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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我在东三环一栋叫“环球金融中心”的楼里实习，楼名高大上得我都不好意思讲。七月的北京酷暑逼人，一栋栋摩天大楼像一只只高耸的阳具，竞相比着高与粗。野蛮生长的欲望渴求，就在阳具里上上下下地流动。 环球金融中心有两个塔，每个塔各有六部电梯。清晨，人群呼啦一下涌进来，傍晚，人群呼啦一下涌出去。在这里，人们有着不同的面孔，但有着同样的迪奥；人们有着不同的公司，但有着同样的LV；人们有着不同的职位，但都想着同一款爱马仕，挨着领导同样厉害的批。这里做着千千万万个春梦，也埋葬了千千万万个春梦。不变的是，每次电梯门一开一关，总有一个穿制服的小姑娘怯怯地问：您去几层？ 我那会儿滑得很，实习得不太认真，隔三差五就找个机会溜出去，门卡都快让我刷烂了。所以，和开电梯的小姑娘们也就见得多些，但每次打招呼也无非就是你好、谢谢之类。一个问题在于，你很难分清这些小姑娘的脸，就好像领导有时分不清员工的脸一样。她们都穿同样的、黑色的衣服，她们都怯怯的，她们都在人多的时候低下了头。 在这些开电梯的小姑娘中，有一个总是拿着粉红色的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玩。当然，我说的是在只有我们两个的情况下。人多的时候，小姑娘要站得笔直；人少的时候，小姑娘可以闭着眼睛靠在墙上休息一会儿，或者玩玩手机。 这个工作态度和我差不多，那会儿我上完一天班儿，要是发现自己只上了一次厕所，就好像老流氓发觉自己一辈子只上了一个姑娘一样羞愧。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要去拉屎，然后撒丫子就跑。三五个同事就喊一起去一起去！我昨天晚上也吃坏了。组长就说，你们哪......，唉，一起去抽根烟吧，别去厕所了。 有天晚上，项目组加班到九点，我说不行，我饿啦！拔腿就要走。我在的那个破楼，一顿必胜客的钱也就够一顿沙县。我站在那等电梯，等着灯亮门开。电梯慢悠悠地上来，小姑娘闭着眼斜靠在电梯墙上。 你好啊，我说。 “啊您好，您去几层？”，小姑娘赶忙问。“自己来自己来”，我忙说，“吃了没？” 她说还没吃呢，马上下班就去吃啦。我说嗯我也还没吃呢。我又问，“你们一天上班多久呀？” “我们是早上九点上班，上到晚上九点”，她说。 “那吃饭呢？” “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晚上七点半到八点。不过我一般晚上就坐下来歇会儿，没力气吃。下班再吃啦。” “其它时间呢？就这么站着吗？”，我问。是呀，她说。 “那上厕所呢？” ，她说每天有二十分钟上厕所，不过要报告。我说真累啊。我想了想，又问，有人和你说话吗？ 小姑娘没吭声，停了一下。我也停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有点后悔，我觉得好像问了不该问的问题。我自己琢磨，年复一年地在四平方米的铁笼子里站着，没人说话，会是怎样的感觉？然后电梯“叮”的一声就到了。我想着有人就那么一天天地站着不能说话，加班的干劲也就更足了一些。 慢慢地我们熟了，她给我讲了好多好多事情。 她告诉我她今年十八，她告诉我她三个月前到北京身无分文不知道去哪，一个人在火车站哭啊哭。 她告诉我第一次当服务员摔了盘子被老板开除，姐妹收留了她，介绍给她现在这个工作。 她告诉我第一天上班回去腿肿了一圈，躺在床上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你还是不要回来，种地更难哪！ 她告诉我国贸的电梯员基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她们乡现在已经把附近的几栋楼都包了。 她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有时候说完了，会不自觉地低下头。我有时也想讲讲我工作的事儿，但她好像不太敢听。 后来有一天中午，我和同事一起坐电梯下楼吃饭，又坐的这部电梯。我们进门，同事口沫横飞地喷着各种金字塔原则，她还是那句您去几层？不多说其它。 同事开口报一个阿拉伯数字，她按了钮，我说了句谢谢。同事稍微停了一下，好像为我不应有的礼貌感到羞愧。我算白领，她算开电梯的。我站在角落里，想着与其听工作，还不如听她的故事更动人。 但我始终没敢开口，只能在角落里低着头。有那么一刻，我想跟撇下同事和她聊聊。但看到她也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就作罢了。人多的时候，她一直是这个样子，而国贸一直人多。 同事继续张口闭口几个亿，而我闭眼想着一个来到陌生地方的小姑娘，她每天站十二个小时，她每天没有人说话，她每天在电梯里听着千百个她连想都没有资格想的梦。她的老家会有一个同样十八岁的少年等着她吗？她回家时她妈妈会不会杀了最好的鸡给她炖汤，然后看着她喝？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她会不会想起那些不平凡的瞬间，比如男朋友坐火车来看她的那一刻？我想着一整个乡一整个乡的小姑娘，把她们的青春日复一日地埋葬在逼仄的空间里，撑起了东三环的梦，电梯钮上留着她们的指纹。 出了电梯门，我问同事，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开电梯的人？同事说客户来了会觉得我们有面子啊！我说不必要吧？同事说你真是玻璃心之王。我想想环球、金融、中心这三个词，觉得确实和面子有真真切切的关系，就低头不再言语了，随着人海奔向沙县。 再后来实习结束了，我和那个小姑娘一个招呼也没打。我为我是坐电梯的而感到羞愧，我有点后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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