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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启用儒生贾谊，开阔游学之路。汉景帝以儒生为博士顾问，重用儒生胡毋生和董仲舒。 到汉武帝时，儒学终于推开柴扉，再次头面光鲜地走入世人眼中。虽需面对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的重重阻挠，但武帝十分欣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征公孙弘 为博士，任用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分别为朝廷中最重要的丞相、太尉，并且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儒学大师申培公入朝。建元五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 至此儒学成为官学，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一家独尊的殊荣。 《汉书·儒林传》全面记述了儒家再次复兴的盛况： “汉兴， 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 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 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 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儒学的大昌明带来了儒学的大发展。到汉宣帝时，儒家经典成为士人的法定学习教本，读“五经”不仅成为社会风尚，而且也是谋取功名的手段。汉博士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 作为儒学大师的戴德、戴圣生存于这样的时代，无疑是如鱼得水。 第三节人文主义者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企盼人类应该实现有文化意义的富足。在他看来，贫困往往导致猥琐、卑鄙和粗糙。所以，喜欢喝白开水的乌托邦人，“通常在水里加上煮过的蜂蜜或当地盛产的甘草”。 其实，一个没有文化与教养做铺衬的富裕社会，往往比一个大规模经济衰退造成的萧条世界更让人感到恐怖。荷尔德林就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不是“人，要腰缠万贯地生活在大地上”。 这也许就是儒家重礼，并将之作为重要学问的原因。 汉初礼学方面的经典为三部：《仪礼》、《周礼》和《逸礼》。 《周礼》又称《周官》，专讲官制和政治制度。 《仪礼》则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这其中，《周礼》和《逸礼》属于古文经学，在今文经学大行其道的西汉前期，这两部经典一直被弃于民间，而只有作为今文经学的《仪礼》被立于学官。 如何使先秦的儒家经典文献《周礼》和《逸礼》得以流传？如何廓清时人据残缺不全的典籍、支离破碎的口授，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形成的今文经《仪礼》？ 这是戴德、戴圣认真考虑，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他们根据手中的先秦典籍，分别为《礼》作记，不仅将先秦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在一起，而且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形成了《大戴礼记》、《小戴礼记》。 自然，与“五经”中的《春秋》有属今文经学的公羊和古文经学的谷梁之争一样，戴氏叔侄的《礼记》自然与在官学盛行的今文经学《仪礼》形成了学术上的对峙与抗衡。 第四节想想真是有趣，儒学在汉初第一次打动统治者的心，并使之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不是儒学博大而系统的学说思想本身，而是一次表演——叔孙通执导的一场礼仪。 这似乎也决定了它虽然作为儒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与其他四经《诗》、《书》、《易》、《春秋》不能等同发展的尴尬遭遇。 从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到战国时的墨子、庄子、韩非，儒家被这些人诟病最多的，就是《礼经》不胜其烦的繁文缛节。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礼经三百， 威仪三千。”《礼经》的内容，更多是在言明各种具体制度、法式、规矩，或各种礼仪的具体规定和必须遵从的事项，而缺少宏大道理的阐述，缺少微言大义，故而 使所学者感觉刻板、机械、烦琐，少有义理发挥的余地。 尴尬便在所难免。在对经学阐释的章句之学大盛的汉代，唯独《礼经》没有自己的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就是明证。 所以，在儒家经典迎来全面回归的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后，“礼学”不管是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还是儒生的学习广度，都远远不如其他经典。在政治地位上、传授规模上、接受人群上，都远逊于其他诸经，属于儒学中的冷门科目。 如此看来，戴德、戴圣的“扁舟野渡”式的冷学独传，其学术意义就更加非凡。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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