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墨 | 女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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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和董小宛后来从良，分别跟了才子加名士的钱谦益、冒辟疆做妾，文人说得雅，名为“侍姬”。她们陪伴丈夫，一在虞山红豆馆，一在如皋水绘园，燃香分茶，赏月吟诗，挥洒翰墨，调弄丹青，过着她们追求的高品位的文化生活。董小宛的家庭生活比柳如是平静和谐，她持家有道，不仅是冒辟疆破寂的蛾眉，添香的红袖，更是夫君的读书知己。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里深情地回忆:“姬终日佐余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阅诗无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冒辟疆还说:“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如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董小宛伴丈夫读书，出于女性的立场，留心摘抄古代名媛轶事，编成《奁艳》一书，皆是“细字红笺”。

明清才女闺秀钟情小楷，心静手巧，写的小楷一片清丽优雅。张中行《闺秀小楷》里说:明清以来闺秀坐闺房，练写小楷，大多是形追《十三行》，神追《列女传》，形娟秀而神柔婉。《十三行》是指王献之楷书名迹《洛神赋》，书法端秀灵动，北宋以来残存十三行，故有此称，现在只能见到刻本。《洛神赋》更是文学名篇，作者曹植虚构了一个梦境般的想象空间，让自己在洛水与仙女相遇，辞美情深，缠绵凄婉。像《洛神赋》这样的小楷字帖，文辞和书法都契合闺秀的心态，临池更有情致。

传为吴彩鸾书写的《唐韵》

宋朝文人也爱谈论香艳才女的书法，艳称唐朝的才女。一位是失身乐伎却不以风情事人的薛涛，她机警敏捷、巧言机辩，以诗才与蜀地高官文士酬唱往来。元稹在《寄赠薛涛》诗中称她“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皇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宣和书谱》称她“词翰一出，则人争传以为玩，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每喜写已所作诗，语亦工，思致俊逸，法书警句因而得名”。据说薛涛能制一种粉红色笺纸，裁成小幅，用来誊写自己的诗作，赠送友人，清雅别致，蜀中号为“薛涛笺”。另一位是经常在文人笔记里现身的“女仙”吴彩鸾。她的身世扑朔迷离，传说生活在吴越一带，一次中秋集会，邂逅书生文箫，两情相好，同居十年，文箫贫不自给，吴彩鸾抄书卖钱糊口，抄一部《唐韵》能卖五千钱。据说吴彩鸾一天能写十数万字，效率之高，胜过电脑录入员的敲字作业。此非人力所及，当然不可信，估计写得快而好是她的过人之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册楷书《唐韵》，凡三十八幅，每幅纵27.2厘米，横44.6厘米，小字若蝇头，笔画厚重，结体宽绰，并无明清闺阁之气。文博界人士依据宋人的记录，仍题吴彩鸾书。

明代杜董所绘《宫中图》（部分），描绘了后宫中嫔妃们的生活场景

最早进入史书的善书女性是汉朝的帝后嫔妃。西汉成帝许皇后，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之女，“聪慧，善史书”。汉安帝的生母左姬，既“善史书”又“喜辞赋”，安帝“好学史书”大概受到她的影响。汉朝人说的“史书”指“八体六文”之类的篆隶字体，乃政府书吏们专擅的本领，说女性“善史书”，表示她擅长篆隶书写技艺，按现在泛化的说法，就是“女书家”。

南朝陈后主沈皇后，不但“工书翰”，而且“聪敏强记，涉猎经史”，知识水准高出历代许多帝后，却是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后。陈朝灭亡，她陪亡国之君陈后主到长安，做高级囚徒。后主一死，身不由己地做了隋炀帝杨广的妾，隋炀帝每次南巡，令其从驾侍候。隋炀帝被杀，她由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她的书迹唐人还能见到一纸“署启”，何种书体，多少字，都无记载，只留下“如晚晴阵云，傍日残霞”的评语，以她凄凉的晚境比况其书。

南宋皇帝的妻妾爱学夫君的字。高宗刘夫人兼善书画，写的那笔字像高宗，还为高宗分劳，代笔处理军国文书。宫廷里的“夫人”是指帝之妾的称谓，始于西汉，后来又有了美人、才人、良人等名号。宁宗杨皇后“书法类宁宗”，她本是宫廷乐工张氏的养女，十岁入宫为杂剧孩儿，受吴太后宠爱，把她赐给宁宗，宁宗韩皇后死后，继立为皇后。杨皇后题在宋画上的书迹流传下来，其字并不工妙。她写字学宁宗，而宁宗学高宗，比起高宗的刘夫人，自然是等而次之。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

历代帝后，去今一远一近的武则天、慈禧太后是少见的“女强人”，都有书迹传世。武则天在书法上破了两项“纪录”:一项是写《升仙太子碑》，开了女子写碑的先例;另一项是写碑的书体，碑额用饰有鸟形的飞白书，此有太宗的先例，碑文却打破惯例用草书写，前所未见。慈禧太后的特别之处是题写匾额，这是闺秀不曾染指的书法形式。慈禧题匾的楷书大字，结字茂密，浑厚周正，不亚于乾隆皇帝。据说慈禧题匾并不“写”，而是先由御用书家写好字样，在马粪纸上刻好，下面垫上白纸，慈禧只需拿笔在镂空的笔画里填墨，省心又省事。

但是文人乐道的女书家多是名媛闺秀、夫人侍姬。才分最高的是汉末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女公子蔡琰（文姬），她命运坎坷，一生三嫁，曾经身陷匈奴，做了左贤王的妻室。曹操用重金美玉把她赎回，问起蔡邕的藏书，蔡文姬犹能诵忆四百余篇，曹操要派文吏十人前去笔录，文姬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为由，婉言谢绝，自己缮写而成，文无遗误。那时蔡邕的书法声望如日中天，蔡文姬是蔡邕笔法的唯一传人。

明代杜董所绘《宫中图》（部分），描绘了后宫中嫔妃们的生活场景

唐朝流传一篇《传授笔法人名》，从东汉蔡邕到唐朝崔邈，凡二十三人。两百余年的汉晋这一段，蔡邕的笔法由蔡文姬传与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这段笔法传授序列里的男性都是汉晋大书家，唯有蔡文姬和卫夫人两位女性，肯定了女性在书法传承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书法史上，人们很少提到蔡文姬与钟繇的笔法授受关系，却津津乐道卫夫人。卫夫人工楷书，钟繇去世几十年后她才出生，她是远师钟繇，就像我们今天按字帖学古代名家一样。在东晋，卫夫人用“钟法”教出了两位大书家。一位是有“中表”之亲的王羲之，后来王羲之变法，自成“今体”，成为名气大得家喻户晓的“书圣”。另一位是她的儿子李充，《晋书》称赞他“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虽然不及王羲之书法新妍，学问和文学成就却在王羲之之上。

古代社会的女书家，为人“女”时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人数很少。由于性别差异导致的分工，以及社会制度与伦理的制约，尽管她们有才艺，仍然和其他妇女一样，充当着“主内”的角色。在她们生命过程中为人“妇”、为人“母”的阶段，承担着抚养子女的责任，也在子女的启蒙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故事很多，唐朝书家欧阳通，元朝书家赵孟，早年都受到母亲的督课，是励志一类，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汉刘向《列女传》中“孟母择邻”的故事。教授知识书艺，女书家卫夫人是最成功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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