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主之死：作为皇帝，他输得最惨，作为文人，他死得最惨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能背得出。尤其心绪不佳，一脑门官司的时候，尤其倒霉的事情总缠在屁股后边的时候，读这两句诗，能起到一点纾缓的作用。因为你发现，世界上有麻烦的人，非你一个。

　　记得当右派的晦暗岁月里，有时候，人之不被当人对待，挺憋闷，闷到无以复加，就常常于无人处，将李后主这两句，啸出来。山，很高，很陡，声音撞回来，也颇壮观，顿觉痛快。虽然此举很阿Q，但消解一下心头那股鸟气，也能得到片刻的轻松。这也是中国许多帝王中独能记住李后主的原因，就由于他的诗，其他凶的、坏的、王八蛋的，应该千刀万剐的，死了也就死了，谁记得住他们。

　　李煜要是始终只做诗人，不做皇帝，或许最后的结局，不至于那么悲惨；那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不上中国第一，举世无双，至少其精品佳作的数量，能与东方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西方的拜伦、雪莱、歌德、普希金，不埒上下。可是，近人编辑的《全唐五代词》，只存其词四十首，其中尚有一些存疑之作，实在是太令人惋惜了。

　　作为皇帝，他输得最惨，作为文人，他死得最惨，真是令人悲哉哀哉的事。

　　那个鸩死李煜的宋太宗赵炅，真歹毒，真残忍，也极其不是东西。从文学史的角度考量，他除掉皇帝事小，除掉诗人事大。皇帝这个差使，谁都能干，“黥盗贩，衮冕峨巍”，那么，阿猫阿狗，白痴呆虫，坐在金銮殿上，同样人模狗样，挺像回事的。而能留下璀璨篇章千古传唱的不朽诗人，却不是随便拉一个脑袋来就能充数的。

　　可惜，他死时才四十二岁，今天看，只能算“知青后”一代作家。

　　在中国，皇帝写诗者，颇多，不过都是当上皇帝以后，附庸风雅，才作诗。李煜不然，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先后的颠倒，差别却是很大。先做皇帝，尔后做诗人，属客串性质，不过游戏而已；先做诗人，接着再做皇帝，就不能客串，不能游戏了。可李煜一直在客串，一直在游戏，当专业诗人，做业余皇帝，最后只有亡国灭命一途。

　　他全部的错，就错在这里。

　　诗人就是诗人，诗人的最佳生存方式，就是写诗；皇帝，是当不得的。凡诗人，其感情特点有三：一，沸点低，容易冲动；二，脆度低，容易沮丧；三，耐力低，容易泄气，把国家交到他手里，非砸锅不可。曹操就非常明智，他的诗写得绝棒，在皇帝诗人行列中，不排第一，也排第二。可他说什么也不当皇帝，孙权蛊惑他，老兄干吧，他说，得了吧，你要把我架在火炉上烤啊！所以，他虽然比皇帝还皇帝，硬是不上轿。李煜受命之初，也晓得自己不是这块材料，可他实在无可推托，同时，我估计此君大概也不想太推托，怎么说，皇帝也是个美差，于是，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宋人蔡絛《西清诗话》载：“太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

　　赵匡胤的事后诸葛，看似有理，其实，这位大兵，还是不甚懂诗，不甚懂得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从头到脚，从皮到骨，甚至到骨头缝，到骨髓，都是诗人气质。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那个“真”，他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所以，即使按太祖所云，李煜悉心治国，不作诗，不做诗人，可他只要血液中诗人的“真”去不掉，就当不好南唐国主。

　　隔岸相望的赵匡胤，虽然篡了后周帝位，但却继承周世宗柴荣的遗志，一直厉兵秣马，要将南唐灭了。可南唐国主，诗人第一，皇帝第二，不是不知道处境危殆，而是知道了也无所作为。一不积极备战，二不养精蓄锐，三不奋发图强，四不全民抵抗，“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新五代史》），沉湎于酒中、诗中、歌舞中、脂粉气中。如此这般，诗人啊，你不完蛋，焉有他哉？

　　孔夫子认为，君子应该“放郑声，远佞人”。李煜恰恰相反，一方面，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缠绵后宫，荒疏政事；一方面，吟唱酬和，品评诗词，琴棋书画，赏鉴推敲，只顾忙自己的，将国事托付给只会坐而论道的文人学士。长江天堑，从来为江南屏障，赵匡胤攻打南唐，便有了在江上架桥的构想。南唐的君臣们，听到这个传闻后，不但毫无警惧之意，竟哄然一噱，看作天大的笑话。“煜初闻朝廷作浮梁，谓其臣张洎，洎对曰：‘载籍以来，长江无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为儿戏耳！’”（《宋史》）

　　这个一块儿跟着打哈哈的文人张洎，就是十足的害人精了。后来，城陷，他说他要殉国，大家等着看他如何杀身成仁，一转眼，他又不打算死了，他说，我要当了烈士，谁为国主写投降书啊！就是这位投降派，“为江南国主谋，请所在坚壁以老宋师。宋师入其境，国主弗忧也，日于后苑引僧道诵经、讲《易》，不恤政事，军书告急，皆莫得通，师傅城下累月，国主犹不知”（《续资治通鉴》）。

　　李煜，作为诗人，一流，甚至超一流；作为皇帝，三流都未必够格。说是庸君，对他客气，说是昏君，也无不可。他所干过的残害忠良、屠杀直臣、宠信小人、依赖奸邪的累累恶迹，不比历史上别的混蛋皇帝差。

　　不信，抄录下面几段，以作佐证：

　　南郡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鸠杀仁肇。

　　国势日削，用事者充位无所为，（江南内史舍人潘）佑愤切，上疏极论时政，历诋大臣将相，词甚激讦。……国主疑佑之狂悖……收佑，佑即自杀。

　　时宿将皆前死，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者，晖之子也，年尚少，国主委以兵柄，继勋素贵骄，初无效死意，但欲国主速降而口不敢发，每与众云：“北军强劲，谁能敌之！”闻兵败，则喜见颜色，曰：“吾固知其不胜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营邀战者，继勋鞭其背而拘之，由是众情愤怒。是月，国主自出巡城，见宋师列栅城外，旌旗满野，知为左右所蔽，始惊惧，乃收继勋付狱，杀之，军士争脔割其肉，顷刻都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