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盂县石刻文化的特色

张振华　李晶明

　　石刻文化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一项传统文化艺术。古人所说的三不朽，为立德、立功、立言。不朽的人和事，只有见诸文字，方能留存；而将文字刻之于石方可长存人世，永垂不朽，故有树碑立传之说。所谓“碑者，埤也，以石代金固于不朽也。”

　 　“石不能言藏青史”，在资政、佐史和考古等方面，起着其他文物难以替代的作用；它是沟通古今的桥梁与纽带。石刻文化的独特性，使其经久不衰，即使是在高 度信息化的今天，其余风流韵不绝，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文化现象。它是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不可或缺的资 料，尤其对局部地区文化的考察研究，其价值更不可低估。

　　在整理、点校、编撰《三晋石刻大全·盂县卷》时，深深地感到盂县石刻文化的丰 富多彩和底蕴恢弘。虽然随着时间递进，岁月流逝，自然界的风剥雨蚀，战乱兵燹的摧残以及人类愚昧与暴力的毁灭，许多珍贵的石刻惨遭破坏；但是仅从“十之存 一”的九百多通的各类摩崖造像、碑碣的文字记载中，仍可以清晰地感受和领略到其独特的文化特色。

　　一、内容广泛，无所不纳

　 　作为记述和反映历史的碑碣石刻，从帝王谕旨、中书牒文，到整饬弊政、御灾赈荒，以至均徭德政，息讼谕辩，改定行规，城管修建，古庙补葺，造像题名，修桥 铺路，筑堤治河，祈雨显应，借水护林，开源节流，等等，大凡利民之举，无所不包。至于名门世系、高官厚爵之纪，威人之德，以及望族宗脉，豪门谱牒，硕儒墓 表，旁及显赫旅次之题记，名流暂寓之诗咏，皆镌石立碑。甚至于乡规村约、禁伐林木的告诫，村民都要割石刊布，昭立当时，传之后世。这些流传至今的朴实的石 刻文字，完全是当年百姓真实情感的剖白，可谓盂邑一境民情、民俗、民风之画卷。无论是声名显赫的达官贵人，造福一方的儒学循吏，隐居的硕儒，怀才不遇的贤 达，或者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如乡村的风水先生、画师、工匠、吹鼓手，只要他们对盂邑一方水土做过有益善举，都会被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下来，诉诸文 字，铭刻于石。今天，我们读着这些石刻文字，仍能被这些人物鲜活的形象与动人的事迹所感动。

　　中国人的信仰自古以来就是多元的，儒、 释、道三教深入人心，且并行不悖。至今留在盂县的不少石刻文字，都是儒、释、道三家为人尊享祭祀的记录。在近代工业出现以前，盂县经济长期以来是以农业为 主。而农田几乎全靠雨水灌溉，因此，对于传说能普降甘霖的龙神极为崇拜。从《紫栢龙神庙记》、《重修白龙神祠碑记》、《重修龙王庙碑记》、《重修诸龙神庙 记》、《虾蟆龙神庙碑记》、《黑龙王庙重修碑记》等数十通石刻文字中，详尽地记录了元、明、清三代，盂县乡民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岁月里，对给予他们雨 泽滋润的各色龙神的感激之情，反映了“神因地灵，人因灵祀”的古代盂县百姓知恩图报的淳朴的民情民风。

　　在无数功德碑的芳名录中，我们 还可以看到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盂县商人，只要家乡一有修建之举，无不纷纷解囊，慷慨捐助。从京、津和东北的盛京（今沈阳）、鞍山、本溪，以及苏杭二州，不 远万里，将一笔笔银两捎了回来，清清楚楚写上捐助者的商家字号或从业者姓名，反映了晋商的诚信品德与他们深厚的乡情乡恋。

　　总之，盂县的石刻文化，秉承着亘古不变、千秋万代深入人心的理念，其主流导向始终在于宣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的道德情操——忠、孝、节、义。

　 　忠，就是尽心竭力，效忠于祖国、民族、集团。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时代，都宣扬忠贞不贰。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不是也还提倡忠于革命忠于党吗。藏山二 贤祠所供奉的公孙杵臼与程婴的社稷功，其核心理念不就是忠义吗？盂县是革命老区，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对敌斗争的残酷岁月里，无数热血健儿牺牲在这片热 土上。抗战期间，人民群众就为刘桂荣团长等英烈建立了“悼光荣牺牲殉国烈士塔”和“革命烈士纪念碑”。陈宜胜烈士纪念碑于1938年立于上社镇上社 村，1941年纪念碑被日军捣毁，1983年盂县县委、县政府又投资重建，并将烈士遗骨迁至烈士塔。陈宜胜牺牲时任中共盂平阳寿榆五县中心县委书记兼七大 队政委，牺牲时年仅23岁。当年上社镇两千多民众沉痛追悼并立碑纪念。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盂县人民对为他们幸福生活而英勇牺牲并长眠在这片土地 上的毛朋、孟沛元、高山、毛文魁、张有功等抗日烈士们修葺墓茔，书写碑文，就是表彰他们对祖国的忠贞。

　　孝，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风 范，它强调的是生养、死葬并祭祀。即父母在世时的尽力赡养；去世后依礼安葬；葬后按时节祭祀悼念。盂县留存的许多家谱宗图以及墓志铭、神道碑，极为丰富多 彩。说明“百善孝为先”的理念在盂县历代人民的生活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依靠科技工业致富的西小坪村的武氏家族，不仅了创立造福一方的企业集 团，同时为其显赫的祖先——吴全文及其被康熙钦定为“天下第一才子”的长孙武承谟等几代名宦，树碑立传，以祭奠先祖，激励子孙。

　　节，就是气节，是一种高尚的思想情操与道德风范及对待功名利禄和生死荣辱的观念。后周的柴花公主就是以死抗争陈桥兵变的。她既没有效仿“此处乐，不思蜀”的刘禅，也没有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所谓“时穷节乃见”。

　 　至于义，可以说关羽是典型代表。这位被君王奉为大帝，平民敬为天神，以及“儒称圣，释称神，道称天尊”的关公。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载，日月所照，霜露所盖之处，莫不受人尊崇膜拜，究其因是由于他是“义”的典范。世代相传“内城有文庙，外廓有相祠”。文有孔子，武有关公。孔子为我国儒 家创始人，国学之集大成者；而关公生前为将为侯，死后封王封君，称圣称帝。“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无论是京都省府，乃至山隅辟壤，都有信奉者立庙塑 像，焚香供奉。千余年来，历代统治者和万民百姓上下共仰，为历史罕见。

　　二、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一）文笔优 美、佳作连连。盂县山川秀丽，地灵人杰，民情纯朴，重学成风，人才辈出。从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开始，先后共考取进士173人，举人486人。仅北宋年间就有 35人考取进士，占到当时全省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灿烂的文化，培育了无数精英，无数精英又创造了璀璨的历史文明。藏山现存历代石刻达数百通之多，大多出 自名家之手。如元代丞相吕思诚，明代吏部尚书乔宇、四川布政使史文焕，清代三朝国史馆纂修官王珻，民国知县王堉昌，其中许多优秀的记述散文，不亚于唐宋的 大家手笔。如修泰山庙碑文以优美的语言和精炼的文笔描述了泰岱的由来与盛况：“夫雾则峨眉、云则恒山、月则洞庭，而松则泰岱。”“曲若蚕叶，形同鸟道” “悬崖滴水，垂冰成玉”“山郭车水马龙，游人笑语喧哗”“仙坐则仙石，仙去则石仙”等名言佳句，不胜枚举。

　　（二）诗词歌赋，古朴清 新，动人心弦。如元代至正四年（1344）镌刻在水神山烈女祠的盂州刺史程明德游山诗：“乱山深处有灵湫，三载传闻志未酬。今日敬焚香一炷，松风十里水神 头。”金代诗人元好问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曾经游历藏山，留下多首题诗，后人将其“寄题冰雪”诗镌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县城三圣寺内，惜碑石已毁，但 诗文犹存。“山气森岑入葛衣，砧声偏与客心期。僧窗连夜萧萧雨，又较归程几日迟。”明代吏部尚书乔宇与其好友高岱，在嘉靖五年（1526）秋，同游藏山， 咏诗唱和，镌刻于“藏山灵境”碑之阳。乔宇的七律有：“两崖云起涧西东，庙貌长留烈士风。仇国遗墟秋草碧，晋山残黛晚霞红。存孤事重功何伟，食报恩深祀不 空。况有英灵彰岁祷，高名千古播寰中。”高岱和诗韵为：“凿天开地势横东，千载忠祠振义风。报主心悬秋日赤，捐躯血染晓风红。芳名高并乾坤久，远计深忧社 稷空。欲吊英魂还酌酒，悲歌都付夕阳中。”

　　谁知道若干年后，著名学者傅山与先辈乔宇虽异世如与同堂，千里可以神交。作跨时空的世外唱 和。他沿着“藏山用乔白岩先生韵”而写下不朽诗句：“藏山藏在九原东，神路双松谡谡风。雾嶂几层宫霍鲜，霜苔三色绿黄红。当年难易人徒说，漫笔丹青画不 空。忠在晋家山亦敬，南峰一芴面楼中。”

　　至于在各类碑碣中，富有哲理与生活情趣的诗篇，诗风清丽爽朗，抒情逸致，含义深远。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美不胜收。

　 　（三）绘画书法，精湛绝伦；建筑雕塑，美轮美奂。其中有吴道子的画、颜真卿的字、大幅孔子画像。弥足珍贵的藏山明代壁画的真迹，画面生动、笔墨流畅，人 物惟妙惟肖，图文并茂，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藏孤救孤的故事。藏山石壁上“二龙戏珠”的巨大浮雕，吞云吐雾的气势；其刻工的精致，构图的奇绝，线条的细 腻，令人叹为观止。盂县珍存的石幢、石像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飞岩楼西悬空只用三根木柱支撑而建造的凌空险亭，既险又奇，真是巧夺天工。巨大的老子圣 像，高达五米，上可容纳十余人坐于怀。千佛山摩崖造像建筑的壮观，雕塑的精湛，虽然翻山涉水，历尽劳苦，也不枉到此一游。

　　（四）传 记、轶事、笑谈、趣闻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真实地再现跨古今的人文思想与文化品位。苌池镇镇池寺地势低洼，易遭水患，故立石以避，俗称“避水石”，是盂县 现存最早的碑石之一，始建于北齐天统三年（567）。清光绪十八年（1892）一山东人慕名而来，乘夜穿壁盗走刻有“避水石”三字的石碑。查归后以防再次 被盗，便将此石嵌于墙内，又以硬石为边，上面镌刻“什袭珍藏”四个大字，左右短文详述了宝石失盗嵌边之往实。

　　无独有偶，孤儿赵武长立 为君，薨封之神，乡人建庙于原隐之所，塑像于旧藏之基，俗称大王庙。明代景泰甲戌年（1454），适值大旱，盂县县令蒋宽虔诚求雨，结果大降甘霖。四方慕 其灵验，阳曲县派人越境潜入，窃负圣像而去。所过之处无不普降雷雨，见闻者无不恐怖惊惶，竟有藩府远接，臬司近迎，乐声震天，旌旗遍地，顷刻阴雨密布，倏 忽大雨淋漓，竟三日而后息。故当时盂县儒学教谕马能撰文并书《新建藏山大王灵应碑记》，至今立于山中。

　　碑文中有御枣口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有趣记载；还有生不逢时者的遭遇，记录一位在刚刚考上举人，“捕授广文阁未及登仕”就赶上辛亥革命，“世道大变，因之宦情既忘，归休田里，琴酒为乐，聊以卒岁。”而终生不仕、不文等趣事轶闻。

　　三、石刻相对集中，便于管理、保护

　　盂县石刻虽然遍及城乡，上而学府县城，名乡巨镇；下而穷乡僻壤，山村野曈。但是总体相对集中于风景优美的名山古刹；如藏山文子祠、水神山烈女祠、程子岩、坡头泰山庙、西关大王庙等处。

　 　藏山，地处盂县城北18公里处，因春秋时程婴于此山藏匿“赵氏孤儿”而得名。赵氏孤儿的故事《史记·赵世家》有详细记载。后人为纪念程婴、公孙杵臼等义 士的忠义之举，历代在此建祠以祀。这里，群峰壁立，松柏拱翠，峦环涧绕，飞瀑流声，曲径通幽，景色迷人，祠宇栉比，神工天巧，钟灵毓秀，素有“藏孤胜 境”、“晋东第一名山”之美誉。藏山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以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兴衰史为源，以藏孤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为流，以忠义诚信的美德为线而形成的影 响深远的历史文化。这里，藏着忠孝仁义，藏着天地人心，藏着乾坤正气，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忠义诚信”的典型代表。18世纪，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 儿”，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学者雅士慕名而来，瞻仰古代忠贤义士，品读忠义历史文化，欣赏忠义风景名胜，不由得歌以 咏之，诗以赋之，文以纪之，留下数以千计的名篇佳作，形成了绚丽多彩的藏山石刻文化。诚如著名学者马玉隆在《藏山文化通览》一书序言“藏山的价值”中所 言，“藏山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藏山现有保存完好的最早碑刻，是金大定十二年（1172）由智楫撰文的《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俗称“透玲碑”。碑记程 婴与公孙杵臼救藏“赵氏孤儿”故事和祷雨灵应等事。古今政要和学者的题刻，为藏山增添了浓郁文化色彩。2010年3月，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赵氏 孤儿》在其发源地藏山举行启程大典。他盛赞“赵氏孤儿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故事”。

　　水神山烈女祠，始建年代久远，据现存元代盂州刺史程明 德游山诗文碑推测，祠庙之创建可能早在北宋时期，现存建筑多为明代遗物，清代历朝均有修葺和增建。祠内碑碣林立，多为明清两代所立。烈女，民间称圣母，传 为后周世宗柴荣之女柴花公主，于赵匡胤易后周为宋时，她遁迹于此，自缢于树。民间怜其志节，遂建祠以祀。古庙若隐若现于峰峦叠嶂、云雾缭绕之中。石刻“向 前有别境，转步登云梯”即是其写照。烈女祠仅元明清三代不断重修并扩建纯阳宫、醮台、山门与车道等现存碑记，就有30余通。

　　程子岩， 是为了纪念北宋的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两兄弟省亲时在此讲学而兴建的，现刻有“宋大儒程夫子讲道处”石碑一通。程子岩所在地白家庄亦因此而易名为兴道 村。这两位北宋理学奠基者的母亲侯氏夫人，为盂县上文村人，是丹徒令侯道济之女。她自幼聪悟过人，好读史书，博古通今，其父爱之如子，后嫁给宋太中大夫程 珦。因此程氏兄弟每次省亲归来，都义不容辞，为其母舅家亲友乡邻，传经说道，为盂县的儒学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故当地好学之风，盛极一时，盂邑子弟有“如 沐春风”之感。仅北宋时期，盂县考取进士35人，占全省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父子联辉，兄弟继美，人文接踵，科第蟾联的事例比比皆是。仅张秀一门三代，就 有10个进士之多，不愧为“龙蟠凤逸之士，春华秋实之才”。

　　石刻文化是一代历史的浓缩，一处风俗的见证，一方文化的凝结。它沟通了古 往今来生存和繁衍在这一方土地上的盂县儿女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传承。今天，我们仍能从现存碑文中，清晰地看到当年活跃在这一方土地上那些鲜活生命的缩影，观 察到尘封历史的轨迹。算起来已近1500个春秋，但它仍以其独特视角，折射出盂县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它是永远地古老，又是永远地年轻。是盂县历史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值得珍惜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研究盂县地方史有着重要价值。

　　（作者系阳泉市经委离休干部和盂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