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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武德五年（622）时的情况。建国仅仅五年就已经拥有如 此之多的内宠及小皇子，说明李渊自即位以来便始终没有放弃对女色的追求，否则绝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生下这么多的孩子，还不包括所生的小公主。作为一 个皇帝，嫔妃成群，原本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问题是仅仅数年时间就一下子增加了如此之多的子女，而且还是在天下尚未平定、战争频繁进行的形势下，作为最 高统治者的皇帝，其精力到底放在什么地方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高祖还有强占他人之妻的恶行。刚刚攻下长安之时，他见太子舍人辛处俭的妻子美丽，遂将其占为己有，还把人家丈夫清除出朝官的行列，贬到万年县去任职。辛处俭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一天要掉脑袋。 隋朝建大兴城（即长安），宫室建造得本来就非常壮丽，隋末天下大乱，但城池并未遭兵火破坏，宫室完好无损。唐朝建立后，高祖仍不满足，又加以整修粉饰， 增建了披香殿、弘义宫等宫殿。此外还兴建了不少离宫。在关中有位于高陵县的龙跃宫，本为高祖之父李昞的外宅，李渊称帝后改为奉义宫，武德六年（623）改 为龙跃宫。武功县有庆善宫，这是李渊的旧宅，唐太宗李世民的降生之所，武德元年（618）改为武功宫，武德六年改为庆善宫。长安通义坊有李渊的旧宅，武德 六年改为通义宫。此外，在宜君县还有仁智宫，也是高祖兴建的离宫之一。这些离宫在建唐后都进行过规模不一的修葺或扩建，其中以庆善宫规模最大，不仅高祖在 位期间到这里居住过，太宗李世民也曾多次临幸过这里。通义宫是否扩建过，史无记载，从义宁二年（618）李渊将其祖先四庙置于这里的相关记载来看，肯定进 行过扩建，至少也进行过修葺粉饰。他还多次驾幸骊山温泉沐浴，一住多日，在当地肯定还有离宫存在。 高祖搞的这些营建活动与历代君主比起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一切却是在唐初生产衰退、社会凋敝的情况下为了个人享乐而进行的，则显然是不适宜的。 高祖还贪图珍宝，羡慕隋朝宫人的娇媚。李世民刚刚平定王世充，攻下洛阳，高祖没有派使者抚慰犒赏有功将士，反而急忙派贵妃等数人赶赴洛阳，为自己收取府库珍宝，挑选隋宫嫔妃、宫女。这些都是他骄奢淫逸思想的反映，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是比较少见的。 他还喜好田猎，稍有闲暇即外出围猎，甚至有一年之内数次田猎的现象发生。史籍记载的多为规模较大的围猎行动，小规模的还不知道有多少。皇帝狩猎与常人不 同，每次出行必调动军队，百官侍从，场面浩大，耗时较长，往往要花费大量钱财，动用大量人力，而且也会延误国事。其不良影响还在于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劳师 接驾，进献食品与土产，不仅给当地带来极大的经济负担，骚扰百姓也是在所难免，至于践踏庄稼、破坏生产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凡是忠于国事的历代贤 臣，莫不反对皇帝田猎，犯颜直谏者比比皆是。 （二）皇后窦氏 李渊的皇后窦氏，是北周贵族窦毅之女。窦毅在隋朝任 定州总管，封神武公。窦氏出生时就与众不同，据载其头发垂过颈部，三岁时发如体长。北周武帝非常喜欢她，把她接入宫中抚养。北周武帝曾娶突厥女为皇后，但 却不喜欢这个异族女子，使其一度受到冷落。窦氏虽然年纪不大，但却很有见识。有一天，她私下对北周武帝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 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旧唐书·后妃列传》）意思是说天下尚未太平，突厥势力强大，希望舅舅能以民众为重，控制自己的感情，对 突厥女多加爱抚，只要能得到突厥的支持与帮助，则南陈、北齐就不能对北周构成威胁。北周武帝认为她说得很有道理，接受了她的意见。可见窦氏不仅容貌不凡， 也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识。 后来隋文帝杨坚篡夺了北周的帝位，建立了隋朝。窦氏痛哭流涕地说：“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旧唐 书·后妃列传》）窦毅听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用手堵住女儿的嘴，唯恐她继续说下去被外人听到，招来灭族之祸。尽管如此，窦毅对女儿的胆识还是十分赞赏 的，对其更加珍爱，不肯轻易嫁人。为了不使女儿误嫁常人，窦毅决定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他在自家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上门求婚的贵族公子皆要考校他们的 本事，凡能射中孔雀两只眼睛的才能允其所求。前后求婚的年轻公子达数十人，都没有射中，只有李渊射二箭各中一目，这才答应与其成婚。 窦氏多才多艺，善写文章，尤精于书法，她仿李渊的字外人竟不能分辨。李渊之母在世时待下颇严，人皆畏惧。她晚年患有多种疾病，有时还非常沉重，每到这时，家中之人都不敢前往侍候，只有窦氏昼夜服侍，往往月余不脱衣衫。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李渊尚平安无事，仕途也比较顺利。隋炀帝即位后，性猜忌，且好声色犬马，李渊的好日子便不复存在了。大业中，李渊任扶风（今陕西凤 翔）太守，有骏马数匹，其妻窦氏深知隋炀帝喜好犬马，遂劝李渊将这几匹马献给皇帝，以免有人报告皇帝招来祸患。李渊靳惜难舍，犹豫不决，后来果然因此事遭 到了贬责。李渊在吃了苦头后方才醒悟，认识到妻子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广求鹰犬，数次进献，才得以升任为将军。这时窦氏已亡，李渊流着眼泪对他的儿子们 说：“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旧唐书·后妃列传》）因而更加思念亡故的妻子。 窦氏于隋炀帝大业九年（613）死于涿郡（今北京西南），终年四十五岁。唐朝建立后，追尊为太穆顺圣皇后。李渊虽然广纳嫔妃，但却未再立过皇后，说明他对窦氏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三）其他嫔妃 在皇后窦氏之外的嫔妃中，地位最高者当属楚王李智云之母万贵妃，由于窦皇后早亡，宫中诸事皆由其掌管。由于万贵妃毕竟年事已高，虽然受到高祖的尊敬，但 却很难谈得上宠爱，于是当李世民之子李宽过继给李智云为子并封为楚王后，万氏便被授予楚国太妃的名号，与其嗣孙李宽一起生活去了。 在 这种情况下，宫中嫔妃中当以尹德妃地位最高了，而这位尹德妃却不是良善之辈。她为高祖生了酆王李元亨，且本人年轻貌美，很得高祖的宠爱。正因为如此，不仅 尹德妃本人恃宠弄权，就连其亲属也横行于长安。如尹德妃的父亲阿鼠就是如此，他倚仗其势，骄横异常。有一次，秦王李世民的府僚杜如晦路过他家门口，被其家 童仆数人拉下马来殴打了一顿，还折断了一根指头，并且大骂说：“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这还不算，阿鼠又恶人先告状，指使尹德妃在高祖面前哭诉，说 什么“秦王左右陵暴妾家”（《资治通鉴》卷190）。高祖大怒，将李世民召入宫中痛斥了一顿，李世民再三辩解，高祖始终不肯相信。 张 婕妤也是一个颇受高祖宠爱的嫔妃。秦王李世民攻下洛阳，消灭了割据于这里的王世充。由于淮安王李神通此次跟随秦王出征且立有战功，于是便赏给其良田数十 顷。张婕妤的父亲也看中了这块土地，便通过其女向高祖索取。高祖同意了这一请求，颁敕将这块土地赐给张婕妤之父。然而李神通认为秦王赏给自己在前，而皇帝 的命令在后，拒绝交出这块田地。张婕妤哭诉于高祖说：“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把李世民召来斥责说：“我手敕不如汝教邪？”（《资治 通鉴》卷190）“手敕”是皇帝的一种诏旨，“教”则是亲王、皇后等的命令。 前面已经论到，高祖拥有为数众多的嫔妃，除了尹德妃、张 婕妤外，还有一些嫔妃也卷入到武德末年的政治斗争中去。据记载，秦王李世民每次侍宴于宫中，面对众多的嫔妃，想起自己的亲生母亲窦氏因早死不能见到他家获 得天下，因而流泪不止。高祖看到这种情况后觉得扫兴，因而很不高兴。而一些嫔妃尤其是那些生了小王的人，见高祖年纪已老，出于对自己与自己儿子的前途着 想，便不能不对当时的太子李建成百般示好，以便将来得到他的关照。她们也深知李建成与李世民关系不睦，为了讨好建成便乘机共同向高祖进言，说什么天下一 统，海内无事，陛下年事已高，正应该娱乐快活，独秦王每次流涕不止，这是他憎恨我们这些人的缘故。陛下万岁之后，我们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一定会被诛杀殆 尽的。从而使高祖对李世民很是不满。 在武德时期，突厥多次侵扰唐朝的边境，有时甚至威胁到关中的安全。面对突厥的威胁，高祖往往派李 世民率军抵御，没有打什么硬仗就使突厥退兵而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对李世民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他挟突厥以自重。李世民早年与太原起兵时的功臣刘 文静关系密切，而刘文静却与突厥关系不同寻常，当年李渊称臣于突厥便是刘文静牵的线，因此李世民通过刘文静与突厥达成某种默契也不是不可能的。出于对李世 民的防范，此后凡遇突厥侵扰，高祖有时便命李元吉与其共同领兵，以分其兵权。 在这个问题上宫中的嫔妃们也卷了进来，她们与太子李建成 共同对高祖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资治通鉴》卷191）高祖联系到李世民与突厥的神秘关 系，认为这些嫔妃的话不无道理。因此，自武德五年（622）之后便不再派李世民领兵出征了，住在长安，基本不准外出。 三、相互忌恨的兄弟 （一）咄咄逼人的秦王 在唐高祖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储君，而且在唐朝建立之初他已经就被立为太子了，在当时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议。 另据记载，太原起兵时李渊曾对李世民许愿：“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李世民坚决不同意。攻占长安后，李渊自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 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资治通鉴》卷190）。这种说法恐是贞观史臣的虚构，不可尽信。在太原刚刚起兵之时， 胜负尚未可料，立谁为太子并 非紧迫之事，怎么会提 房玄龄像到议事日程上呢？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李世民曾向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褚遂良提出要求观看起居 注，理由是皇帝阅当代史可以知道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这样就能引以为鉴戒。按照皇帝不能查阅当代史的传统，褚遂良拒绝了太宗的请求。次年，太宗又 向房玄龄要求观看国史，房玄龄畏惧天子之威，为保自己的地位，遂将《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呈给他观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于是 要求“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7）。“六月四日事”，即指玄武门诛杀建成、元吉之事。“语多微文”，反倒容易使人产生怀疑，“改削浮词，直 书其事”，不至于使后人观史时疑神疑鬼，影响唐太宗的形象，这正是他这个主张的高明之处。问题是如何“直书”，能否实事求是地修史，这就很值得怀疑了。本 来皇帝是不许观国史的，这是历代帝王都能遵守的一条准则，太宗偏偏要破坏这个传统，这样就不免要影响史官客观公正地修史，谁还敢再写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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