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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原文 他是两弹一星元勋，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的一生硕果累累，誉满天下，却淡泊名利，曾说过“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他是蜗居在小房子里的大科学家，又是有着平常心的一代伟人。他，就是钱学森。 那么，从美国回到中国，物质生活的巨大落差，钱学森一家能适应吗？钱学森一生的几笔大收入为何都被他捐了出去？他又为何交纳了两笔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钱学森的“四不”都是哪四不？这位政治地位高至政协副主席的大科学家，为何大半生都蜗居在一套简陋的公寓楼里？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蜗居在简陋公寓楼里的两弹元勋。
钱学森在美国20年，36岁成为终身教授。作为一流科学家，他得到了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完全可以过一辈子富裕享受的生活。而新中国各方面都十分落后贫穷，他却想方设法要回到祖国来。他明知回国后的生活条件和科研设施肯定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他立志要用自己的智慧使祖国强大。 钱学森回国后，主要收入就是每个月的工资，生活上要计算着过日子了，吃什么穿什么买东西并不是想怎样都可以轻松负担得起的。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并不高，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而且几十年都没涨过工资。钱学森一家过着最普通的市民生活。钱老的夫人蒋英曾说：“刚回国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300多元能买多少东西。学森喜欢摄影，他从美国带回一架照相机，刚回国时，祖国欣欣向荣，他看到心里高兴，就拍了很多照片。一个月下来，只是买胶卷就把他一个月的工资花光了，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乱花钱了，要省着过日子。从此他把那个相机收起来，放进箱子里，以后再没玩过摄影。” 钱学森的警卫员刁九勃回忆那时候钱家的生活情况时说：每个月家里吃喝用度要花多少钱，我都要算一下怎么省钱，每一项支出都记在本子上，月底给钱学森看完签字，再从他的工资里支出。首长不讲究吃喝，不抽烟不喝酒。那时国家不富裕，物资紧缺，有一次家里吃饭炒菜用油困难，我上京西宾馆和保卫处讲，我们家的油实在太紧张了，他说实在不行你去餐厅，我让他们给你弄几斤。刁九勃转念一想，食用油是给会议准备的，给首长家里弄怕人家说闲话，又怕钱老批评，于是回绝了对方的好意。 钱学森喜欢吃点瓜子，刁九勃老家在东北，逢年过节寄点瓜子来，刁九勃舍不得吃，自己留下一点，剩下的就拿给钱学森和蒋英。钱学森不好意思要，说你留着吧，刁九勃说自己不喜欢吃，于是硬塞给钱学森。
钱学森回国后，生活异常简朴。他的皮革公文包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其间曾修补过好几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书橱几十年没换过，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书橱顶上也利用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摞摞剪报和资料。一组灰色的布沙发，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还不如二手市场卖的旧家具。但是很多年，钱学森就是在这个陈旧甚至可以说破旧的办公室中勤奋工作的。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 有一次科委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些花生米，分给钱家两三斤。那可了不得了，那阵能吃上花生米简直像过年一样，蒋英这个高兴啊，告诉警卫员刁九勃说，这花生米炸完了以后放盐，要热的时候放，这样它才能够溶解得更好，不能凉了放。蒋英觉得很不容易有点花生米，要尽量把它弄得好吃一点。这种生活水平一直到1972年左右才好转一些。 有一年过节，单位的同志去钱学森家拜访，拎着两条鱼，他的表情立刻就严肃起来，问：“院里的同志都有鱼吃吗?”回答说都有，这是单位发的，他才安下心来。
除了工资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这些稿费按说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但是钱学森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文版出版，稿酬有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看到寄来的稿费很高兴，因为这笔钱正是他想要的，但并不是给他和家人用。他来到当时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办公室，跟办公室人员交代，这笔钱以后就给力学系的学生买计算尺用吧。原来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发现，班上农村学生较多，经济都很困难，许多学生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连个计算尺都没有，怎么学习力学?钱学森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的事，而没有想这笔稿费是自己辛苦所得，是自己的钱。他的心里装着学生和别人，却忘了自己。直到今天，当年科大力学系的一些学生还清楚记得，他们一入学，系里就发一个计算尺，并特地说明，这是系主任钱学森送给大家的。 平时，钱学森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 1995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但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没有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涂元季，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钱学森一生中几笔大收入统统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纳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一次是1963年，钱学森著《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科学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即使够不上“天文数字”，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甚至是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数目。 那时刚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若能得到10元20元的额外收入，用来吃两顿饱饭，便是莫大的享受。钱学森及其家人自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 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费时，连纸袋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他知道，这个时期国家困难，他要和大家共渡难关。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50年代受聘于中央文史研究馆，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文史馆给钱均夫老先生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 钱老先生已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工资。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便退给文史馆，人家拒收。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老去世后，他的儿子钱永刚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父亲钱学森，我从很小时就知道，他既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他属于国家和人民。”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的要求，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社会上存在“走后门”现象，走正道办不成事，往往要走后门才能办成。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开先例。 多年来，许多人为一些事找到钱老的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现在社会请人吃饭简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别说请领导喝个酒吃顿饭。但钱学森凡是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如去试验基地主持试验，或到外地开现场协调会等等。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决不搞公费旅游。 钱学森这一生，只在1988年夏天，带中国科协的几位副主席到黑龙江的镜泊湖去休过一次假。那也是在当时几位副主席的要求下他才同意的。在黑龙江省，他参观了一些工业项目，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请顿饭吃是免不了的，他也不得不应酬，但他对于这些应酬活动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回京后就对秘书涂元季说：“我对付这种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今后再也不出北京了，谁请也不去。” 一些人正面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老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钱老的“第三不”是不出国。钱学森回国后，只出过三次国，前两次是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第三次是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这都是工作访问，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没出过国，特别是再没去过美国。 说到钱老回国后再没去过美国，要在此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交流增多了，钱学森这么著名的科学家，邀请他出国访问的单位或个人也不少，其中美国方面的邀请最多，但都被他拒绝了。美国人给钱学森再高的荣誉，他也不稀罕。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第四不”是钱学森坚持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等之类的书。前些年搞的一些“名人录”之类的大典，名堂很多，一般人想上名人录，出点钱就行。钱学森若想上什么名人录，人家是不会找他要钱的。但他知道这里面的“名堂”，所以给秘书们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 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出版社要出《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一书，他们通过钱老的前任秘书王寿云联系。王寿云去向他报告此事，刚说了几句，钱老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板着脸瞪了他一眼，说：“你想干什么?”王寿云话都没说完就不敢再往下说了。 这本书的主编是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与钱老当年在美国就相识。科学出版社只好把钱学森不同意上书的意思向卢老报告。在一次开会时卢老见到了钱老，卢老对他说：“钱老，我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辞典》可不是野的，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批准的，上你的条目也是经审查批准的，你要是不同意上这本书，我这个主编只好不当了。”在这种情况下，钱老才同意上这本书的条目，并授权由王寿云撰写。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当天，北京天降大雪。这是深秋的第一场鹅毛大雪，是多年来罕见的北京地区下得最早、最大的一场雪，苍松翠柏的树枝都被积雪压断了。 很多人都说，这场雪是老天在纪念钱学森。第二天开始，得到这一悲痛消息的人从四面八方冒着大雪来到了位于北京航天桥附近的航天大院，在这么一个拥挤的盖着很多高楼和公寓的院子里，人们在一片旧楼前找到了钱学森居住了50年的家。这是五六幢不起眼的红砖楼中的第二幢，钱学森的家在最东边的单元。 一楼设了灵堂，由于地方狭小，前来吊唁的人太多了，只能站在楼外在大雪中排队等候拜祭。来的人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普通百姓。无数花圈摆放在楼外临时搭起的简陋棚子下面。 有不少素不相识的人从各地赶来祭拜钱老。人们打量着这幢有四五个单元的老式普通公寓：难道这位政协三届副主席就一直住在这样的蜗居里?这套房子和钱学森的职务地位太不相配了。 然而，这就是事实，人们亲眼所见。这位地位直至政协副主席的大科学家，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先驱，就是在这个公寓楼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 人们疑惑，和“地位”相关的“待遇”为什么没落实到钱老身上呢？
其实，这是钱老主动给自己降低待遇的结果。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组织上先分给他一套位于中关村的普通三居室。他跟孩子们说，虽然这个家比不上美国的大房子，但这是咱自己的家，是自由的、受尊重的土地上的家，孩子们照样可以在这个不宽敞的家里好好学习，努力成才。 1960年10月，他搬进如今的航天大院，住进了这幢老式公寓房里就再也没搬过。后来组织上建新房，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工作人员也希望钱老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栋小楼和一个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有利于他的身体健康。 当秘书们劝他搬家时，钱老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秘书说：“钱老，现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是院士，住进了院士楼，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 钱老摇摇头说：“你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 从此，秘书们再也不向他提房子的问题了。但是，一些去过钱家的人都感到，他住的房子实在太旧了，有人甚至为钱老鸣不平，说“大科学家住小房子，太不合理了”。但钱老本人却心净如水，他把享受待遇看得比一池清水还淡。
《纵横》涂元季 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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