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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次南巡，前四次都是奉太后巡幸，第六次巡幸江南时，乾隆已七十六岁高龄。表面上看，他是奉母览胜，其根本原因则是政治性的，是为巩固和发展“全盛之势”而南巡的。据乾隆十八年记载，江苏省有民田68万余顷，征赋银337万余两，粮食215万余石；浙江省有民田45万余顷，征赋银281万余两，粮食113万余石。两省赋银赋粮总数，分别约占全国田地、赋银、赋粮总数的16％、29％、38％。在每年运京供宫廷食用的400万石漕粮中，江浙竟占了257万石，为漕粮总数的64％。仅此几个数据，就足以证明江浙两地在全国经济总量上的特殊地位。其次，江浙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仅以科举来论，江浙两省的状元最多，顺康雍乾四朝61名状元，江浙两省竟占51名之多。再其次，江浙又是明末遗民活动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一直延续不断。当年南明弘光朝廷就以江浙为统治中心。所以，乾隆南巡也意在彰显权威、震慑民心。 历次南巡一般都是在正月十五前后从北京动身，陆路经直隶、山东到江苏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今南京)，祭明太祖陵，检阅军队，大概四月底或五月初返回北京。整个南巡，水陆行程约3000千米。 乾隆南巡 为了供皇帝车马行走，专门修筑了御道。御道要求路必须笔直。为此，许多民居被拆，坟墓被挖掘，良田被毁坏。凡是石板、石桥，都要用黄土铺垫。皇帝车仗经过之前，一律泼水清尘。途中建行宫约30处，除行宫外，有些地方还搭盖黄布城和蒙古包帐篷以供住宿。每隔二三十里，设尖营，供小憩打尖用。进入江南后，主要是水路。共有船约1000艘，动用拉纤的河兵3600余人，分作六班，每班约600人。整个南巡队伍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太监、侍卫，多达2500多人，另有夫役万人。队伍在陆上行进，浩浩荡荡，迤逦百里；在河上行驶，舳舻相接，旌旗蔽空。每到一地，“圣驾入境前一日”地方官员便专程出境迎接，并准备大量美食佳肴。乾隆的生活条件和设施与在宫中无大差别：每天早晚照样鸣钟奏乐，茶房所用乳牛多达75头，膳房用羊1000头、牛300头，都是从北京提前运到镇江、宿迁等地，随时宰用。乾隆饮水多有讲究，在避暑山庄，一定要用荷叶上的露水烹茶；在南巡途中，饮用水都是远道运来，在直隶境内，用香山静宜园的泉水；到德州，用济南珍珠泉水；过红花埠入江苏境，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虎跑泉水。饮水都如此讲究，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迎接圣驾，地方上也是大肆糜费，竞相攀比。首先沿途搭建彩棚、牌楼、景点、香亭。那些彩棚富丽精工，无与伦比。如直隶保定长芦隘口搭起的各种各样的彩棚，有的像楼阁，有的像亭台，各自争奇斗妍，绵延几十里。其次是大肆修建园林，著名的苏州狮子林、扬州九峰园，就是为供御览而改扩建的。九峰园中无数奇石，尤以九座奇石最高，个个像苍颜白发老人，乾隆见了喜不自胜，竟选中其中两个，命人搬到北京御苑中去了。扬州平山堂本无梅花，盐商捐资植梅万株，以备乾隆御览。乾隆南巡多在元宵节前后开始。第五次南巡时，临近镇江，只见运河南岸立着一个硕大无比的仙桃，用绿叶映衬，鲜嫩可爱。当御舟驶近，忽然烟火迸射，那颗仙桃砉然裂开，中间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上面有几百人，正串演寿山福海的新戏。这是镇江盐商为讨乾隆欢喜，挖空心思设计的。 乾隆如此地长于安乐骄奢，喜游山水，纵恣声色，铺张浪费，而各地方官争相效尤，花费了国库和地方数不清的钱财，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还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献媚取宠、曲意逢迎成为一种时尚。所以乾隆中叶之后，贪污腐化风起盛行，乾隆自己也说：“朕六次南巡，皆劳民伤财矣!”而这种结果，则是为清朝的衰亡埋下了伏笔。 当然，乾隆毕竟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有人称他游乐而不废政务。比如，在南巡途中，他带着处理政务的班子，各地奏报直接送沿途驻跸行宫，乾隆往往随时审批。第二次南巡时，正值平定准噶尔部战争，乾隆一边巡幸，一边阅读前方奏报，指示方略，发布命令。他还利用召见地方官机会，考察吏治，江西巡抚郝硕，就是在考察中就地免职的。其次是视察河务海塘工程。乾隆第二次南巡时，视察了徐州治河情形，命令将土堤改筑为石堤。他大力表彰治河功臣，如裘日修等。他两次视察了浙江海宁的海塘工程，命令修筑了柴塘与石塘两道塘坝，对于抗御海潮侵袭起了重要作用。再其次，他利用南巡机会，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做了笼络东南士人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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