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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契丹铸造的品类众多的钱币质量时，有个奇怪的现象始终存在，那就是一提到辽钱质量问题，所有的钱币学家都会以契丹历代的年号小平钱说事，尤其是以辽穆宗的“应历钱”，辽道宗的“大康钱”、“大安钱”说事，即以这些钱的实物证明辽钱漏铸、错范、平夷等技术问题比比皆是，质量低劣。进而以此论证契丹族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认人纳闷的是这些专家无一人拿上三朝以外的小平钱作证物，更无一人拿折二以上大钱或非年号钱去说明契丹钱的质量。难道说明一个朝代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仅以占年号钱一部分的小平钱里不足5~10％（据万枚实物推测的最大比例）的存在技术问题的钱作为证据，是不是有些以偏概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不管这些专家动机何在，这样做确实让知情者心不服意难抒。 笔者亲自过手过数万枚契丹钱，漏铸、错范、平夷等问题在小平钱和用于流通的非年号钱中确实存在，但也确确实实仅占并不影响大局的很小一部分。这些钱币学家为什么不拿折二以上大钱或非年号钱去说明契丹钱的质量。原因只有一个，即这些权威们不懂不了解折二以上大钱或非年号钱，更多的是他们根本没见过真的折二以上大钱或非年号钱。他们的所谓钱币知识都是纸上谈兵的书本知识，而且是老掉牙的书本知识。难怪某位老先生竟敢瞪着眼说：“传世最早契丹自铸之钱，可信者当推天禄通宝，其时已迟到世宗。”、“这些钱都是小平，未有大钱发现，文字都在似隶似楷之间，拙而不秀，铸工极粗，背多歪斜。”（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第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第1版）这样极其片面，极其错误的观点竟大量出现在国家文物局主持编写的教材中，可想而知其恶劣影响毒害了多少人。 为什么用于流通的契丹小平年号钱与非年号钱会存在这么多质量问题呢？而很少用于流通的折二以上大钱和非年号钱为什么质量相对较高，甚至大部分制做精细，美仑美奂呢？症结的核心在于，契丹历代统治者在萨满教“万物皆神”宗教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货币思想与世人所公认的货币思想相差甚大。公认的货币思想认为钱币就是物资交换的媒介，钱币所有的功能都是在此基础上生成。而契丹历代皇帝都把钱币视作“如朕亲临”的“圣物”和传达朝廷动态的“王信”。把物资交换的媒介功能降低到政治功能以下。并在货币政策方面与铸币实践中予以保证和强化。概括起来，其做法有三： 一、坚持和强化“钱帛兼行”货币政策。长期在境内推行布帛、牛羊等实物货币为主币，金属铸币为辅币的政策。契丹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晚也是最后废除布帛币的朝代。时间已迟至大康七年（1081年）十一月辛亥。 二、宁肯把钱币铸造机构的绝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到翻铸周边国家和前朝钱币中，在国内让翻铸的和输进的外国钱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也不扩大自己国家行用流通钱币的铸造数量。景宗朝设铸钱院，年铸钱（应为铸行用钱）仅500贯。 三、长期不把年号钱投入流通，直到建国近八十年的乾亨四年，因市面已很难见到契丹行用钱“千秋万岁”钱（人们多把其当作圣物收藏，每年续铸的500贯投入市场，就象在沙滩上泼瓢水立即消失），才把原来主要用作祭祀、赏赐的小平年号钱投入流通。 契丹皇帝这种片面重视钱币政治宣教功能，忽视钱币物资交易媒介功能的货币思想与做法，造成了契丹金属铸币的畸形发展，使非行用钱的铸造越发得精致厚重浑然大气，而使行用钱的质量急速下降。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市场对契丹行用钱需求的增加，周边国家和前朝钱输入与翻铸量的减少，自道宗咸雍末年不得不急速增加流通用小平年号钱的铸造量，到大康七年布帛彻底退出流通领域后，流通用小平年号钱的需求成几十倍的突然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往日清闲惯了的铸钱机构没被压垮已是奇迹，能完成铸钱任务已属不易，产品质量有些问题也就不成其问题了。因为小平钱在交易中是论个计算的，人们并不计较它铸造的优劣钱文的是否清晰。所以，流通行用钱中小平钱质量最差，小平钱中大康钱，大安钱最差。 当然，除了契丹皇帝铸币思想对铸币质量的影响外，铸钱机构对流通钱铸造疏于严格管理，技术工艺未能严格要求也有一定关系。但根子仍在契丹皇帝铸币思想中对钱币经济功能的轻视这一关键问题上。 契丹翻砂铸钱技术及工艺均来自大唐王朝 契丹翻砂铸钱技术及工艺来自何方？以前只是从理论从感性上认为是来自大唐王朝。苦恼的是既没文字记载，也无实物证明。自从获藏到这批契丹钱树，心里就萌发了这样一个梦想：哪一天获得一批唐代钱树，用其与我的契丹钱树做一番比对，相信结果一定会对我的契丹研究注入新的动力。似乎我的诚心感动了苍天，几天前一位泉友竟从千里之外给我寄来了一份唐“得壹元宝”钱钱树的资料，使前几天还在说：“唐及唐以前翻砂铸造的钱树，尚未见有出土记载，”不敢肯定唐朝铸钱钱树枝型与契丹钱树枝型是否相近或相同的我。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宣称，契丹钱树枝型与唐代中晚期铸钱钱树枝型大体相同，事实说明契丹铸钱工艺及技术均来自大唐王朝。此批钱树确为继承唐朝铸钱技术的契丹所铸。 江苏省昆山市的施向东先生，用特快专递的方式给我寄的，这份张家港钱币学会编辑出版的《张家港钱币》中《“得壹元宝”铸地考》一文的附图“得壹元宝钱树”，是目前己知的、唯一存世的唐代翻砂铸造的钱树，它的枝型与我收藏的契丹铜钱树的一种枝型相同。它的出现证明我获藏这批钱树枝型符合唐及契丹当时铸钱的特征，确系契丹铸造的真钱树勿庸置疑。 这枚仅剩一枚“得壹元宝”钱，并已断成三截的钱树，出土于洛阳附近的一处工地，系由一名河南巩义民工掘得。钱树后为张家港钱币学会理事惠建明先生在洛阳购得。《唐书·食货志》载“史思明占东都，铸'得壹元宝’钱。”这枚“得壹元宝”钱树的出土，证实了“得壹元宝”钱铸地确实在洛阳这一史实的正确。 钱树残高仅剩170毫米，在宽约20毫米的主流道两侧各残留三个长40毫米宽约10毫米的分流道，每个流道顶端应各有一枚钱，现只剩一枚“得壹元宝”钱，穿口未开，外郭边缘有不规则的槽铜，钱径35毫米。 根据钱树残留数据推测，原钱树高应250-260毫米左右，宽约150毫米左右，主流道旁应各有四或五个分流道，每个分流道顶端各有一枚折五型钱，整个钱树应有八或十枚钱。浇注这枚钱树的砂箱规格应为高400毫米，宽250毫米，厚70-80毫米。 “得壹元宝”钱树的枝型与契丹铜钱树十枚钱者形态十分相近，仅大小规格不同。这说明两者铸造工艺相同或相近，制做砂型的技术也相同或相近，两枚钱树产生的年代应相距不远。 事实胜于雄辩。唐代钱树的现身说法，戳穿了“这种树型铸造只见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就淘汰了”的谎言，为契丹钱树的真实无误正了名，提供了坚实确凿的证据。 就“契丹钱树枝型”问题答一位“新浪网友” 有位新浪网友，对笔者的拙文《契丹铸钱工艺及流程考略》所展示的契丹金、银、铜钱树的枝型质疑说：“这种树型铸造只见两汉魏晋，南朝以后就淘汰了”；二、“真品辽钱背后移范的样式不是这样铸造的”。 这位新浪网友提的两个问题很专业，涉及到钱币铸造的很多技术问题，有必要给予回答，否则会给不懂钱币铸造的朋友以误解，下面就这位新浪网友提出的两个问题予以澄清。 一、唐以前没出现翻砂铸造工艺，所以绝不会出现树型翻砂铸造物。这位新浪网友所说的“这种树型铸造只见两汉魏晋，南朝以后就淘汰了”的情况，只能是范铸树型而绝不可能翻砂铸造钱币钱树的树型。翻砂铸造发端于唐朝，唐早期范铸与翻砂铸造并行，这有唐初开元通宝钱范可以证明。唐中期范铸被翻砂铸造替代。范型虽被砂型替代，但操作工艺仍滞后于范铸工艺阶段，钱树树型大小、流道布置仍袭用范铸后期的工艺，并和唐年铸钱额相适应。契丹铸钱技术、工艺都源于唐朝，其铸钱额亦与唐相似，故真翻砂铸造的钱树树型大小、流道布置都与唐相同。唐及唐以前翻砂铸造的钱树，尚未见有出土记载，近年发现的这批契丹翻砂铸造的钱树，应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翻砂铸造的钱树实物。哪位朋友能拿出两汉魏晋翻砂铸造的钱树实物，那他一定会获得国家文物局的“重要文物发现奖”，因为那将把我国翻砂铸造的历史提前半个世纪。 二、关于“移范”的问题，辽小平流通钱背“移范”的现象很多，这不假，但也仅占总钱数1/10左右，并大都集中发生在辽道宗咸雍至寿昌年间的钱币上。并不能代表所有辽钱的面貌。在前面我已说过辽代是翻砂铸造的成长期，很多工艺还不成熟，如面背砂箱的对正固定以及为个砂箱联合浇注的固定问题可能还有缺欠，以至“涨箱”现象频繁发生，导致“移范”钱较多。这是翻砂铸造工艺发展中产生的前进中的问题，到天祚帝时就基本解决了。这位朋友以一个时期一部分钱出现的问题，当作所有辽钱的问题，以偏概全，结论怎么能正确？这批在内蒙古发现的钱树是蒙古人从金内藏库夺来的，而金应是从辽国钱监样本库掠来。能作为样本保存的钱树能选“移范”或有毛病的吗？拿“移范”钱来与样本钱对比，就好比拿个次品与合格品对比，怎么能对得上茬口？样本钱合格品与次品移范钱对比不一样，就说样本钱合格品不真，这岂不是颠倒了是非标准？成了管中窥豹的南风，摸象的瞎子？ 泉痴山人2009-11-24于京东 契丹铁钱铸造情况试考 契丹铁钱铸造发端于何时？目前已发现契丹铁钱情况如何？契丹铁钱大体使用情况和行使地区？契丹铁钱与铜钱的比价及在契丹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影晌？这是本文试图探索大体内容，由于资料和实物的相对匮乏，加之笔者学识的肤浅，恐怕文不达意，难免使众方家失望，故请众专家学者及广大泉友阅后及时纠谬垂教，笔者将不胜感激。 契丹铁钱铸造发端的时间目前还是个谜，但铁冶的开创，大部分学者基本上都同意《辽史》“太祖本纪”和“食货志”的说法：即阿宝机之父撒刺的“始置铁冶”。可是“置铁冶”和“铸铁钱”，还是两码事。会铸造铁器，并不等于铸了铁钱。遍查《辽史》不见契丹铸造铁钱一字一辞的记载。虽“食货志”有言道宗时“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以防私铸”的话，只说明当时有拿铁私铸钱现象，可没说朝廷是否在铸造铁钱。多亏在《宋史·食货志》中有一条“庆历间（当辽兴宗时），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的话，才夯实了契丹确实铸有铁钱的文献基础。 出土铁钱实物则揭示了契丹铁钱目前已知的最早铸造时间。2006年通辽市在出土的一罐契丹铜钱中偶然发现了一枚“通行泉货”小平型铁钱。“通行泉货”是遥辇汗国耶澜可汗屈戌在位期间842-860年时所铸。八十年代以前的钱币学家和《辽史》编纂者把这一史实记到了阿宝机之父、当时任汗国夷离堇（汗国軍事长官）撒刺的头上。犯了一个颠倒君臣的过失，歪曲了遥辇汗国的历史。是谁所铸？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但这枚“通行泉货”小平型铁钱的发现，说明至迟在842-860年期间，契丹已铸造出铁钱。 契丹铁钱一直是零星出土与发现，稍大规模出土只知道有两次：一次为本世纪初在四川名山县修建成雅高速公路的工地发现宋代铁钱埋藏，一次发现契丹铁钱五种多枚和数量较多的五代铁钱多种；一次为今年（2009年）夏七月，在辽宁省某地区发现的一大罐近千枚契丹铁钱，目前正在清点核查之中，据透露品种至少有二十多种之多。 已公之于众（今年辽宁发观铁钱因未公布暂不计）的契丹铁钱，年号钱有：“天禄通宝”折五钱，“保宁通宝”折十钱，“统和元宝”小平钱，“重煕通宝”小平钱，“清宁元宝”小平钱，“大安元宝”小平钱，“保大元宝”折二型钱、折五型钱。非年号钱：“通行泉货”小平型钱，“丹贴巡宝”小平型钱，“百贴大吉”当百型钱，“天朝万岁”当十型钱，“千秋万岁”折三型钱，“大辽元宝”折三型钱。非行用钱：“天子乘龙背十二生肖”钱，“福德长寿背火金水木”钱。相信辽宁罐装铁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品种，让我们眼界大开耳目一新。 值得钱币界探讨的是契丹仿铸翻铸的前朝：汉、南北朝、隋唐、以及五代、日本、高丽、宋、西夏的大量铁钱。契丹翻铸的铁钱如今和原铸国钱已很难分辨，只有通过专业人员和仪器对材质各种元素的含量进行比较测定才可区别。重要的需要钱币界关注的是契丹仿铸的有的已具有契丹风格，有的已和原属国区别明显，有的在形制、文字、背饰已经变异的铁钱，如：铁五铢，铁货布，铁开元通宝，铁乾元重宝；铁永安、铁顺天元宝，铁应天元宝背万、光背，铁应天通宝。铁永平元宝，铁天策府宝，铁乾封泉宝，铁永隆通宝。铁大齐元宝折二，铁唐国通宝，铁永通泉货。铁应运元宝，铁应运通宝，铁应感通宝，铁康定元宝。铁天盛元宝，铁乾祐元宝等等。 契丹自铸仿铸翻铸铁钱，除非行用钱和统和以前早期行用钱是为弥补铜行用钱不足和祭祀使用外，小平年号钱和异国钱都是特为宋铁钱行用区及套购宋铜钱而铸，基本不在国内使用。这是契丹货币制度及货币政策自然形成，而并非契丹皇帝不想在国内推行铁钱。契丹国内货币经济生活中占主导方式的特殊的集团式采购和实物、布帛、金、银、铜钱综合行用的政策，没有给价值过于细小的铁钱（当时市价约为：一枚铜钱值十枚铁钱，一枚银钱值百枚铁钱，一枚金钱值千枚铁钱，一两银子值一万枚铁钱。）留下生存的空间，故谁想推行也没用。用不上，自然就自消自灭了。 契丹铁钱在国内经济生活中没什么重大影响，但它在和宋贸易中却换回了契丹国内急需的铜钱，缓和了经济发展时对铜钱的日益剧增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一点上看，契丹铁钱在契丹史上亦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契丹铁钱特殊的使用范围使它在契丹境内珍罕少见，枚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故它们的收藏价值，研究价值都比原来所谓的下八品都高。希望契丹钱币收藏者、爱好者千万不要轻视忽视契丹铁钱这一珍贵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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