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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时期的赏石文化（公元581-907）
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而立隋，历三代37年而亡。这一时期的赏石文化，主要体现在皇家御苑之中。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建唐，至907年凡290年，开启了中国赏石文化的兴盛时代。
“中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代的赏石文化资料甚丰，主要来源于中晚唐。唐代前期，由于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等人的文韬武略，展现出一派大唐盛世的景象。“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以至军阀刺杀宰相，宦官把持朝政。“甘露寺之变”，宦官处死朝官千余人，文宗也被幽禁而死。文人朝臣纷纷避祸，“隐”与“仕”成为纠葛的难题。由白居易首创的“中隐”思想，使两者兼具，逐渐为士人普遍推崇。
晋王康《反招隐诗》有句：“小隐隐陵薮（山岭湖泽），大隐隐朝市。”古来本无“中隐”思想。白居易《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比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做即不问事又取俸禄的闲官。唐女皇武则天即位后迁都洛阳，中宗李显复辟迁回长安，至此大唐两都制贯穿全唐。东都洛阳保留着朝廷全套官员，平时却不用分管事务，又可认规避祸端，而且俸禄照发。于是文人官员争往东都任“留司官”。二是“中隐隐于园”。园林是在城市“中隐”的憩所，文人士大夫甚至亲自参与园林规划设计。在这种社会风尚影响下，士人私家园林兴盛起来。据史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东都者，号千有余所。”中晚唐东都造园更是难以数计。造园模拟山水，所需奇石甚巨，加以文人吟咏其间，赏石文化空前繁荣起来。
“山池院”与赏石
唐朝首都长安的街区称“坊”，东都洛阳的街区称“里”。唐太平公主园林“山池院”在长安兴道坊宅畔。诗人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对园中叠石为山的形态以及山水配景，都有细致描写：“其为状也，攒怪石而嵚崟。其为异也，含清气而萧瑟。列海岸而争耸，分水亭而对出。其东则峰崖刻划，洞穴萦回。乍若风飘雨洒兮移郁岛，又似波浪息兮见蓬莱。图万里于积石，匿千岭于天台。”这是长安皇族园林的奢华，奇石叠山的规模如此宏大。
“归仁里”与赏石
东都洛阳有伊、洛二水穿城而过，终为“东都留守”的宰相牛僧孺，于东城引活水为滩景，造“归仁里”宅园。白居易《题牛相公归仁里新宅成小滩》诗：“平生见流水，见此转流连；况比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与君三伏月，满耳作潺湲。”白居易评说“归仁里”宅园：“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牛僧孺的园林，体现出文人祟尚的清幽风格。
“集贤里”与赏石
宰相裴度为中晚唐四朝重臣。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被节度史李师道派刺客刺成重伤，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裴度带伤平藩，为稳定时局起到巨大作用。裴度晚年也为“东都留守”，于洛阳建“集贤里”宅园，《旧唐书.裴度传》记其事：“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白居易曾和裴度集贤林亭诗：“因下张沼沚，依高筑阶基。嵩峰见数片，伊水分一支。……幽泉镜泓澄，怪石山欹危。”“集贤里”园林里的峰石与怪石，也是各具形态。《旧唐书.裴度传》又载：裴度“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文中还记载裴度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在“午桥别墅”饮洒赋诗，吟咏奇石自乐的场景。
“履道里”与赏石
《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长庆四年（824），白居易自杭州刺史任满回到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履道里”宅园位于里之西北隅，洛水流经此处，是城内“风土水木”最胜之地。白居易为这座宅园写下《池上篇》韵文，序文中描绘此园：宅园共占地17亩，其中“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白居易“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早先，杨某赠与他三块方整、平滑、可认坐卧的青石，……这些石头全都安置在园内。“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曲未尽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白居易人称白神仙，奇石相对，醉卧青石，仙乐萦绕，确有仙风道骨的神韵。
“平泉庄”与赏石
宰相李德裕，封卫国公，士族世家。在洛阳城南三十里，靠近龙门伊阙建“平泉山庄”。他在《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说：“又得名花珍木奇石，列于庭除。平生素怀，于此足矣。……鬻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士也。”真为爱石之人也。康骈《剧谈录》记载“平泉山庄”：“有平石，以手磨之，皆隐隐现云霞、龙凤、草树之形。”看来应是吉祥图画石。李德裕还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记录了庄中部分石头的种类和名称：“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台岭、八公之怪石，巫峡之严湍，琅玡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侧；仙人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据说，李德裕“平泉山庄”藏石何止数千方，从以上所列品种和名称来看，已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文人园林与赏石
唐代山水文学发达，晚唐政治的动荡，促进了文人园林兴起，赏石文化也随之繁盛。柳宗元贬永州修造园林，有《钴鉧谭西小丘记》说：整休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将园林意境分成两大类：“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把开阔旷远与清幽深邃的意境展现出来。柳宗元总结出“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天人合一”的造园原理。柳宗元“以文造园”的思想，对园林及赏石文化的发展，都是宝贵的财富。
中晚唐的白居易、柳宗元、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等人，都是一代士子的精英，又是文人官僚的代表。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力交瘁，却又在园林的泉壑美石中得到精神慰藉和寄托。这些文人将园中奇石视为珍宝，将赏石划出类别、分出等级、述其形态、探其意境，己是一批赏石鉴赏家。李德裕和刘僧孺家道败落后，园中奇石散出，凡刻有李、牛两家标记的石头，都是洛阳人的抢手物。从中可见文人赏石的深远影响。
唐代赏石的状态
唐代赏石文化资料分为两大类：一是形象资料，包括绘画和出土实物。二是文献资料，包括诗文、史书记载和札记等。上海博物馆藏有晚唐孙位的《高逸图》，据考证为《竹林七贤图》残卷，此画中作者勾勒出两方不同形态的奇石。右面一石呈斜向肌理，上小下大，皱褶、沟壑、孔洞遍佈。左边奇石整体饱满、通体洞穴、宛转变化。两石皆配以植物，如高士般坐置地面，与席地而坐的竹林诸贤相映成趣。由于历史的久远，唐代形象资存世甚少，而文献资料却异常非富，这也是研究当代赏石文化的重要基础。
唐·孙位《高逸图》
体量
唐代赏石以园林石为主，体量多为大中型，虽有小形石记载，但为数极少，也鲜有置石于室内的记载。如白居易《太湖石记》：“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太湖石》：“才高八九天，势若千万寻。”后人记李德裕礼星石：“纵广一丈，厚尺余。”
品种
唐代赏石品种主要是太湖石。牛僧孺因藏石曾说：“石有族聚，太湖为甲。”时人评说：“唐牛奇章嗜石，石分四品，居甲乙者具太湖石也。”白居易《双石》：“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吴融《太湖石歌》：“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刘禹锡《和牛相公》：《垂钩入空隙，隔浪动晶荧。》姚合《买太湖石》：“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这些诗句，说明唐代所赏的太湖石，大都指洞庭山附近太湖中生成的水生石。此外，浮磬（灵璧）石、昆石、罗浮石、天竺石、泰山石、石笋石等观赏石种，常见有赏咏记载，却都不是唐代赏石的主要品种。
形态
唐代的赏石审美，尊崇石头表面自然的孔洞、褶皱、纹理等形态。白居易《太湖石》：“风气通岩穴”、牛僧孺《李苏州遗太湖石》：“透穴洞太湖”、李咸用《石板歌》：“龙泉切璞青皮邹”、刘昭禹《石笋》：“形瘦浪冲余”、白居易《双石》：“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中国古典赏石审美中的“瘦”、“皱”、“透”、“怪”、“丑”等说法，在这里己经齐备。唐代赏石除山形外，动物、人物、规整、抽象等形态的奇石也经常出现，展现出唐代赏石文化的丰富多彩。
唐代赏石的文化内涵
白居易《太湖石记》说：《百仭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园林奇石是缩微的山水，居园林而游赏山岳，是最“适意”的事。李德裕《题罗浮石》诗：“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平泉山庄”中的奇石就是名山大川的移植，群峰众山美不胜收。这也是六朝以来优悠山水的文化传承。
“君子比德于玉”是中国人格取向的标榜。李德裕《题奇石》：“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白居易《太湖石》：“轻敲碎玉鸣”，李勋《泗滨得石磬》：“出水见真质，在悬含玉音。”都是以玉比石，喻君子品德。文人还经常以石直接比喻高尚的人格。李德裕《海上石笋》：“忽逢海峤石，稍慰平生意。何以慰我心，亭亭孤且直。”王贞白《太湖石》“一片至坚操，那忧岁月侵”。《题庭中太湖石》：“岁寒终不变，堪比古人心。”颂读以石喻徳诗文，从中能够感到凛然正气、君子高徳、文人风骨，依然是六朝遗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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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居易的赏石风范
中国赏石文化至晚唐资料渐丰，论者藏家辈出，白居易则为其中佼佼者。
白居易（772-846年）以诗名盛。唐元和十一年（816年），白居易贬江州（今九江），从翰林学士降至江州司马。愤而作《琵琶引》长诗，发出与倡女“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从此萌生归隐之心。元和十二年（817年），白居易在庐山建成草堂，并在石上题诗：“倦鸟得茂树，涸鱼返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白居易以陶渊明“鸟倦飞而知还”和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的典故，表达了皈依自然的情愫。
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任上，写有《东坡种花》诗：“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260年后，宋代大文豪苏轼贬黄州，在东门外开荒种田，因仰慕白居易“忠东坡”，将垦地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并建草堂名“雪堂”。白香山贬江州和苏东坡贬黄州时年都为45岁，且皆筑有草堂，而“黄东坡”源自“忠东坡”。唐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留有“白公堤”。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在杭州知府任上留下“苏公堤”。唐、宋文坛两位巨擘成就一段文苑奇缘。
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从杭州迁洛阳，有《洛下卜居》诗：“三年典郡归，所得非金帛。天竺石两片，华亭鹤一只”、“下担拂云根，开笼展霜翮。贞姿不可杂，高性宜其适。”杭州刺史三年，两袖清风，只得石两片、鹤一只携归洛阳，实乃主人坚贞、高洁品德的象征。
宝历二年（826年），白居易刺苏州得石两片，作《双石》诗曰：“苍茫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洼樽酌未空，玉山颓已久。”“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白居易认为，即“怪”又“丑”的两片奇石，虽不能实用，却是欣赏的佳品。一石高数尺，琴倚其上，一石有洼坑可容酒一斗。石洼中樽酒尚未饮尽，诗人却已醉倒。抚琴饮酒与石相伴，岂不快哉。白居易诗：“回头问双石，……许我为三友。”与李白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白乐天如此洒脱空灵，真性情中人也。
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居洛阳，有《太湖石》诗：“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云片，截断碧云根。风气通岩穴，苔文护洞门。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笔下太湖石色如云雾缭绕的秋景，石肤因万古流水冲刷而圆润，形态挺拔峭峻，孔洞剔透，有如华山奇峰，咫尺千里之势。白居易另有《太湖石》咏：“远望老嵯峨，近观怪嵚崟”。“形质冠今古，气色通晴阴。”“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欣赏着气势高耸，形质冠古今的美石，感念上苍造化与恩典。
白居易根据赏石心得，归纳出《爱石十德》：“养性延容颜，助眼除睡眠，澄心无秽恶，草木知春秋，不远有眺望，不行入洞窟，不寻见海埔，迎夏有纳凉，延年无朽损，昇之无恶业。”赏石进入崇高道德境界，这是古今中国文人赏石的独特风范。
大和三年（829年），58岁的白居易从此退隐大唐东都洛阳，直至仙逝。大和五年（831年），白居易在洛阳香山重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俨然佛门老僧，时人敬称“白神仙”。大和九年（835年），白居易有《磐石铭》：“客从山中来，遗我磐石。圆润腻滑，广袤六尺。”“置之竹下，风扫露滴。坐待禅僧，眠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便是白家，夏天床席。”这醉眠之石与陶靖节醉卧之石如出一辙，真有仙风道骨之神韵。
会昌三年（841年），白居易作《太湖石记》：“古之达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赏石自是有道高士精神之寄托也。《太湖石记》又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缕蔟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白居易此时已垂垂老矣，赏石已将老人融入自然之中。择清奇石为挚友，驾华亭鹤而西行，正是香山居士梦寐的归宿。
（二）白居易与庐山草堂
大唐帝国（618-907）经过“安史之乱”后盛况不在。中唐以后形成军阀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局面。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六月初三凌晨，淄青平卢节度史李师道派刺客，刺死用兵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朝野震动。时任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772-846）不顾个人安危,当天就上书言事,力主捕凶雪耻。不料却遭到权贵诬陷,贬为江州（今九江）刺史，即刻离京，后又追诏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赴任途中乘舟夜泊,读到好友元稹重病中写就的《闻乐天左降江州》诗：“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白居易读罢潸然泪下，写下《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愁苦之情跃然纸上。
元和十一年（816）深秋夜，瘦马长衫的白居易到浔阳江湓浦口送客，听到江舟中有琵琶声声，弹到动情处“别有幽愁暗恨生”，触动伤心司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写下千古绝唱《琵琶行》。唐人为纪念白居易，在江边建有《琵琶亭》，清代毁于兵火,现在的《琵琶亭》为后来重建。
元和十二年（817）四月初八，白居易与好友十七人登庐山游大林寺。山麓桃花早已开尽，此处桃花却正盛妆绽放，惊喜之余口占绝句《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自此以后这里被称为“白司马花径”，白居易亲笔写下“花径”两字,命人刻制为碑。这珍贵的题刻日久淹沒，1929年被石工挖出，转年被隐居大林寺的学者李拙翁发现,考证为白居易手笔。现在古字、古迹犹存,供人凭吊。
离“花径”咫尺之遥的白莲池边，就是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元和十一年（816）秋，白居易游览至此,十分喜爱,遂绝意营造草堂隐居。翌年三月草堂落成。四月，白居易与朋友二十二人斋具，有美文《草堂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乐天即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草堂记》洋洋洒洒千文，后人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谢灵运的《山居赋》、白居易《草堂记》，同誉为中国古代自然园林文学的代表。
唐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朝庭诏贬谪四载的白居易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文书稿交付东林寺长老、请长老照看庐山草堂，并留下《别草堂三绝句》，其中说：“三间茅舍向南开，一带山泉绕舍来。山色泉声莫惘怅，三年官满却归来。”长庆二年（822），穆宗诏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赴任途中过江州，白居易登庐山重回草堂，将房屋打扫干净过夜，又依依不舍匆匆离去。时有《重过江州，题别遗爱草堂》：“五年方暂至，一宿又须回。纵未长归得，犹胜不到来。”宣宗会昌六年（846），隐居洛阳履道里老宅的白香山已垂垂老矣，常柱杖南望，吟出《寄题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侣》：“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虽在鬓如丝；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庐山草堂”是白司马承载生命的江舟；是悠然轻唤的远山；是山水相依的胜绝；是历久绵长的梦境……
（三）牛僧孺的奇章与奇石
牛僧孺（779-848），唐穆宗、文宗时宰相，曾封奇章郡公，以晚唐牛李朋党之争著名。党争历经六朝，先后凡四十年，冠绝今古。
唐文宗大和六年（832），牛僧孺因故上表请罢相。同年外放淮南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后，宦官专权，南衙与北司势同水火。牛僧孺屡次上表朝廷“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开成二年（837），在淮南任职六年的牛僧孺判任东都留守，方遂积年之愿。
大唐东都即为洛阳，白居易先于牛僧孺隐居至此。牛僧孺有诗道：“惟羡东都白居士，年年香积问禅师”。牛僧孺东都就任后，于东城归仁里置筑宅第，将其在淮南任上搜求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又在城南修造别墅，广纳奇石。牛僧孺部属，多有镇守江南者，奇峰异石纷至沓来，一时蔚为大观。
牛僧孺经常与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往来唱和。恰逢部属李苏州送来太湖石，奇状绝伦。牛僧孺有诗赞曰：“胚浑何时结，嵌空此日成。掀蹲龙虎斗，挟怪鬼神惊。带雨新水静，轻敲碎玉鸣。……池塘初展见，金玉自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以石为友，拜石为兄，较米颠拜石，尚早二百余年。刘禹锡和诗：“拂拭鱼鳞见，铿锵玉韵聆。烟波含宿润，苔藓助新青。……有获人争贺，欢谣众共听。一世惊阅宝，千里远扬舲”。奇石形态美、韵如玉，众人争睹,声名远播。白居易奉和：“错落复崔嵬，苍然玉一堆。峰骈仙掌出，罅坼剑门开。峭顶高危矣，盘根下壮哉。……共嗟无分，虚管太湖来”。白居易和刘禹锡都曾任苏州刺史，辖区所产精美太湖石，却为牛僧孺所得，皆叹无此缘分。
牛僧孺博学多闻，曾撰写大量传奇之文，集名《玄怪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其评价颇高，可见牛僧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重大。奇章公在东都洛阳潜心诗文、专注奇石、好仙慕道。与时人敬称“白神仙”的香山居士饮酒、赏石，“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武宗会昌三年（843），白居易作《太湖石记》，对奇章公在洛阳嗜石笃深挚情，作了精彩诠释：奇章公“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 ……游息之时，与石为伍”。满园的奇石，是奇章公的至爱。“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丘仙云者；有端严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者……”。奇石形态变幻不胜枚举。“又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不知精意有所召也，将尤物有所归也”。奇章公的精诚感动了顽石，纷纷前来寻找归宿，这就是石缘吧。“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阴，曰牛氏石”。奇章公石，按大小分四等，按品相分三级，这与今日评石规则颇为相似。“噫！是石也，百千载后，散在天壤之内，转徙隐见，谁复知之”？这些石头啊，后世不知流落何处，使人陡生无尽的感慨。
宣宗大中二年（848），奇章公于东都城南别墅溘然仙逝。时有托名牛僧孺著《周秦行记》书，记叙牛僧孺在洛阳鸣皋山，夜遇前朝诸美姬，被邀赋诗：“尽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世东坡亦有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奇章公在天宫依然惆怅，那些美妙的奇石精灵，不知魂归何处、相期几许。
（四）李德裕的平泉庄与奇石
李德裕（787-850），唐文宗、武宗时宰相。晚唐牛李党争的世族领袖，以器业自负。素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传》。著述甚丰，诗文独具风采。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始，李德裕为相六载。其间内制宦官，外定幽燕、击回纥、平泽潞、震南昭，功勋卓著，封卫国公。被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卫公有《长安秋夜》诗：“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首辅在朝堂，集军机政务于一身，淡定从容，襟抱非凡。
卫公于宰相任内，在洛阳南郊龙门山大兴土木，修建平泉山庄。宋《渔阳公石谱》记载：“广采天下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卫公将大批的泰山石、灵璧石、太湖石、巫山石、罗浮石等，配以珍木异卉、湖溪流水，精心构筑成名山大川。平泉山庄的造园技巧已有很高的水准。卫公在《题罗浮石》诗中说：“清景持芳菊，凉天依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卫公对平泉山庄幽深雄浑的景观颇为自信。园中的每方奇石都镌刻“有道”二字，以示“此中真意”。醒酒石是卫公的至爱。明林有麟《素园石谱》记述：卫公“醉即踞卧其上，一时清爽”。并在醒酒石上刻诗云：“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块然天地间，自是孤生者”。卫公曾遗言后人：“凡将藏石与他人者，非吾子孙”。冀望爱石永伴平泉。
宣宗大中元年（847），卫公罢相，出荆南（今湖北）节度使。不久改任东都留守。卫公与家人在平泉山庄，渡过了最后的短暂但温馨的时光。旋即被贬为潮州（今广东）司马。卫公有《离平原马上作》诗：“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自知此去岭南，绝无生还之望，仍然气概不减当年。
大中二年（848）,卫公再贬崖州（海南琼山）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宋王谠《唐语林》说“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哽。题诗云：‘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正是：壮志未酬谪愈远，长使卫公泪沾襟。《鸳鸯篇》有叹：“洛阳儿女在青阁，二月罗衣轻更薄。……愿作鸳鸯被，长覆有情人”。《夏晚有怀平泉林居》感念：“愀然何所念，念我龙门坞。……稚子候我归，衡门独延伫”。五尺男儿，此时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诗：“我有爱山心，如饥复如渴。出谷一年余，常疑十年别。……昼夜百刻中，愁肠几回绝”。《张公超谷中石》句：“自予去幽谷，谁人袭芳杜。空留古苔石，对我岩中树”。《寄龙门僧》：“清景出东山，闲来玩松石，应怜林壑主，远作沧溟客”。平泉山庄的嘉木美石，时刻萦绕在卫公脑际，而平泉山庄的主人，已远在阴阳界上。
大中四年（850），六十三岁的一代名相卫国公，带着他对为之操劳的大唐帝国的沉郁悲怆，带着他对亲手建筑的平泉山庄的魂牵梦萦，沧然逝去。而卫公为之匡扶的残唐大厦，也于五十余年后轰然坍塌。历史走进五代十国时期，平泉山庄也为丹阳王守节所得。整修园林时，竟掘出奇巧美石数千方，醒酒石也在其中。北宋哲宗时，醒酒石被征入宫中，安放在筑月台。徽宗置醒酒石于宣和殿。钦宗朝“靖康之难”，醒酒石追随卫公而去，不知所终。
（五）山水奇石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市）望族。唐永贞元年（805）正月，体弱多病的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朝廷形成以“二王、刘、柳”（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首的“永贞革新”集团，掌控大权。八月，唐宪宗李纯登基，由于“永贞革新”派曾排斥李纯，由此埋下祸根。宪宗登基第三天，就开始清理革新派人士，二王被贬杀而死，刘、柳等八人被贬为边远地区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新唐书·宪宗记》载，宪宗登基大赦诏书云：“……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与宪宗帝李纯系上死结，柳宗元等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三十三岁的柳宗元被远贬为“永州（湖南）司马员外置正同员”其实“俟罪非真吏”。“永贞革新”的失败，断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程，却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柳宗元与韩愈一起被誉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并称“韩柳”，占有唐宋八大家唐朝仅有两席。其代表作即为“永州八记”。柳宗元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说：“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这是柳宗元最早描写象形奇石神态的文字。“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柳宗元在感叹景胜但“货而不售”的同时，表达了自己怀才不得济世的悲愤。最终柳宗元以四百钱买下钴鉧潭和小丘。“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经过一番修整，建成了一座美丽的园林。柳宗元在永州共建了六处园林景观，并将园林意境分为两大类：“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旷”为旷境，指开阔旷远的景观意境，这里包含“借景”的理念。“奥”为奥境，指清幽深邃的景观意境。柳宗元总结概括了园林的建造原理“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造园要合理使用人力和物力，因地制宜，保持景观的天然真趣。柳宗元美妙的散文和“以文造园”的思想，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元和十年，在宰相韦贯之和御史中丞裴度的斡旋下，朝廷召回柳宗元、刘禹锡等五司马。二月，被贬十年的柳宗元行至长安东郊，当年出京饯别的灞桥，无限感慨地写下《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当时的柳宗元满怀希望。正值春日，回京诸子相约同去玄都观赏花，刘禹锡即兴写下《……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被人抓住把柄，宪宗下诏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后改为连州刺史，即刻出京，不得停留。
三月，返京的诸子都被赶出京都。刘柳结伴同行，至湘江衡阳，到了分手的时候了。柳宗元挥笔写下《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行行便濯缨。”两位好友洒泪而别。
六月，经历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柳宗元一行终于到达柳州。随即登城远眺，写下《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其它四刺史贬地）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万死投荒”的柳宗元知道归期无望。据《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柳州“天宝领县五，户二千二百三十二，口一万一千五百五十。”此为唐玄宗天宝盛世户籍。元和十年距前已有70余年，中唐国势衰微，户籍滋耗，口已不及万。加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
柳宗元非常重视柳州的文化传播。八月着手修葺破败的孔庙，十月“完旧一新”，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一文，并在柳州兴办学堂，亲自讲学。作为大文学家，柳宗元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他将中原先进文化传播到柳州，为柳州的文明奠定了基础。明人归有光在《寿柳州计先生序》中说：“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显，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韩愈《刘子厚墓志铭》称：“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与柳宗元，形成了大唐古文运动的南北中心，柳宗元贬柳州而使柳州成为学子向往的地方，柳州人有福了。
继“永州八记”，柳宗元又有“柳州四记”。其《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记》尤为可观：“古之州治，在浔水（柳江）南山石间，……浔水因是北而东，尽大壁下。其壁曰龙壁。其下多秀石，可砚。”柳宗元在龙壁崖下取石制成琴荐和“柳砚”。柳宗元将琴荐送给淮南节度使卫次公，并有《与卫淮南石琴荐启》文：“叠石琴荐一，出当龙壁滩下，右件琴荐，躬往采获，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柳宗元将“柳砚”送给连州刺史刘禹锡，刘禹锡有《谢子厚寄叠石砚》诗：“当年同砚席，寄此感离群。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翠云。”这也是柳宗元在柳州的赏石佳话。“又西曰仙弈之山（马鞍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钟乳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莲蓬）。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写钟乳石形态各异，使人如临其境。
正式提出“唐宋八大家”概念的明代评论家茅坤，在评《游黄溪记》中说：“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柳宗元与柳州山水有缘矣。明张岱《琅嬛文集》中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明袁宏道）。”为中肯之说。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住所，终年尚不足47岁。次年归葬长安万年县栖凤祖茔。越年，柳州人建罗池庙纪念柳宗元。北宋崇宁三年（1104），徽宗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罗池庙改称为柳侯祠。
大和二年（828）春，由于宰相裴度的荐举，刘禹锡被调回朝廷。回到长安的刘禹锡，立刻前往14年前赋诗遭贬谪的玄都观，写下《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被贬谪20多年，已经56岁的“刘郎”，如今又回来了。
大和八年（834）以后，柳宗元生前好友裴度、刘禹锡、牛僧孺、白居易等人，先后奏请为东都留守，在洛阳造园“中隐”。好友相聚，操琴饮酒，吟咏山水奇石，独不见子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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