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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善乐》与《破阵乐》作为唐朝初年的文舞、武舞，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后者“被甲持戟，以象战事”，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这两部乐舞的歌功颂德，不仅可以使唐太宗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与满足，而且有助于巩固和安定唐王朝的天下。 颁行《贞观新礼》，是唐太宗为巩固唐王朝而施行的又一重要措施。早在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曾“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唐高祖 于建国之初，有鉴于“礼典湮缺”，而大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又“多识朝廷故事”，因而命他“裁定制度”，被高祖称为“今之叔孙通也”。唐太宗即位后，偃武修 文，于贞观二年诏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令他召集礼官学士对隋朝所定的《五礼》130篇进行修订。第二年，魏征被任命为秘书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至 贞观七年，修订工作完成，所修订的《贞观新礼》篇目与《隋礼》大体相同，唐太宗“始令颁示”。 贞观七年后，围绕着“封禅”大典的争 论，意见纷纭。有关封禅的典礼，自秦始皇“封禅”时便争论不休，由于涉及到古礼，因而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由于有封禅大典的争论，重新修订《五礼》又被 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王珪等主持修订《五礼》，并请著名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李百药、令狐德菜参加这项工作。其中，学识渊博的孔颖 达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贞观十一年三月，“房玄龄、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唐太宗在 将《新礼》诏颁天下的诏书中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乐者，并随违而矫 正。” 《贞观新礼》“书成”后，唐太宗为褒奖孔颖达在修订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给孔颖达“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唐太宗很看重《新 礼》的修订和颁行，认为这是他有功于当世，堪为后世效法的一件大事，因而与周公的制礼作乐相提并论，说道：“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 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指《破阵乐》、《庆善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 魏征当即说道：“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的这一番话，并非是阿谀奉承，也不是因为他是修订《新礼》的主持人之一，而是强调礼乐对治国的作用，把礼乐视为他所提出的“偃武修文” 的重要内容之一，意在使唐太宗坚定地执行偃武修文路线。而唐太宗的一番话，表明他是把制礼作乐视为实现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太 宗重视“礼”的作用，除了修订《五礼》（即《吉礼》、《宾礼》、《军礼》、《凶礼》、《嘉礼》），颁行《贞观新礼》外，又很注重以礼约束君臣的言行，维护 封建等级制度。唐太宗盛赞魏征：“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皇帝既然能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因而在贞观时期的君臣之间，以礼相约已成为一种风气，事例不 胜枚举。据《贞观政要·礼乐》所载，礼部尚书王珪之子敬直娶太宗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王珪“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礼，礼成而退，太宗闻而 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贞观政要》又载：“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唐 太宗却认为这是“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经魏征谏诤，“太宗遂可王珪之奏”。又如，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为长孙皇后所生，出嫁时“敕有司资送倍于 永嘉长公主”。永嘉长公主是高祖李渊的女儿，唐太宗下令主管官员，使长乐公主的嫁妆是永嘉长公主的一倍，被魏征认为不妥。在魏征的谏诤下，长孙皇后闻知以 后又明确表示赞赏魏征“真社稷之臣”，唐太宗终于收回成命，赞赏魏征的“正直”。至于唐太宗的以礼制律、刑礼相辅，本书下文还将论及。 唐太宗注重以礼来调整君臣之间的关系，把礼作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这在贞观年间已形成为一种风气，事例颇多，为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 用。此外，唐太宗还把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准则。《贞观政要·礼乐》载：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日：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 拜，损害风俗，悖礼乱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唐太宗注重发挥礼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把礼乐视为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 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推动了礼乐研究的繁荣。除《贞观新礼》外，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成果亦有很多，魏征的《类礼》20篇即是其一， 并因此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赐，被“藏之秘府”。除《破阵乐》、《庆善乐》外，音乐学家张文收的《新乐书》10余篇，亦是当时研究音律的名著之一。 同大兴礼乐、移风易俗有一定联系的，是唐太宗为破除旧有的门第观念，下令重新修订《氏族志》。 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末期已日趋败落，然而与此相关的门第观念，在社会上仍有很大的影响。李渊父子作为关陇军，是贵族的成员之一。在夺得国家政权 之后，关陇世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同山东、江南的世族地主相比，无疑要高得多。然而，昔日山东的世家大族如崔、卢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贞观四年关中地区农 业获得丰收，流散人口相继返乡务农，米斗不过三四钱。贞观五、六、七年，关外山东广大地区，风调雨顺，“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 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侍，或发时有赠遗，此亦古昔未有也。”贞观八年、九年以及贞观十三年至十六年，全国 广大地区又是连年丰收，杜佑《通典》卷七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 米每斗值二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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