

2，黄帝降生于有熊国并承嗣君位，故号“有熊”；

3，黄帝率部南下涿鹿，再南下新郑，并以新郑为都；

4，中国古代地名往往随人一同搬迁，因此迁到河南新郑之后的黄帝都邑仍称“有熊”。

总之，综合事情的沿革与发展，应该是先有黄帝的有熊国，后有新郑的号有熊，过去人们恰恰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理由之六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往往把黄帝神格化为“北斗神”和“天鼋”，这就把黄帝的出生地准确无误地对号入座到了塞北之地。

明辑录本《竹书纪年》卷一云：“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纬书集成·河图始开图》云：“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以上或以黄帝因“大电绕北斗枢星”感孕而生，或以黄帝为“北斗神”。它们虽然是神话，但却明显反映出黄帝的降生与“北斗”所在的方位有关。

《路史·前纪七·轩辕氏》云：“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路史》系南宋罗泌所撰，内容远涉上古，引据浩繁。其称轩辕氏出于“空桑之北”，也和黄帝的“北斗神”之说不谋而合。

又《国语·周语下》云：“我姬氏出自天鼋。”此姬氏是指开创了周朝的姬姓周人，而这里的“天鼋”，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天鼋即轩辕也”，指的就是轩辕黄帝。周人的先祖为后稷，而“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知周之先祖亦为黄帝之后，故有“我姬氏出自天鼋”之说。案天鼋为龟属大鼈，古人视为神物，传说是北方太阴之神。于是，以黄帝为“天鼋”，也无异于把黄帝归位到了北方。

理由之七是，在黄帝史迹中随处可见北方民族的印记。

《周易·系辞下》云：“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宋衷注：“相土，黄帝臣。”《云笈七签·轩辕本纪》云：“（黄）帝始教人乘马。”以上文献皆把马的驯化役使与黄帝联在了一起。在中国古代，燕山南北是最早驯化和役使马的地区之一。《左传·昭公四年》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此文冀指冀州，是古九州之一，主要范围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及河南的北部，辽宁的西部”。而“冀之北土”，所言即冀州北部，主要指燕山地带。由此可见，燕山地带即“马之所生”，而传说中的黄帝“服牛乘马”，恰好透露出黄帝族与燕山地带的渊源关系。

黄帝族的喜迁已见前述，这也深深烙下了北方民族居无定所的印记。

理由之八是，细审黄帝称谓的由来及某些黄帝故事，甚至可以和红山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黄帝”称谓，自司马迁以来多根据后起的“阴阳五行说”，解释为“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即以“黄”寓意土色，而轩辕有土德之瑞，故此名之。《说文·黄部》云：“黄，地之色也，从田。”这里亦以“黄”的本义为地之色。但查甲骨字形，黄“象人佩有玉璜之形”，台湾学人李孝定综合甲文各家的解释后也说：“黄实古玉佩之象也”，可见“黄”的初义是佩玉，“地之色”是后起义。《诗经·齐风·著》云：“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耳。”毛传：“黄，黄玉。”此处的“黄”即指玉。黄帝的年代早于殷商甲文，故此“黄帝”之黄必当训为“玉”，而非后起的“土色”。无独有偶，恰如前文所述，红山文化的玉文化非常繁荣，佩玉之风十分盛行，而这刚好和标榜崇尚玉、佩戴玉的“黄帝”称谓相符，说明黄帝和红山集团确实桴鼓相应。

黄帝大战蚩尤时留下了一段传说，是说由于蚩尤部的顽强抵抗，黄帝族久战不胜，最后因为得到了女神的天佑，才终于取得了胜利。《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问玄女战法》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龙鱼河图》云：“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以上皆说黄帝战蚩尤时得到了女魃或玄女的帮助，从而化险为夷，取得了最后胜利。这虽然是神话，但恰与红山文化集团的女神崇拜如出一辙，而助黄帝的玄女，很可能就是红山集团供奉的女神。在红山文化中，出土了不少鸟纹图案或鸟形器皿，如鸟兽图尊形陶器、鸟形壶、玉鸟等，这也和神话中玄女的“人首鸟形”若合符节。

理由之九是，考古工作已为红山文化集团南下涿鹿提供了直接证据。

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即前引苏秉琦先生关于南北两大文化在涿鹿一带会合的论述。这段论述明确指出，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一南一北向外扩张，最终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特别是在距离涿鹿不远的蔚县四十里铺和三关等地，发现了时代紧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后的红山文化遗存，还出土了特征明显的红山文化彩陶罐，都表明红山文化确实来到了涿鹿一带。这些资料的年代或许略早于黄帝时代，但这对后来黄帝集团的南下涿鹿仍不失为重要的佐证。因为一则红山文化确曾南下，二则很可能正是由于红山集团与中原集团在涿鹿一带的接触与碰撞，才刺激了红山文化文明因素的生长，并最终导致了黄帝集团的南征。

理由之十是，恰与黄帝集团南下涿鹿同时，在与涿鹿一衣带水的北京地区，发现了和黄帝集团颇为相合的雪山一期文化，而雪山一期文化又和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同属一个类型。

如第二章第三节所论，北京雪山一期文化距今约5600～4900年，恰与黄帝的年代范围相合。不仅如此，它还在诸多方面与黄帝集团的属性相契，表明这就是黄帝集团的文化。于此之外，雪山一期文化还与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具有鲜明的共性，特别是它们的典型器如夹砂筒形罐、双耳小口高领罐等，简直如出一范，以至有的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就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发源地和终结地”，也有的干脆认为小河沿文化直接就是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性质及年代已如前述，它位于燕北红山文化的中心地带，是红山文化中时代最晚的一支。既然雪山一期文化是黄帝集团的文化，那么和它同属一个类型的小河沿文化当然也就和黄帝集团有关了，这便为黄帝集团源起于燕山以北提供了又一个证据。

以上十大理由齐备，当为黄帝部族源起于燕北红山集团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关于黄帝的历史发源地，历来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具体情况已见第一、二两章所述。相比之下，在黄帝出生地的历来诸说中，能够像红山集团之说这样获得上述十大证据支持的，迄今绝无仅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黄帝集团源出于红山文化之说，是黄帝族源诸说中迄今最为详实也最可凭信的一说。

 

附录四 塞北的黄帝集团后裔

揆诸历史，东北地区有不少黄帝族的后裔，表明那里确实和黄帝集团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路史》卷十四载：黄帝次妃嫫母“生苍林、禺阳……苍林姬姓，生始均，是居北狄。”以上所谓“北狄”，是对古代北方各部族的统称，《礼记·王制》即明谓“北方曰狄”。《山海经》和《路史》说北狄之国是由黄帝之孙始均创建的，就是对东北地区有黄帝后人的明文载述。

又《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犬戎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畜牧族之一，又称猃狁。史载“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诛杀幽王并迫使周室东迁的就是这个犬戎。《旧唐书·宣宗本纪》云：“自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可见直到唐代，犬戎还是北方游牧民族中十分强悍的一支。而据《山海经》上文，可知他们也是黄帝之子苗龙的后裔。

东胡是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北方强族，世居西辽河一带，史载他们也是黄帝的子孙。《晋书·慕容廆载记》云：“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有熊氏即黄帝，这里明言东胡是黄帝的苗裔。又《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这里说东胡是高辛氏少子之后，而高辛氏帝喾乃“黄帝之曾孙也”，同样说明东胡为黄帝的后裔。

按照某些文献的载述，匈奴族也是黄帝的苗裔。《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史记集解》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以上诸说，或以夏禹的后裔淳维为匈奴之祖，于殷商时逃往北边；又或以夏桀的儿子獯粥在夏朝灭亡后裹挟他老爸的几个妃子逃往北方，后来成了雄踞北地的匈奴祖先，总之皆以匈奴之祖为夏人苗裔。郭沫若亦主此说，他认为夏人原为河套一带的戎族，后来有一支向北迁徙，逐渐流变为匈奴。既然是夏人的后裔，自然也就是黄帝族的苗裔，因为于史可徵，“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史载鲜卑族同样是黄帝的苗裔。鲜卑是东胡的余脉，既然东胡是黄帝的苗裔，那么鲜卑族当然也是黄帝的族裔。于是《晋书·慕容廆载记》在载述十六国时的慕容廆时，便明言他是“有熊氏之苗裔”。慕容廆是十六国时前燕国的开创者，此阶段鲜卑人创建的小朝廷还有代、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等，足见黄帝余绪在北国流布之广。

继十六国而起的北魏拓跋氏也属鲜卑族，同样尊黄帝为始祖。《魏书·序记》云：“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黄帝）其裔始均，……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此文说，北魏皇族的“拓跋”姓氏便来自“以土德王”的黄帝。细审此义，鲜卑语的“托”即“土”，土为黄，而“跋”的含义是“后”，“后”为古之帝称，于是“拓跋”即为“土后”，“土后”即为“黄帝”。颇为奇特的是，北魏拓跋氏不仅在姓氏中标明他们是黄帝族的后裔，还说由黄帝之孙始均开始，到北魏拓跋氏之祖为止，居然有“六十七世”的谱牒可循。此言确凿与否已无从稽考，但足见鲜卑人对自己是黄帝后裔的深信不疑，并说明自始均以降确有黄帝后裔世居东北地区。

创建了辽朝的契丹人也是鲜卑族的一支，他们依然坚称自己是黄帝族的后裔。最明显的例证是，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出土了一座辽墓，墓中随葬了一方《永清公主墓志》，志文即明言“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这无异于给契丹人自认是黄帝后裔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考古学证据，至于文献的依据，主要见于辽朝大臣耶律俨编撰的《皇朝实录》，其中直截了当地说“辽为轩辕后”，即以契丹为黄帝族的后裔。

关于东北地区形形色色黄帝后裔的由来，《魏书·序记》给出的解释是：“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即以这些黄帝后裔皆因黄帝子孙“受封北土”而来。同样的解释也见于《辽史·世表一》，其云：“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僸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这里也说炎黄子孙是因“君四方”而来到北土的。岂不知在文明初兴的黄帝时代，这种殖民式的异地分封既与当时的国情不符，也与黄帝集团的实力不符，是根本不可能的。纵观整个中华文明史，由围绕一个中心部族的“万邦林立”，到西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再到秦汉以后郡县制的建立，是国家政体不断演进的三大步骤。黄帝所处的是第一阶段，不可能在方外之地裂土分封。于是，黄帝后裔在东北地区的绵延不绝，只能出于那里是黄帝集团祖地的缘故。

 

附录五 黄帝集团由涿鹿迁都河南新郑

于史可稽，黄帝在开创了文明大业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后，为了扩大文明战果，很快又由涿鹿挺近到中原并定鼎中原。关于黄帝的迁都，以《魏书》记载最详，事见《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及高祖（案即北魏孝文帝元宏）欲迁都，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乃诏丕等，如有所怀，各陈其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见，谓为未可。’……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此文明确指出黄帝曾由涿鹿迁都河南，但没有说明这个新都在河南的何处。《水经注·洧水》载：“洧水又东迳新郑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纪》云：‘或言县故有熊氏之墟，黄帝之所都也。’”《续汉书·郡国志》云：“河南尹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以上记载揭示，黄帝所迁的新都名有熊，其地就在今河南新郑。河南新郑地处黄河中游膏腴之地，位于神州之中，故如《淮南子·天文训》所云：“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黄帝又成了传说中的“中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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