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忠不是绝对服从君主

儒家的忠不是绝对服从君主
又见对儒家无知而胡说八道的。“儒家文化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为它完全服务与统治者，讲究等级尊卑贵贱，特别提倡忠君，它毁灭人性，颠倒黑白，认为君主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奴化再奴化，使得中华大地除了皇帝是人，其他人都是奴才。这就叫阉割，以至于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
忠孝在先儒那里不同，孝更受重视，忠是更加有条件的。你看过忠经吗？忠不只是臣的德目，君也要事天地忠社稷。
这首先要知道，儒家忠这个德目不是对外在对象的忠，首先是忠恕之忠，首先是自己的那颗心要中正。那么，必然君主也要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然后，君主也有忠的外发也就当然有个对象，就是事天地忠社稷。“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恰恰相反，儒家大师不是要求人无条件为统治者服务，而是要求君主为民服务。古代的执政为民哪！而儒者以道立身，具有一种基于道德独立性独立人格。而现代所谓独立人格，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有天道根基吗？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强调要乐道忘势。荀子则说从道不从君。先秦儒家先圣的思想是一贯的，是有天道根基的，也是有条件的。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不能歪曲成儒家只讲忠君为统治者服务。
父有过，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君有过，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据说日本的武士道则是反对这种儒家思想，认为绝对尽忠才是为臣的本分。
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颜之推发展了儒家先师的思想，发展了道德条目的相对待的一面，也就是条件性。而且，这句话似乎还包含这主导一方的道德的先行性主导性。
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
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
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朱子注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违，则忠言不至于耳。君日骄而臣日谄，未有不丧邦者也。”
易经说：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明儒家不反对革命，那如何能说儒家完全为统治者服务？儒家完全是为人民服务嘛！
孔子的道德要求一直是针对强者和在

上者的。《孔子家语·王言解》中有这样一段：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　这大概也是颜之推“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先师根源。有孔子为表率嘛！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易位，另立新君，这是孟子明确提出换君主。
“三纲”一词，出自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义》；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出于《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所引之汉代纬书《含文嘉》，与孔子无关。“三纲”中包含的一方主宰、一方单向服从的奴隶道德，则来自法家的韩非。《韩非子·忠孝》篇云：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　这里，法家把 “事”与“顺逆”联系了起来，这个“事”就有了顺从、臣服的含义。而且，韩非的“事”与孔子的“事”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孔子的“事”，前提是“礼”，而韩非的“事”，前提是“势”：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韩非子·备内）　简言之，韩非等法家的“事”（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与孔子的“事”，有三大区别：第一，孔子以“礼”为前提，韩非以“势”为倚仗。“礼”为双方的约束，也是双方的保障；而“势”则为君父把持，是臣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二，孔子讲平等，讲相辅相成；韩非讲压服，讲一方钳制。第三，以“礼”为前提的关系，是有条件的关系，可以解除；以“势”为倚仗的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不可解除。　
上面这一段是某学者为儒家三纲的解说。但我觉得还有不到位。因为纲是主导，是阳的主导的一面，阳先举阴后交。我前面说颜之推那一段包含这主导一方的道德的先行性、主导性，也提到孔子道德要求一直是针对强者和在上者的。那么，我们理解三纲就不能但从政治伦理上的主从角度理解，还要注意纲的表率性和主导性，为纲者的角色是更难的。所以，毛主席不是先让自己的儿子去参加抗美援朝吗？这就是纲的表率性主导性。
对儒家的忠不了解，切莫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