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青年人结婚时的高额彩礼，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我们频繁看到有新闻报道说某某地方出现了高额彩礼或嫁妆。 调查方法 我们于2015年2月份选取了南方G县城为调查地点，并通过当面访谈及互联网渠道，利用滚雪球的方法获取了多个案例的详细资料。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学历、工作和居住地的个体及不同子女构成的家庭类型，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调查结果，除去部分特殊情况，我们计算出这些案例中彩礼的平均价格为13.8万元。这与被访者中男女家长依照自己的观念所给出的婚姻市场标准价格基本一致：“彩礼的话起码十万，再根据情况添加，一般为十四五万。”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听到被访者说：“我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可以知晓彩礼在这个场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婚姻支付的理论模式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婚姻偿付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彩礼的存在主要是用来偿付娘家失去女儿之后所遭受的损失；另一种则是婚姻资助理论。 然而在我们对南方G县城的调查中发现，彩礼仍归娘家所有，并且相对于嫁妆来说，彩礼数额要多得多。这种情况下，似乎更适合于婚姻偿付理论，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彩礼定价的一般社会过程 1、彩礼定价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信息的交流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必不可少，比如“慧眼识珠”和“志趣相投”，两者其实都是建立在个体互动和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 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L是Y县城的女生，也是我们接下来叙事的主角之一，她开始有交往对象是在高中阶段，她自述说：“我跟他是初高中同学，他暗恋并追求我的。2009年高二，开始相互接触，相互促进学习，共同进步。起初双方家长都不看好，尤其是我的父母极其反对早恋。” L的父母之所以极力反对他们交往，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男方信息很少，特别是男方的家庭状况以及男方本人的品质，婚姻缔结风险很大以至于女方的父母不敢冒险。 然而“高考完后的宴会上，我们都见过双方家长。由于高中班主任的撮合，我们的家长开始接受并支持两人交往。”显然这个时候，班主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在男方信息缺失情况下的一种信誉保障。  男方最终获得女方父母的信任还是得益于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女方的爷爷在2013年8月因为生病住院，男方在此期间一直都在给予照顾，这使得女方父母对男方的个人品质做出了正面肯定。第二件事则是男方于2014年顺利获得了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机会，这其中所能预期到的人力资本潜力，使得女方父母给予了男方更多的期待和信任。 正因为这样，当男方父母向女方父母提出定亲事时，女方父母欣然同意，而之后商定彩礼一事也显得顺理成章。 在这整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方对于男方的信息掌握是较为充分的。当男方所提供的关于自身社会特征的信息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亦即契合女方家庭的认知观念的时候，男方家庭提出定亲的想法时，是容易得到女方家庭同意的。 可以说，男方的信息虽然是较为重要的，但是女方的信息才是开启彩礼商定过程的关键钥匙，原因仍需归结于供给问题。在婚姻交易中，男方实际上是居于“买者”的地位，女方则处于“出售”的一方。 男方通过交往所传递的社会特征，是女方家庭意图获得婚姻关系“效用”最大化的依据，而女方的信息则是供给紧缺与否的信号。案例中的女方正是释放出了供给紧缺的信号，才使得男方主动采取行动。  在整个信息传递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女方的父母看重男方所提供的优势信息，所以在彩礼的商定中表现得更为“宽容”。女方的父母了解男方家庭的具体情况，所以即便自己的女儿学历为研究生，具备要价的资本，但仍提出相对于平均价格的彩礼数额，这便是信息对于价格的影响。 因此，在我们看来，价格虽是一种市场场域中物品交换和买卖的参照标准，但是放到婚姻市场当中，价格又不是唯一和固定不变的。 2、社会变迁与家庭观念的变革 女方家庭所看重的男方社会财产随着社会变迁，可能会变得不同，因而对于男方社会特征所看重的方面也会有所不同，而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彩礼价格也可能存在影响。对于上述案例，概括起来便是女生家庭条件优于男生的状况。 由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提高，特别是教育所造就的人力资本使得个体能够跨越制度体制的束缚，城乡的区别对于男女婚姻缔结的影响在不断降低。因而，城乡的区别对于男女婚姻缔结的影响在不断降低，女方家庭观念里地域问题已经变得次要。 在另外一个案例（案例二）中，男生家住在农村，其职务为某一线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技术副经理（常年在外出差），学历是大学本科。女生家住县城，工作地点也在县城。相比于男生的父母都是农民，女方父母均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 这样的情况下，女方父母开始是反对这桩婚事的，他们认为“男方家境不好，没有盖新房，没有车，父母亲是农民，没有稳定退休金”，但是“女婿学历样貌都还好，只是工程类行业常年不着家，但工资高。”因此最后婚姻缔结成功。  在这里，女方家庭真正在意的是男方的人力资本状况也即未来的发展潜力。当然，这只是就同一个地区的情况而言，更多的家长还是会要求女儿的对象不要是外省份的。 这当然有文化冲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上升因此，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在价格的商定。 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根据我们之前建构的婚姻市场分析框架，即便男方传递的信息契合了女方家庭的期待，社会关系网络、地方文化以及女方家庭内部的子女构成等，也都会对彩礼定价产生重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决定着婚姻缔结能否成功。 社会结构因素对彩礼定价的影响 1、家族网络及其维系观念的影响 对于婚姻主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可以根据利益和亲缘关系的不同划分为家庭和家族网络两个圈层。家庭力量不容置疑，家族网络的控制力量在案例一中也显现了出来。 在案例一中，据L的讲述，由于男女双方父母都未主持过订婚事宜，双方父母便向家族长辈询问相关礼节与程序问题。 始得知，家长见面谈彩礼价钱必须 “签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双方家长都同意签红单。 2015年2月25日，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该女生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可以看出，在家庭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家族网络在发挥作用。这一过程印证了市场价格作为参照标准以及外部的评价，对于单个婚姻缔结仍存在着很关键的影响。 即便是女方家庭对于男方的个人信息了解较为充分，对他的发展潜力的期待所存在的风险并不大，但是由家族网络及其造就的舆论力量所维持的标准价格，还是会促使女方家庭保存一个彩礼的定价底线。维持一个价格是一种展示，即向外部世界展示其自身的家庭地位。 2、地方文化作为一种权力 在L的订婚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正式制度观念即地方文化的力量。当L家与男方的订婚事宜宣告失败的时候，男方依然遵循了地方文化的一些规定，以防止关系破裂并为未来再次提及订婚事宜做铺垫。 据L叙述，2015年2月26日，尽管不谈订婚事宜，男方父母仍然如约到女方家做客。 按规矩，男方家长初次到女方家，需要给女孩包一个大红包，此外还需给女方家里每个人一个红包，叫 “观面钱”，每一个红包都需要回礼。尽管订婚事宜已经作罢，但男方还是送上钻戒，给女生包2100元，另给家4人每人分别包了210元。  案例二的彩礼情况：男方给女方的彩礼总额：红单凭证与定亲结婚花费共13万左右（包括现金以及实物）。 定亲所签红单：共116700元 现金9.89万元，一次性付清。 银元6个，共5000元。 女方父母各一套衣服（礼节是衣服，但给的是现金），折合为人民币3600元。 “孝敬肉”：专给女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礼节上是肉，给的是现金，折合为人民币每人660元，共2640元。 “孝心肉”：专给女方爸爸妈妈的，礼节上是肉，给的是现金，折合为人民币1320元。 定亲红包，共5240元。 女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每人360，共2160元。 女方叔叔伯伯舅舅姑姑妹妹、家族长辈共14人，每人220元，共3080元。 三金（给未婚妻）：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镯，前三项是礼节必须，金手镯是额外给的。 二、订婚结婚的礼节步骤花费：共计8230元 “观面钱”：1660元。 提亲的“见面钱”。同意订婚，3999元。 提亲送礼：6瓶郎酒（有寓意）300元；茶叶100元、十斤鱼十斤肉共360元；共760元。 结婚送礼：鸡鸭鱼肉，孝敬祖宗、祠堂，共320元。 结婚宴席：本应分别办2场，男方请男方亲戚朋友，女方请女方亲戚朋友，男方女方各自承担宴席开销，并各自收取红包。但由于女方家亲戚朋友不多，女方提出一起办婚宴，餐费由男方出，共1500元，红包还是各收各的。 通过这份礼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传统的孝道观念融入了彩礼价格的建构当中，我们看到尤其是肉类均具有特殊的名称；至于定亲红包，则明确是分发给女方亲属的，这显示出彩礼的高低与女方家族成员的利益息息相关；最为关键的是，订婚的步骤颇为复杂，每一个步骤都涉及花费。  所谓的这些步骤，也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对传统秩序的继承。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地方文化看作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渗透到价格的生成当中。 在价格的生成过程当中，每一个文化的细节都会得到表现，价格也由此变得可观。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家庭社会网络凝聚在一起。 家庭人口结构如何影响彩礼价格 除去家族网络与地方文化，从我们的调查案例中可以看出，家庭内部的子女构成对彩礼价格 的确定也存在影响。 1、独生女家庭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是资源的独享者，而非独生子女家庭不同，所有的资源都存在分配。在不考虑各个家庭资源占有量差别的情况下，如果将家庭总资源看成一个常量M，那么，独生女收获到的家庭资源即为M，而非独生女收获到的资源为M/n。 从高额彩礼的“付出一回报”公式出发，独生女的彩礼该为非独生女的n倍。恰恰相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独生女的彩礼价格并不高。我们从接下来的第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男方H，女方W，两人皆为独生子女，女方比男方年龄小一岁。男方现在在北京建筑行业工作，两人相恋五年，于2015年定亲。 男方到女方家商量彩礼事宜，女方家长提出10万元，男方与女方家长商讨并承诺：“将来挣钱后，赚得多就多给一点，赚得少就少给一点。以后女方父母我们来养。”最后支付2万元给女方家长，定亲完成。双方没有按照传统规矩邀请家族长辈签定红单等，仅双方的核心家庭成员参与订婚事宜。  我们的调查案例中可以看到，彩礼价格普遍维持在10万元以上，然而男方的承诺成功将彩礼价格从10万元降低到2万元。可见，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养老”模式普遍的社会，独生女家庭中的父母没有儿子可以作为养老保障与依靠，女婿的养老承诺是很有吸引力的。 独生女家庭固然希望能在女儿出嫁时收回部分经济回报，但是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通过彩礼一次性给予财务回报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短期的“付出—回报”当中，独生女父母对女儿的付出与回报成反比，然而在长期的“付出一回报”当中，父母的付出与回报却成正比，因为这个年轻家庭必须承担女方父母的赡养义务。 同时我们发现，独生女家庭的家族长辈并没有参与到订婚事宜当中，仅仅是家庭核心成员参与其中。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家族网络对家庭的影响程度极为轻微，所以核心家庭拥有自主权，独生女的彩礼价格只需核心家庭成员拟定。 2、非独生女家庭 南方G县作为人口大县，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前超生情况比较普遍，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要远远少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一男一女的子女构成家庭在G县十分普遍，这也是多数家庭最青睐的子女结构。就彩礼而言，通过女孩收取的彩礼钱大致等于男孩在娶妻时所支付的彩礼钱。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多有发现。  我们了解到，当女方家庭中的男孩交往的女朋友彩礼要价均较高时，女孩收取的彩礼价格高出平均水平。当女方家庭中男孩都还未到婚配年龄，无彩礼准备的需要，且男方家庭中都有男孩时，男方家庭中也存在筹备彩礼的压力，因此彩礼价格适中。 而一女二男的子女构成则使得家庭筹备彩礼的压力颇大，此时，唯一女孩的 “招商引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若该女孩的彩礼额度能尽可能高一些，就意味着女方家庭中两个男孩的彩礼筹备压力小一些。 至于二女一男的子女构成家庭，父母只需要为男孩筹集一份彩礼，却可以收取两份彩礼，男孩结婚的成本不会成为父母的负担。然而，非独生子女家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家中仅有女儿，且数目不止一个，这样的子女构成有其特殊性。 对于父母而言，女儿要嫁到别人家去，又没有儿子作养老保障，因此便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子女构成。缺乏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女儿的彩礼算作养老的经济补偿，参考标准的彩礼价格，此时的彩礼价格并不会降低多少。 结论 彩礼的定价过程起始于男女双方的互动与信息交流。 首先，男方的社会特征是女方家庭实现婚姻缔结效用最大化的依据。同时，随着社会变迁，女方家庭所看重的男方信息类型也在悄然变化，逐渐由男方的家庭所在地以及工作单位转变为男方的人力资本即经济发展潜力。 另外，附带权力的家族网络对彩礼价格的确定存在影响。至于地方文化的作用，我们将其概括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塑造了彩礼内容，最终使得彩礼变得可观，它也具备维护社会网络团结的作用。 最后，从调查中可以看出，由于婚姻市场中对于彩礼的强调，特别是彩礼价格的确定过程涉及观念、传统、社会关系等多重社会因素，使得作为婚姻缔结主体的男女双方显得多少有些“不自由”。很可能因为彩礼协定难以达成而使得本来志趣相投的男女双方无法走到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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