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义思想(4)

　　三、对董仲舒义利观的修改而产生的偏颇

　 　所谓董仲舒的“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是用来证明儒家只讲“义”，不讲“利”的证据。这句话不是董仲舒的原话，是《汉书·董仲舒传》 的作者修改过的，其原话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句话修改后就变味了。董氏原话的意思讲的是修身养性的问题。董仲舒认为，身之养莫重于 义，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 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引自《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在董氏看来，利以养体，义以养心。“利”和“义”对于人的身体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 “利”来养身，就没有身体的健康，因为物质利益是保证身体健康的物质基础。但是，只有“利”而没有“义”，就没有心灵的快乐，所以还要用“义以养其心”。 如果不以“义”养心，让人的利欲泛滥，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引自《汉书·董仲舒 传》。还说：“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其祸其家”。引自《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有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的倾向， 但并没有否定“利”有养体的作用。董氏的话改为“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后，已经背离了孔、孟、荀的义利观了。到了宋代，出现了援佛入儒的儒 学，儒学佛学化之后，宋儒提出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与儒家义利观之本旨相去更远了。所以，不加分析地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不合乎 实际的。

　　所谓义利关系，实际上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利益与道德之间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把“利”和“义”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只讲“利”不讲“义”不 行，只讲“义”不讲“利”也不行，因为“天生人有义与利”，“义”与“利”都是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存所必需的。只讲“义”不讲“利”，人和社会都将失去生存 的基础，也就无“义”可言了；相反，如果只讲“利”不讲“义”，那将是人欲横流，人与人相残相害，社会也不能生存。所以“见利思义”、义利合一是人类社会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喝二字”，其实还不如说：“人生在世，义利二字”。人一生在世，要写好“义”“利”这两个字很不容易。如何对待 “义”和“利”是人生的大问题。因此，“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家十分关心的课题。

　　一、“见利思义”、义利合一是儒家义利观的第一要义

　 　孔子在回答何以才能成为完全的“人”时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引自《论语·宪问》。孔子还 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引自《论语·季氏》。所谓“见利思义”、“见得思 义”，就是看见有利益可得的时候，要去考虑该不该得。换句话说，是不是你应该所得的。该你所得的，如劳动所得的报酬、工资、奖金、红利、合理的利润；不该 你所得，如受贿、贪污的赃款、盗窃抢劫赃物赃款、非法谋取的暴利等。不该得的，哪怕是一分一厘也不能要，这就叫做“见利不亏其义”。引自《礼记·儒行》。 相反，该你得的就应该要，这叫做“见利而让义也”。引自《礼记·乐记》。可见，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于“义”、合于理，凡合于 “义”和“利”的，是应该得的。荀子提倡要“义利兼顾”。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欲，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 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引自《荀子·大略》。他还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义者辱”。引自《荀子·荣辱》。他主张“以义制 利”，认为“以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引自《荀子·大略》。可见，荀子坚持了义利的辩证统一。在《大学》中，则讲“以义为利”的思想，强调以 仁义治国，就必然会有合理的“利”。这是“义以导利”、“义以生利”思想的运用。还指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即是德能生财。还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要以义为利，不能以利为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到了南宋时，为了反对 宋儒把“理”和“欲”、“义”和“利”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批评以朱熹为代表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儒家功利派学说。他们 重功利，重实功，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统一的，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反对“以义抑利”，主张“义利双行”、“以义和利”。为此，叶适对宋儒空谈仁义、空谈心 性的学说进行了批评：“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理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 功利，则道理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引自叶适：《习学记言》卷二三。“义”与“利”本来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存在差别与对立，但孔孟荀先秦儒者在看到它们 之间对立的同时，也看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宋儒则把它们之间的差别绝对化，因而也背离了儒家利民富民宗旨。宋代理学是变了味的儒学，它给社会带来了消极的作 用，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批判。清代儒者颜元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易》言利更 多，孟子极驳‘利’字，恶夫掊克聚敛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虚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 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引自颜元：《四书正误》。可见，重义轻利是后儒们对儒家义利观的篡改，而“见利思义”、“义利合一”、“正谊 谋利，明道计功”才是儒学义利观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