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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阅读：文本的价值审定及切入策略 ——《水浒传》的“思辨读写”实践 余党绪 此文发表于《语文学习》2017年7月 一、价值澄清：《水浒传》的价值审定与教学定位 任何进入教学的文本，无论是被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还是毁誉迥异的“四大名著”，都必须接受现代价值的审查与教育意义的质询。我们需要全面地阅读与体察一本书，但在教学内容与目的的具体选择上，还是要谨慎的甄别与理性的辨析。 当我们面对《水浒传》这样的名著时，这种审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2014年底，我和黄玉峰老师就《水浒传》的教学问题有过一次讨论。其实，在《水浒传》的作品理解上，我与黄老师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主要分歧在于《水浒传》该不该进入教学。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黄老师也只是立足点不同：黄老师基于对《水浒传》的价值性否定，认为不应进入教学；我则倾向于正视其流行与传播的客观事实，主张以教学来澄清《水浒传》的价值混乱。此分歧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热议，也折射出《水浒传》及其教学的复杂性。 《水浒传》的教学，首要的便是价值的审查与澄清。在几百年的流传史上，《水浒传》屡遭禁毁，与其大量存在的“诲盗”内容不无关系；归因于所谓统治者的社会控制之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情显非如此简单。《水浒传》的价值倒错，不仅表现在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即便以儒家文化的眼光看，它也存在诸多“硬伤”。更糟糕的是，小说中还有大量践踏人性与人道底线的内容，这些都很难托词于艺术而得到辩护。鲁迅提及的“水浒气”，除了权谋气、江湖气、游民气、流氓气，自然也包含了这些践踏底线的内容。 在《水浒传》的教学中，至少应在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价值审查与内容辨析。 1、从《水浒传》的具体内容看，小说存在着大量的践踏人性与人道的内容，而且不加掩饰，主要表现为对暴力的迷恋、对复仇的渲染、对人权尤其是女性人权的践踏等。 作为一个组织，“梁山”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持其非法的存在。其目标，等而下之的就是“快活”，所谓“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说白了就是追逐口腹之欲；上层头领的理想，也不过是谋个功名身份，以求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总之，多停留在生理的本能与心理的本能层面，缺乏精神上的超越。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依仗的是强力权谋，这样的组织及其运行，天然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的基因。因此，梁山好汉们行侠仗义的少，为非作歹的多；作奸犯科的多，官逼民反的少。极端的如“吃人”情节反复出现，实在是触目惊心，只须与《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吃人”情节比较一下，文明与野蛮高下立判。黄文炳追杀宋江，不过是履行公务职责，宋江得手后却不依不饶，不仅灭了他全家（留下其兄黄文烨，也只是不想背负虐杀“善人”的恶名），还用其心肝做了“醒酒汤”。若再将此情节与《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宽恕警探沙威的细节作比较，则睚眦必报的狭隘与人道主义的圣光，境界之高下形同天壤。 糟糕的是，这些反人性、反人道的内容，作者竟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肯定甚至欣赏，这就拉开了它与同属“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的距离。《三国演义》也有一些类似情节，如在刘安杀妻款待刘备这个事情上，小说的叙述与态度就颇为暧昧；但总体上，小说还是通过“拥刘反曹”这一政治主张确立了基本的伦理与价值取向，维护了尊重生命、张扬人道的底线。《水浒传》有一个“赚上梁山”的人物系列：秦明、萧让、金大坚、李应、朱仝、徐宁、关胜、安道全、卢俊义等，他们都是梁山不择手段“赚”上山的。每赚取一人，就造孽无数。为了赚取朱仝，竟将一个四岁孩子麻醉，用斧头“劈做两半个”，如此暴行，令人发指。《三国演义》也有类似情节，但处理却截然不同。曹操劫持了徐庶之母作为诱饵，威逼徐庶离开刘备，北上为自己效力。请看小说中孙乾与刘备的对话：
孙乾密谓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母报仇，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从军国大事看，孙乾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刘备秉着“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的原则，冒着军国风险让徐庶归了曹营。这个情节的艺术真实性究竟怎样，人们见仁见智；但小说希图通过这样的情节来彰显人道的底线，则是一目了然。我个人的观点，《三国演义》确实存在着“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的弊端，但它至少确立了一个是非善恶的底线，这就远非《水浒传》所能比拟的了。
2、从《水浒传》的价值倾向看，小说所流露的价值观是混乱的、庸俗的和投机的。 小说一面谴责社会的法律不公、道德沦丧，一面又美化梁山的反人性、反人道恶行；一方面揭露官府的黑暗无道、官员的贪赃枉法，一面却赞美好汉们的烧杀掳掠、打家劫舍，连他们的“打点”“做活文案”“通关节”等行径，也成了忠义的“智慧”。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情节，如智取生辰纲、血溅鸾鸯楼、孟州道卖人肉、大闹翠屏山、江州劫法场、张顺杀李巧奴等，都是以武犯禁，伤天害理。但因为梁山好汉所为，这些罪恶全都成了“替天行道”的义举。 《水浒传》自身的价值混乱带来了理解与评价上的混乱与乖谬。李逵，集中暴露和体现了人性中野蛮、血腥、粗鄙的一面，但却得到那么多的赞赏与钟爱。以“异端”自居的明朝思想家李贽，竟然也为李逵塑造金身，称“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金圣叹也认为李逵是“上上人物”，说他“一片天真烂漫到底”，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即使到了今天，还有教科书称李逵是“人见人爱”的角色。以现代文明的眼光看，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有灵魂的动物，有精神的动物，有教养的动物，人的价值在于此，人的高贵也在于此。将一个不知善恶、不辨是非、没有头脑、不知文野的屠夫莽夫，看做“天真烂漫”的“赤子”，是不是文学的堕落呢？ 过去，在“官逼民反”“农民起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下，我们往往忽视了对这些错误观念的辨析。在中小学教材里，这群崇尚暴力、践踏文明的草寇，一概被称为英雄好汉，堂而皇之的承担起塑造未来公民的角色，这是危险的，也是荒谬的。 《水浒传》的文本世界，是个只讲立场、不讲事实与是非的世界，这导致了其价值判断混乱而油滑，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应有价值。要进入教学，必须厘清事实，澄清是非，理清因果，做出合乎现代文明的价值判断。
3、从《水浒传》的题旨看，小说所表现的“忠义观”，不仅与传统家国观念相抵牾，与自由的生命意志相悖逆，而且还自相矛盾。 关于小说的题旨，历来都认可“忠义”之说。《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寓意也在于此。所谓“忠”，就是忠君之心；所谓“义”，便是兄弟之谊。在宋江眼里，“义”必须服从于“忠”，但落草为寇，对抗官府，杀人越货，如何才算得了“忠”？在发配江州途中，宋江途径梁山泊，坚决不让花荣为他开枷，理由是“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拒绝落草，认为那是“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分析这话，处处都透出虚伪与狡诈。既然遵守“国家法度”，为什么要为晁盖通风报信？为什么杀死了阎婆惜而不敢接受法律的审判？既然知道落草就是“不忠不孝”，为什么还要与这些“不忠不孝”的匪徒们称兄道弟？ “忠”虚伪，“义”也虚弱。小说中，确实看不到好汉们为了金银财宝起内讧，为了座次而吵嚷，为了女人而争风吃醋。但既然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维系这个组织的，就不可能全靠一个抽象的“义”字。其实，宋江鼓吹的的所谓“忠义”，早就取代了兄弟间的情义；而兄弟间的情义，又无情地取代了每个人的独立意志。说到底，“义”既无法维系组织的存在，也无法解决个体的人生出路与生命的价值问题。林冲对高俅恨之入骨，恨不食肉寝皮，但兄弟们并没因此而成全他，他眼巴巴地看着高俅扬长而去。此时此刻，“兄弟”在哪里？“义”又在哪里？ 一部弘扬“忠义”的作品，没见到“忠义”的意义，倒显出了它的悖谬与冲突，足以见出《水浒传》内容之畸形，价值之混乱，题旨之倒错。基于上述分析，我给《水浒传》的教学定位，第一就是“消毒”，引导学生认识它在价值理念上的错误。 在整本书阅读中，这是独特的，但肯定是必要的。
二、切入策略：通过人物分析，达成价值澄清 以“消毒”的态度对待一部名著，也算是给学生的启蒙：关于阅读态度的启蒙。经典和名著看起来高不可攀，读者往往处在从属的、被动的位置，作为模仿者、练习者和体悟者而存在，而阅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往往就是与作品达成共鸣。这种立足于与作品“共鸣”的阅读理念，在《水浒传》这样的文本面前，难免陷入尴尬。“思辨性阅读”强调以主体的姿态切入文本，不以“共鸣”为目标，而以平等对话为桥梁，追求个人理解的完善与超越。其实，《水浒传》的阅读如此，“四书五经”的阅读也该这样。 区别只在于切入的策略。 我在设计《鲁滨逊漂流记》的教学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小说中大量且反复出现的宗教内容。对于鲁滨逊，宗教信仰不仅给他带来了彼岸意义上的精神寄托，也为他带来了现实意义上的生存力量。在跟上帝的对话中，鲁滨逊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与力量，理解了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甚至还藉此发现了与世隔绝的独处之乐。小说中大量出现与下面类似的内心独白：
“好吧，”我说，“只要上帝不抛弃我，即使世人都离我而去，那又有什么不好，又算得了什么？……”
对我的多数学生来说，宗教内容既过于陌生和遥远，也与他们日常所在的世俗环境格格不入。我意识到，在宗教的意义上理解小说中的宗教内容，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经过反复的斟酌和思考，我选择了“语词转换”的教学策略，将“上帝”置换成“我”。于是引文就变成了这样：
只要“我”不抛弃我，即使世人都离我而去，那又有什么不好，又算得了什么？
对于没有宗教体验的人来说，这样的“替换”更易唤醒自己的生活经验，更好地理解处在孤岛绝境中的鲁滨逊，如何通过自我暗示与自我鼓励来战胜内心的孤独与软弱。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对话基础上的灵魂救赎与精神建设，鲁滨逊对上帝的忏悔、倾诉与祷告，都可看作是他与自己的深刻对话。事实上，这样的“治疗”确实解决了鲁滨逊的很多思想困惑，释放了很多精神压力。这就是鲁滨逊强大的心理治愈能力。 以世俗而非宗教的视角切入，首先考虑的是本土的文化背景，其次也是对青少年生活经验与认知水准的尊重。不言而喻，在整本书阅读教学中，这样的价值审查与教学选择将是频繁的，其意义也是前所未有的。众所周知，在课文教学中，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往往已由教材编写者们提前完成了绝大部分。 《水浒传》体量大，内容芜杂，观念复杂，选择适切的切入角度与方式非常关键。我的选择是，以人物的深度分析为切入口，在人物的分析与评价中澄清其价值上的混乱，藉此给《水浒传》“消毒”。《水浒传》讲述一百零八个好汉“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故事，以人物群像的塑造而著称；其人物塑造技艺精湛，达到了“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的境界，个性鲜明、社会属性饱满的人物也有十来个，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很适合做人物的深度分析训练；小说的人物出场也颇有特点，写罢一个人物，引出下一个人物，连环相扣，素有“群山万壑赴荆门”之誉，像“鲁十回”“武十回”“宋十回”“卢十回”等章节，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人物传记。这种叙事上的节奏，让人物分析的教学也变得“有章可循”。在我看来，人物分析是切入《水浒传》的最节省、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贴合文本特点的方式。 策略的选择，既要考虑学生的现状与需求，也要考虑作品的资源状况与个性特点。 根据《水浒传》的所谓英雄传奇的内容与忠义豪侠的主旨，我设计了若干以人物评价为导向的分析性问题，将“思辨读写”的训练内容融入其中。以林冲为例，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有人说林冲是英雄，有人说他是懦夫，也有人认为，林冲归根到底也是个暴徒。你认为呢？你的理由与根据何在？
这是一个典型的评价性问题。究竟该怎样评价林冲呢？ 第一、这里涉及到关于“英雄”的内涵与标准的价值预设。鲁迅先生感慨人们尊奉屠戮生灵无数的拿破仑为英雄而忘记了救人无数的天花疫苗发明者隋那，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而子孙们却在恭维成吉思汗，他感慨的就是价值上的混乱。有人说林冲算不上英雄，因为他在高衙内面前“先自手软了”，与懦夫何异？有人认为林冲虽然一忍再忍，最终还是在风雪之夜大开杀戒，与暴徒又有何异？即使认为林冲是英雄的，理由也未必相同：有人将林冲当作义军领袖而誉之为“英雄”，有人因他能征善战而尊之为“英雄”，有人因为他是“官逼民反”的典型而称之为“英雄”，还有人认为林冲是一百零八将中唯一有正常生命感觉的人而奉之为“英雄”……总之，澄清“英雄”的内涵，关乎对林冲的评价，更关乎学生的价值发育与精神成长。 第二、要做判断，就要悬置各种“先见”与“成见”，对林冲进行深度的分析与论证。在人物的分析训练上，《水浒传》的资源优势是很明显的。比如林冲，在小说的简洁叙述中，隐含了其大量信息，比如经济条件与职业能力、社会地位与声望、家庭结构与生活状况、他的自我评价与社会态度、他的性格状况与心态……等等，这些都是评价林冲的依据。有了这些信息，才能将人物“还原”到他所在的生活环境中，借助细致的、全面的、综合的深度分析，理解他的心理与精神状况。为什么面对高衙内，林冲“先自手软了”？很多人一看到“手软”二字，就本能地认为林冲是个懦夫，这种脱离了具体的人物、环境、背景的判断，注定是抽象、武断和粗暴的。若林冲因“手软”被目为“懦夫”，那么，韩信受“胯下之辱”，又该怎样评价？ 深度分析必须借助于文本细读，舍此别无它途。《水浒传》关于林冲的章节并不多，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在字里行间得出下列推论：
1、林冲满足于现状，不愿惹事，更倾向于“忍一时之气”； 2、林冲混迹官场，深知高俅势力之大，气焰之高； 3、林冲“承平日久”，缺乏对潜在风险的防范，更倾向于委曲求全； 4、林冲耿直，缺乏对黑恶势力的正确评估，更倾向于息事宁人； 5、林冲有清醒的底线意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动手；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活在“日常状态”下的“正常”的人。“日常状态”强调的是，当读者们都知道危险正在逼近林冲的时候，林冲自己甚至连危险的存在也没意识到，这就是日常状态中的林冲；“正常”强调的是，林冲最后走上了反叛的“非正常”道路，但当初他却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生活在日常状态的人，当妻子遭遇流氓时，一定要刺刀见红吗？ 有人说，韩信受“胯下之辱”，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而林冲一忍再忍，结果还是家破人亡，这忍让有什么价值？这种说法，忘记了包括林冲在内的每一个人，谁也不能预知自己的未来。韩信在“胯下”时，岂能预知自己将要出将入相？若林冲确知自己终将走投无路，他当初岂会坐以待毙？鼓吹韩信忍辱负重的价值，这是典型的“成则王侯败则寇”的逻辑；否定林冲忍耐的意义，这就是“功利即道德”的逻辑。 林冲是个正常人，也在日常状态之中，既不能用“英雄”“贼寇”之类的抽象概念比附他，也不能以局外人的全知全能的视角去苛求他。他的“手软”与后来的一忍再忍，只能说明他缺乏社会洞察力，对人性的黑暗与高俅的毒辣缺乏清醒的认知，这是糊涂，不是懦弱。 相反，林冲有理性，也有血性；有血性，却不嗜血。不能因林冲最终也杀了人，而将其当作暴徒。开了杀戒之后，林冲依然坚守底线，这就拉开了他与武松之类的距离。饥寒交迫、精神崩溃的林冲，仓皇间逃进一间草屋，一帮庄客正取暖喝酒。林冲再三央求，讨买酒喝，却遭众人拒绝与威胁。设想一下，如果是李逵，如果是武松，事态会怎样发展？而林冲的反应，也只是挑起燃烧的“火柴头”，将众人吓走了事。此时此刻，林冲处在非正常状态，也在非日常状态，但他一如既往，依然能恪守底线。对照武松在“血溅鸳鸯楼”时的“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是这一死”的疯狂，林冲的理性与隐忍，真是令人动容。 第三、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对林冲做出客观、审慎与周全的评价。在“思辨读写”教学中，我主张以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断言，这个过程必不可少。写作是一个建构过程，这是一个基于事实建构与因果建构的价值建构，也是一个澄清概念、厘清事实与确立判断的过程。 关于林冲的讨论，目的在于澄清“英雄”的内涵，以祛除《水浒传》所传达的英雄观的流毒。著名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一开始便援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一段话：“青少年时代是个性形成的时期，极易被打上各种烙印。我们能够草率地允许孩子们听一些随意编造的故事，以至让他们接受那些与我们认为他们成年后应该拥有的思想观念时常相左的思想吗？” 除了人物的深度分析，还可将“思辨读写”的其他项目渗透在人物的分析之中，在“读经典”的过程中解决“学思辩”的问题。比如在关于武松的讨论中，我设计了一个问题：
在“景阳冈打虎”一节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在“斗杀西门庆”一节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敢作敢当的好汉；此后的武松，却在“黑道”上越陷越深，到了“血溅鸳鸯楼”一节，终于堕落成虐杀无辜的暴徒。 你认可这样的判断吗？那么，为什么你在阅读的时候却没看到武松的堕落？
这个问题来自我的教学。我在阅读指导时，发现很多学生完全“沉浸”在文本的逻辑之中，陶醉于武松的快意恩仇而失去了自己的是非判断，甚至将“血溅鸳鸯楼”这样滥杀无辜的暴行也当作义勇之举。是什么东西蒙蔽了学生的眼睛？显然，不能归结为学生的冷漠与麻木——为了报仇，武松竟然一口气杀了15个人，而其中多数人都与他无冤无仇，这个善恶是非一目了然。问题在于，一旦披上艺术的外衣，我们的判断就可能被操控了。越是高明的艺术家，叙事能力越强，越善于伸张自己的价值观念，越善于在无形中操控读者的情感态度。不能不说，施耐庵的叙事魔力左右了很多人的判断。 很显然，施耐庵很偏爱武松。在梁山的一干人马中，武松出类拔萃，他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又有谋略，看得准，出手狠，行得稳，远非李逵这等莽夫可比。“景阳冈打虎”一节，武松的英雄气概先声夺人；到了“斗杀西门庆”，其隐忍、理智、血性与干练，又得到了充分展示。到此，一个嫉恶如仇、敢作敢当的英雄形象站立了起来。借助施耐庵的那只神笔，武松一路风风火火，打打杀杀，十字坡斗法，义夺快活林，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虽然一步一步陷入了善恶不分、逞勇使气、滥杀无辜的境地，但在施耐庵的操控下，读者的情感态度依然停留在对“打虎英雄”的膜拜状态。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武松的暴行？其实，如果以对话而非以跪拜的姿态阅读，武松的弱点并不难发现，比如他的善恶不分，是非不明，争强好胜，吃软不吃硬，好戴高帽子，等等。金圣叹就说：“武松平生一片心事，只是要人叫声好男子”。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今天是英雄，明天可能就是走狗和暴徒，武松恰恰就是这样。但是，一旦我们的头脑被作者操控，这些常识性的判断反而变得遥远了。从特定角度看，被施耐庵的观念和逻辑所左右，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吧。 这也说明，只有保持对话的姿态，才可能发现文本中的毒素，才可能给它“消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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