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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唐诗里的唐朝(2)

2017-07-19  liuhuirong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为庶族打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说: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 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

  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

   或许应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 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 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纵观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就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 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 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 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历史上人们也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 看,对唐时期促退的作用,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间的《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很是少见,清人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 一引《丹阳集》云:“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像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的手 笔。”

  科举,对于诗人来说,其实是一堵墙:墙内、高官厚禄,墙外、穷困潦倒;墙内、是政治;墙外、是文化。内外之间反差之大,使多数的读书人两边都有瓜葛,两边都有期待。但后来又两边都不着实,两边都通难落地。

  难以想像,一个读书人只要一通过科举,通过那堵墙,就可以为朝廷出谋划策,整顿钱粮,管理赋税。朝廷与诗人,政治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等同的吧!爱幻想的诗人们,思绪翩翩,天南地北,文笔一动,思绪泉涌。可真的处理起时务来,却未必能够胜任。

   所以,这时的文人们从文化本位上说,失落了文化良知,因为他们只是把文化当成一种通过科举进而做官的工具,这并不是文化本身的目的所在。而从政治台阶上 看,又缺乏政治品格。以至于在政治、科举、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怪异的关系:不娴熟政治,是因为文化;不能保全文化,是为了政治。是官吏呢?是文人呢? 似乎就无法定义,不着边际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真正的本质是从一大群的文 人中选出几个作为官员,是一种文官选拔的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述能力的考查制度;以诗赋文章作为试题,也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才能,而 是测试一般的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于文学史而在于政治史。

  李白曾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 书》,借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 州,不足为难矣。”意欲以纵横之术,谋为帝王辅弼,济苍生,安社稷,然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

  此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然而,李白最终却只是以诗人的身份称雄于文坛,至始至终没能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彪炳史册。这与作为政治中心的科举,不能说没有关系。科举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文人心态,成就了诗人李白的辉煌,却把政治的李白轻轻的搁浅在宦海岸边。

  边塞诗里的王朝别林斯基说:“艺术性在于,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而诞生的边塞诗,寥寥几笔,却如曲曲动人心弦的乐章,咏唱着一个个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

   古代边塞往往是一幅残缺荒凉的景象,那里的断垣危壁,古城烽煫,都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人。甚至连高山大漠,黄沙白云,也都承载着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光荣 和耻辱,辉煌与衰落。所以,唐代边塞诗在表现时间流逝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同时,又有使以往的景观在作品和心灵中再生的功能。他们一方面吟咏岁月流逝及民族融 合过程中所造成的残缺破坏,同时,又借助历史遗迹使古代边塞生活得以在诗中复现,毁坏与复活,构成了唐代边塞诗的双重景观。唐代边塞诗在描写历史遗迹时, 它所展示的实际物象是已经破坏的,然而,古代边塞生活的某些场景也就借助毁坏的遗址在诗人心中复活。诗中出现的表层物象是残毁型的,而诗人心灵深处却是使 古代生活画面得以再生。

  而凡在一个时代特别发达的文学现象,大抵总会表现出该时代的某些重要特质。唐边塞诗正是这样。唐代是中国历史 上最光辉的时代之一。唐王朝统一强盛,边塞战争威武雄壮而又备历艰辛,终唐之世,一直是国家、民族的大事,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心。诗人们对之极为敏感, 充满深情。整个唐代,凡较有声誉的诗人,几乎莫不涉笔;名家大家,更无例外。于是以边塞战争为核心内容的边塞诗便在一片沃土润气之中争妍竞秀般地盛开起来 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社会的特殊风貌。

  初唐边塞诗的主导风格是郁勃。当时天下甫定,一统王朝的元气正徐徐上升。但整个说 来,尚觉力不从心,国家时遭侵袭,因而边塞诗中常常充盈着一种强烈的愤激之情,同时伴有沉重的压抑之感。这种郁勃特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强敌入 侵的愤然抗击,一是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前者的代表是骆宾王,后者的代表是陈子昂。他们都不止一次地从军出塞,对边塞生活描绘逼真,感触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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