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工：电影的本质是一种连接

斋藤工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当红演员、新锐导演、电影评论家、节目主持人、杂志专栏作者，归根结底，斋藤工的“关键词”始终还是电影。

“是电影将日本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和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也讲究数字的意义。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今年举办到了第20届，旨在促进电影文化的交流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日本电影周也迎来了它的第12回，这一切，有意无意的，都让中日之间这场发生在2017年初夏的以电影为名的相聚显得特殊起来。6月17日至26日的短短十天，将近二十部日本电影先后登上上海电影节的舞台——这数字本身就是创纪录的——而其中就有三部属于斋藤工：由西谷弘导演，他与上户彩合作的电影版《昼颜》，由日本知名动作导演下村勇二执导、他参演的电影《重生（RE:BORN）》，以及他自己亲执导筒并最终捧得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的《空白的13年（blank13）》。

显然站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舞台上的斋藤工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在和平影都举行的《空白的13年》影迷交流会，是他此番上海电影节公开活动的最后一站。从环绕着主创们热情合影的影迷间站起身来的他，在挥手说完再见之后又忽然折返，用磕磕绊绊却诚意满满的中文，向着已经开始陆续离场的观众席说道：“是电影将日本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切实听懂了他的中文发音。隐约意识到这一点的他，连忙用日语复述了一遍，好让翻译小姐把他的心声带到。某种意义上，这句含混的中文或许比他此前轮番接受媒体采访时所回答的全部内容更加重要——这是作为日本电影人的斋藤工最想传递给中国的声音。

《空白的13年》剧组在和平影都

左起依次为导演斋藤工、母亲的扮演者神野三铃和副导演榊英雄

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斋藤工与中国电影的诸多“渊源”。他曾连续两年担任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的嘉宾，而包括去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日本电影周活动在内，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来到中国。刚好十年前的2007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斋藤工拍摄了一套以背包旅行为题材的个人纪录影片，从北京到西安再到敦煌，他把这套纪录片取名为“寻根（Search for my roots）”。期间他还专程拜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指着西影陈列室里的金熊奖奖杯，无限感慨地说这就是张艺谋拍摄《红高粱》地方。

采访时问起他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斋藤说：“我看过很多中国电影，尤其喜欢吴天明导演，朱旭主演的《变脸》，那真是一部必然使人号泣的中国电影杰作。我也始终相信电影有跨越中国日本文化差异的能力，中国电影和日本电影在审美上有彼此共通的地方，我们在同样的地方欢笑，在同样的地方流泪。实际上这次来到中国，我也几乎没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坐在受访席上的斋藤交叠着手指，望过来的目光里有种平和而真挚的力量。他说，电影当然是一种文艺，但是同时也未尝不是沟通国家与国家、连结民族与民族的一种语言，文化从来没有国界。

“我们平时所面对的问题所思考的东西，是否已经很好地、用温暖的方式传递给了中国的朋友们了呢？其实在这话说出的当口，我就仿佛已经感觉到某种力量，要为带给大家更多新作品而不断努力。因此我真的非常希望能更多参与中日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也期待能与中国电影有合作的机会，这也是我最初选择做演员时的一个梦想吧。”

撇去被镁光灯追逐的明星身份，说这话时的他，仅仅是一个本真而纯粹的电影人。

“再给我拼着老命地努力个十年”

谁都不会否认，是日本富士电视台在2014年夏天推出的电视连续剧《昼颜～工作日下午3点的恋人们》将斋藤工一举托上了演艺事业的高峰。从寂寂无闻的小演员到大红大紫的人气明星，斋藤用了十五年。如今的斋藤工已经成功跻身日本当下最受瞩目的明星行列。电视、报刊、杂志、网络，记者们乐此不疲地追逐着他的各种消息。“性感”“有魅力”“声音迷人”是大众媒体和观众赋予他的角色标签，“最想拥抱的男演员”“最理想的结婚对象”之类的娱乐榜单上，他始终榜上有名。

电影版《昼颜》宣传海报

而这次登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版《昼颜》正是这一人气电视剧的续编。原作积累的观众口碑，外加两位主演联袂到场的刺激，让这部作品成为了本届电影节最受影迷追捧的日本电影，简直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就像我的媒体同行们不吝笔墨反复形容的那样，斋藤工说话时的“低音炮”，确实性感得一塌糊涂，简直教“耳朵怀孕”。就在这次电影节观众见面会的现场，斋藤工只消举起话筒，便瞬间引发观众席上尖叫的声浪。有时甚至给人一种错觉，哪怕只是看着他的脸听他说话，就已经是超高级的享受——套用迷妹们的说法，足以吃下三碗白饭。

与外界舆论的火爆高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斋藤异乎寻常的冷静。

“能够有幸出演《昼颜》是对我的一种恩赐，托这部作品的福，我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可以更加自由地去做我真正想做的工作。但我想我不应该太自恋了，大家只是喜欢那个角色而已，一旦发现斋藤工其实并不是北野，大概很快就会把我忘记了。”他不止一次这样说。甚至语气里还有那么一点困惑：“因为《昼颜》大受欢迎，我好像被限定在某种奇怪的框框里了。别人看到我，说的也是‘哦，你是总而言之很性感的那个谁啊’。参加综艺节目，走到哪里都让我‘壁咚’，好像我就只有这一个技能。当然对于工作我是奉行来者不拒主义的人，不会说不，但总觉得哪里好像有些不对。”——言辞间投注过来的目光却是非常肯定的。

“我干演员这行也已经快二十年了，自己也导演过了几部短片。我真的觉得在这个圈子里要是过于相信自己那就完了，要是把那些溢美之词当了真，那离坠入深渊也就不远了。我一直这样警示自己。”

撩人嗓音的反面，是将自己完全置于客观境地的冷眼旁观。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斋藤工都是个妙人。他的身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特质，性感帅气却朴实无华，冷静超脱却主动积极，谦逊过人却热情洋溢。而他的演艺经历本身就是一段意味悠长的励志电影脚本。

成为演员，对斋藤工来说只是一个“结果”。事实上，他最初的志愿是从事电影制作方面工作——“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要说入行的理由其实就这么简单。斋藤的父亲曾经做过副导演，和深作欣二这样电影大师也多有合作，他为年幼的斋藤工开出的电影启蒙片单是查理·卓别林、巴斯特·基顿和哈罗德·劳埃德的默片电影，然后是马克斯三兄弟的有声电影——斋藤工就这样开启了自己影海巡礼的旅程。平日里，他和姐姐两个人也会根据音乐给予的想象，照着之前自己在黑白默片中看到的行动方式，在家里即兴表演小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童年游艺也许就是斋藤工表演与创作的起点。

所有类型的影片他统统照单全收，看片最疯的时候，一天能啃下六七部电影，正是当年一根筋式的用功，造就了今天在日本电影评论界都颇有声名的斋藤工。身为日本演艺圈出了名的“电影狂人”，一个经常被媒体拿来说事儿的“梗”，便是他中学时代企图“制霸”家里附近录像带出租店的尝试。“出租店的架子是按照字母排列的，我决心要从A开始，将架子上所有的片子都看一遍。但即便只是A开头的电影也太多了，简直看不完，因为太多电影用‘爱的XX’来做标题了。”在自夸之后紧接一段自嘲，也是斋藤工惯用的叙述模式。

“看得多了自然也想与电影产生一点关联。以前父亲从事影像制作的时候，也带着我和姐姐去过摄影现场。电影片尾的滚动字幕里有父亲的名字，还有我认识的照明伯伯的名字，当时就觉得幕后工作者真帅呀。高中毕业的时候想去专门的电影学校进修，但和父亲商量后，他对我说，电影不是伏案苦读得来的东西，要拍电影不如去现场实践。”

电影版《昼颜》剧照，上户彩饰演纱和（左），斋藤工饰演北野

就这样，立志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斋藤工成为了一名演员。在影视剧中跑过无数龙套，出演过不少被粉丝形容为“不可描述”的奇怪角色，也在大大小小的戏剧舞台上不断磨练自己。就像他给自己定下的规则那样，他不推拒任何找到他的角色邀约，在他看来，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容器，而他所要做的，就是把不同的角色尽可能妥帖地安放到这个名为斋藤工的容器里。

“再给我拼着老命、不管不顾地努力个十年”，这句话是日本演剧大家原田芳雄在2009年的一次合作中送给当时尚不得志的他的建议。事实上，当年的斋藤工正是在见识过原田芳雄先生的精湛演技后，才对演员这个职业真正产生了兴趣。“当时我看了原田芳雄先生主演的《龙马暗杀》极受冲击。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怒意，反体制的意识，和站在弱者一方的表达。我感受到了这份情感，想用一生去追求，去继承这份演技。”原田先生的话说到今天，眼看着就快十年了，“拼着老命努力”的斋藤工也终于迎来了他迟开的春天。“倒也没有终于被人注意到了这样的想法，想想十年前的我，当时也并不觉得是在艰苦奋斗。从不名一文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演员这条路是我的优势，是这段生涯造就了我的基础。”

就在这次电影节的采访中，《昼颜》导演西谷弘在评价到斋藤工的时候用了“nutural”这个词。在他看来，作为演员的斋藤工非常“中性”，就像一张白纸，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染上任何颜色，要说性感当然是性感的，但谁说这性感本身不是他的一种“表演”呢。

我问斋藤，你觉得自己和北野这个角色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有些腼腆地笑了一下，然后抛出一句：“我觉得我比他要受女性欢迎得多。”

“考虑和世界的共通点才会有世界意识”

无论在电视娱乐的舞台上如何光芒四射，斋藤工的原点始终都是电影。

他在日本电影杂志《映画秘宝》上的影评专栏也写到了第九年。据说日本人似乎并不十分欣赏九这个数字，因为在日语里，它是“苦”的谐音，但在中国文化中，九是最大的阳数，最崇高的圆满，同时也将在九九归一之后开启下一轮的循环——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多年之后，斋藤工终于从一个电影的评论者，成为了电影评论者评论的对象，某种意义上，也确实算得上是苦劳之后的崇高的圆满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这样评价他在自己电影长片处女作《空白的13年》中的所作的努力：“导演以其独特、动人、幽默的方式探索了两个儿子和失踪多年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父亲的葬礼揭示并重新发现了这段关系的种种已知和未知，创作手法微妙细致。尽管叙事本身带有浓厚的日本气息，但是流露出的情感却是普世的，由此可见这位年轻导演的杰出才华。”

评委会在评价中特地将“日本气息”与“普世情怀”对举，恐怕正是斋藤工最想听到的褒扬。就如此番在采访中一再提及的那样，以电影为语言，跨越国界、沟通心灵，是他长久以来的电影理想。他之前也曾和园子温导演谈起过，说日本电影描写到关于日本的问题时不一定和世界观点一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考虑和世界的共通点才会有世界意识，这样我们也能明白日本的优势在哪里”，而他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空白的13年》无疑就是斋藤给出的一份答卷。

电影《空白的13年》宣传海报

电影的故事取材于他的作家好友桥本浩二的亲身经历。一个在家人眼中怎么看都十分糟糕的荒唐父亲，和朋友眼中世上难得的温柔好人，反差背后勾惹出关于家庭与人生的反思，这确乎是斋藤工会喜欢的故事。而在我看来，这不是一部可以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来评价的影片，却是一部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动人之诗。导演略带疏离的冷静的平视镜头下，能够感受到来自创作者内心无比温柔的情感的潜流。无论是结构还是叙事，都以一种看似矛盾却又理所当然的方式铺展，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做任何回答——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非常斋藤工的电影。

在问及是什么让他下定决心举起导筒时，斋藤工以其一贯的谦逊姿态给出了这样回答：“我本身是想要制作电影才入行的，作为一个演员，我遇到过很多导演。每次遇到有才能的导演，我都会发自内心地觉得，电影就应该让这样的人来拍。真的，在中国也有许多这样的导演，我甚至也想过电影不该由我这样的人来拍。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似乎很善于将才能连接起来：将这样的导演和这样的主题曲连接起来，将这样的演员与这样的演员连接起来。也许因为我喜欢电影，所以很适合做像这样的将才能与才能两两相乘的事吧。”

善于连接彼此，这是斋藤工对作为导演的自己的评价。电影《空白的13年》的官方推特号翻译过来就是“斋藤工和他的伙伴们”——剧中出演父亲朋友角色的演员是他相知多年的搞笑艺人朋友，扮演父亲的利利·弗兰克是日本著名的畅销作家和个性派演员，而扮演次子的则是近期因为《民王》《四重奏》等日剧赢得广泛关注的中生代实力派演员高桥一生。“我自己就是利利先生和高桥先生的粉丝，这其实是一个很狡猾的选择，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合作了，”他笑得有些狡黠，“因为故事本身就是非常好的题材，而且我邀请到了自己理想的卡司，换言之，作为导演我所做的，其实仅仅是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而已，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作为导演的才能。”他的脸上再度流露出异常谦逊的表情。

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后两日，由斋藤工一手策划并推进的电影公益活动“移动电影院cinema bird”在九州的熊本举行。从2014年11月29日在福岛地震灾区石卷市首度搭建“移动电影院”，到这一回的九州熊本，斋藤工的“影院小鸟”已然迁飞了五次。他说自己策划移动电影院的初衷就是“为缺乏电影院的地区带去观影机会”，并“让孩子们在成长中拥有观影体验”。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连接：一边是渴望与观众共鸣的电影，另一边则是渴望被电影点亮的人们。为了切实地实现这样的理想，他特地强调此项活动的参与对象限定当地普通市民，而非自己的粉丝。作为活动的策划人，他专门为小孩、青少年和成年人选择了好几部不同类型的电影，影片放映的幕间则安排他的各路艺人好友们穿插演出。

以世界为目标的斋藤工，显然也不会满足于仅仅将眼光停留在日本这块狭小的国土上。就在今年年初，他还将“移动电影院”从东亚岛国带到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毕竟电影是一种能够超越国界的语言，我希望能够将超越语言和民族隔阂的电影作品带给世界各地热爱电影的人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将这样的电影带到中国。中国有那么多的电影院，真的非常让人羡慕，而在我，也是真心希望能够为那些由于条件限制而无法欣赏电影的孩子们，带去享受电影艺术，感受电影魅力的美好机会。”

我特别留意到，当话题从“斋藤工”本人转移到“移动电影院”的时候，坐在我对面的他的眼睛明显地亮了起来。

2017年，夺得了最佳导演奖的演员斋藤工即将迎来自己36岁的生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本命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斋藤工看来，如今的自己“正处于不断摸索自己和电影之间正确距离感的状态里”，而现在最想做的毫无疑问就是“制作电影”。

“每一次都不妥协，带着责任感投入其中。我想这是我对至今看过的那么多电影负责，或者说是报恩吧。”这是他在接受日本老牌电影杂志《电影旬报》采访时说过的话。然而于此同时，他不无寂寞地自嘲：“此前我导演的短篇电影《我的世界只有一半》被国际艾美奖提名了，但日本国内媒体基本没有报道此事，给我的感觉是不需要我在这方面有什么作为，是我自己在一头热。”

正经历着这样的悲哀的电影人，恐怕远不止斋藤一个。不过我想，此番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所收获的“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的金色奖杯，应该可以给这位执着的电影行者一点实质上的支持与帮助吧。

（本文将刊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号《上海采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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