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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乱和战争，不过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唐政权彻底崩溃以前的一百数十年中，这类战事不可胜数，有的直接威胁 到首都的安全，甚至逼迫皇帝狼狈逃亡。例如，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十二月，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反，他威胁朝廷派去的使者道：“这儿距长安不过一百八十 里，我夜里睡觉时都不敢伸臂舒腿，怕的是一不小心踏破了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恐怕也只有我周智光能够做到！”此话吓得使者两腿直打哆嗦。 （事见《资治通鉴》卷224《唐纪四十》）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支援遭到李希烈围攻的襄城（在今河南），途经长安，军士由于赏 赐菲薄而哗变，攻进皇宫。德宗只能仓皇逃往奉天。叛军遂拥立被软禁的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首领，朱泚便称帝、改元，于翌年正月改国号为“汉”。德宗在外流亡 了整整九个月，才于兴元元年（784年）七月返回长安。给予李唐皇室沉重打击的这次“泾卒之变”，也是源于藩镇割据。 唐朝后期的战乱 以及唐末国土的分裂与政权的崩溃，和“藩镇割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家对此现象的一段概括，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央与地方以及军队的关系如果超出“适 度”的范围，则其后果很可能是整个政权的削弱乃至灭亡。唐朝末年，天下到处是节度使控制的藩镇。这些藩镇，不是士卒杀死主帅，就是盗贼驱逐守令。朝廷没有 能力讨伐，只得勉强承认。总的说来，他们都想互相吞并，扩张地盘，以图子孙承袭，世代相传。 江淮以南诸镇，由于并非战略要地，而且当 时中原地区正在自相角逐，无暇远征，因此得以父子相袭。而北方诸镇，则往往突然崛起，迅速败亡，多是被宣武、河东所吞并。只有凤翔藩镇，初立之时，据地最 多，因此能够独立于汴、晋之间，传授二世。灵夏藩镇，僻处一隅，待到宋朝兴起，仍不能统一此地，乃至传袭三百多年……天下分裂，根源久远。早在太宗之时， 就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玄宗天宝年间，在西、北边区设立十个节度使，旨在用其驻军防守边疆，不过还没有世袭的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已 经世袭，但东南诸镇仍未世袭。唐末黄巢之乱以后，则东南以至全国都成世袭的藩镇了。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国”，实际上即是诸藩镇后裔的联合体。（原文见《文 献通考》卷276《封建考十七》）显然，一旦驻军首领的权力过度膨胀，凌驾于地方文官之上，甚至权力可以世袭之后，便会严重威胁到整个政权的稳定。中央政 权如果不能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军队首领之权力过于膨胀的危害性，不能较早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则必然会对政权带来无法弥补的削弱。唐代的君主在“盛世”时 就伏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则后代的统治者不能不以此为戒。 军事策略中的得失没有藩镇，就没有多元的历史空间，而有了藩镇唐朝皇帝的卧榻就再难高枕无忧了。怎样平乱？使得无数英雄绞尽脑汁。 变通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的朝代。在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由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发动的 安史之乱，令偌大的唐王朝摇摇欲坠。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各地的节度使也大多对中央怀有异心，并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二个安禄山。唐代的皇帝和有政治抱 负的士大夫们对此十分担忧，但是当时国家受安史之乱的打击太大，生产凋敝，人口减少，军队疲乏，人才凋零，这些条件又不允许他们扫平藩镇，重新建立中央集 权的大一统。 同时，唐朝在西部的劲敌吐蕃也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实力被削弱的机会，纠集了南诏等西部土著反抗唐朝，想称霸西部，进而 吞并唐朝。唐朝在西部的疆域急剧缩小，而且时时受到吐蕃的军事威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唐肃宗开始，几代皇帝都试图重建中央的权威，他们对大一统国家 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变通，逐渐取得了成效。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为了处理地方问题和边疆的隐患，就对大一统的统治政策作出了调整。 安史之乱后，虽然唐朝的中央军队基本上消灭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但安史叛军的根据地——河北藩镇（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的实力仍然存在，并不可忽 视。同时，在安史之乱中，吐蕃趁火打劫，入侵唐王朝的领土，两个政权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一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一面是边疆问题的严重，在这种客 观环境下，唐王朝的统治者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要使王朝的统治继续，就势必要稳妥地处理这两个棘手的问题。否则，一旦其中一个问题没有合理地处理，就 有王朝倾覆的危险。 唐肃宗及其大臣们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向安史叛军的剩余势力妥协。正是因为唐王朝的妥协，才真正结束了安史之乱，并因为唐王朝承认河北藩镇的相对独立性，这一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才稍稍缓和下来。 这种中央对地方作出让步并且承认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的做法，无论是在儒家的治国理论中，还是在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实践中，都未曾出现过的。所以，唐朝政府作出这个让步，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唐朝政府的这个让步，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河北藩镇因为获得了合法地位，便很少滋事了，局势也日渐好转。在国内局面走向稳定之后，唐王朝并没有苟安于旧地，而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手段来发展自己，并削弱在边疆问题上严重威胁其统治的吐蕃。 在经济上，唐政府采纳了刘晏的建议，进行改革，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收入，使唐王朝境内因地主兼并土地以及国家加重剥削而激化的阶级矛盾相应地缓和一些，国家的稳定向更深层次发展，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来加强国防。 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军在西南边疆打败了吐蕃和南诏的联合进攻。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吐蕃放弃了从陇右向东部遏制关中的企图，把 进攻的矛头转向西域，进攻唐朝管辖的安西、北庭。但是，吐蕃的出兵西域，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而且使关中的局面开始缓和，并导致了吐蕃与回纥的冲突。 当时回纥是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吐蕃的进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回纥极力反对吐蕃入侵西域。而且，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王朝与回纥 之间也互相达成了谅解，二者的关系比吐蕃与回纥的关系要融洽得多，并且唐王朝对回纥在西部的控制也采取默认的态度。但是，吐蕃的入侵打破了这个已有的格 局，破坏了唐王朝西部的势力平衡。回纥与吐蕃冲突的结果是：吐蕃的力量有所削弱。由于吐蕃统治者征发南诏人从军，更引起南诏对吐蕃统治者的极大怨愤。唐廷 利用吐蕃和南诏之间的矛盾，采用釜底抽薪之计，通使南诏，使唐和南诏恢复了友好关系，这就间接削弱了吐蕃的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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