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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钱币背饰的星月纹谈契丹的日月崇拜 日月崇拜在中华民族的信仰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于塑造民众的社会和文化心理产生过重大影响。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大地各个民族就已经盛行日月崇拜。“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礼》） 古人的观念中，日月这两大天体，分别为阴阳的代表。“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礼记·祭义》）日月又都和天有关，是天的子女。所以崇拜日月，都是在崇拜天帝大神的基础上派生。 作为自称“天神裔族”的契丹族人来说，对日月的崇拜比其它民族更具神和秘性和现实性。因为契丹人把日月崇拜和对皇帝皇后的崇拜结合为一体，把对日月的祭祀具体化为祭天祭祖祭各代皇帝皇后。辽代人将日视为人间帝王，顶礼膜拜，太阳与皇帝的出生死亡密切相关。《辽史》记太祖出生时：“初，母梦日堕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在契丹人眼中，即为上天之子。辽代的拜日仪式中，即包含了对契丹祖先、帝王的忠诚与仰慕。 《元史》记辽亡时，有库烈兒，“誓不食金禄，率部落远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则以报，及旦，沐浴拜日而卒。” （《元史·列传第三十七》） 用拜日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辽帝最后的忠诚。《辽史》中亦记道宗时，耶律乙辛“幼慧黠。尝牧羊至日昃，迭剌视之，乙辛熟寝。迭剌触之觉，乙辛怒曰：'何遽惊我！适梦人手执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啖日方半而觉，惜不尽食之。’迭剌自是不令牧羊”（《辽史·卷一百 十·列传第四十·奸臣上》） 则“日”的形象，无疑指的是帝位。乙辛“啖日方半而觉”，隐藏着他日后为篡夺皇位而迫害萧后（食月）、逼杀太子（日半）的阴险行为，和他阴谋终未得逞的谶言。 把日月定为皇帝皇后化身，并纳入国家礼仪和国家宗教的是太祖阿宝机和他的妻子述律后及他们的儿子耶律德光。太祖亲信编造了一系列“太祖母梦日坠怀生太祖，神光属天，异香盈幄”；“三月能行，啐而能言，知未然事。”；“神人翼卫”；“梦受神诲，龙锡金佩，金铃册圣”等等神话，把阿宝机装扮成“天帝之子太阳神”，推上神坛。 皇后述律平也被授以“尝至辽、土二河之会，有女子乘青牛车，仓卒避路，忽不见。未几，童谣曰：'青牛妪，曾避路。’盖谚谓地祗为青牛妪云。”的神话，“白马青牛孕契丹”女祖青牛妪的地祗地位，就用一个“避”字轻松地让给了述律平。 公元907年春正月庚寅，耶律阿宝机和述律平顺理章地登上了天皇帝和地皇后的宝座，同时也被打扮成太阳神与月亮神，双送上萨满教的神坛。为了使社会各阶级人民都知神、懂神、敬神、信神，阿宝机和他的追随者，把当时可以利用的一切宣传教化手段都用来进行造神活动。其中尤以帝国“王信”——钱币，最受阿宝机的青睐与老百姓的欢迎。自“万岁三钱”起，背饰的星月纹，就固定成了天皇帝与地皇后的标记与化身。 阿宝机死后，耶律德光在母亲述律平的支持下登上了天皇帝的宝座。为了把父母开创的造神运动推向顶峰，他在皇都和祖陵先后建设了“日月宫”，“二仪殿”“日月碑”，“九层台”，“日月四时堂”，“太祖庙”等建筑，组成了一个以日月宫为主，旨在祭祖先、拜日月的建筑群体。使祭祖先拜日月的仪式环境，更具庄严肃穆的氛围，更具神秘感。 从大圣皇帝、皇后的“宴寝之所”改称“日月宫”，继而成为实质性的“太祖庙”，以及“二仪殿”“日月碑”“日月四时堂”，等附属建筑配置的流变过程，可以看到契丹人将太祖耶律阿保机不断神化的轨迹。乃至抬到“九层台”这一致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都反应了契丹加速封建进程的需要，也是辽政权在太宗朝不断得以巩固的象征。 自太宗朝把日、月作为太祖、太后祭祀后，祭日月礼仪亦成为祭太祖、太后礼仪，一切与日月、祭祖有关的礼也都融入祭太祖太后礼仪。钱币上日月纹的使用，作为表现天皇帝、地皇后形态象征的特殊标记，亦在太宗朝得到了规范。其规定应主要有：一钱币上的日月纹只反映当代天皇帝地皇后（包括太后、太皇太后）的情况。二日月纹在钱币上的不同位置应反映当时皇帝皇后（包括太后、太皇太后）权位的真实情况。辽代钱币上的日月纹，可以说就是辽代宫廷后宫皇帝家真实情况的一本连环图画，许许多多史籍不载的皇室秘闻大多可从钱币上的日月纹的位置读出。 契丹两种流通行用钱，“通行泉货”和“千秋万岁”；二十二种年号钱，自“神册元通宝”，至“保大元通宝”；两种国号钱，“大丹元国宝”和“大辽元国宝”；所有国号年号钱，自“大辽神册”至“大辽保大”；两种国号祈祝钱，“大丹万年”，“大辽万年”；所有年号祈祝钱，自“神册万年”，“保大万年”均铸有背日月纹钱。不仅汉文钱，契丹文钱都是如此。本文展示的两对契丹文“大丹元国宝”钱，就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契丹文“大丹元宝”合金钱（图3、），合金材质制成，径47﹒97毫米，穿9﹒38毫米，厚4﹒93毫米，重49﹒5克。契丹文“大丹元宝”银钱（图4、），白银材质制成，径47﹒93毫米，穿9﹒55毫米，厚4﹒93毫米，重58﹒2克。合金钱生褐黄色包浆，钱文和穿部根部，生微量紫黑色硬结锈。银钱通体生厚实紫黑色银锈，穿郭字上锈稍薄自然磨损处可见银白钱体。地章上锈层较厚严实润泽。钱文均为四个契丹小字，右旋读汉译为：“大（上）丹（右）元（下）宝（左）”。两钱背穿上均有一月孕星纹，仰月纹巨大，怀抱中的星纹却很小。 这个月孕星纹很特殊，在契丹星月纹钱中绝无仅有。它反映了在二百多年契丹历史中仅有的一段史实，皇帝幼小，太后权力很大却后族单弱。那就是景宗死后，儿子耶律隆绪继位的乾亨四年（982年）九月的真实情况。当时耶律隆绪年仅十二岁，称制掌权的母亲大萧绰（燕燕）也才三十岁。皇后娘家父母双亡，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觊觎皇位的亲王，无亲兄弟，只有一个过继来的堂兄主持后家。这种情况反映在钱币的星月纹上就成了这种月瘦星小的孕星纹。统和元年（983年）六月甲午，国号从“大辽”改回“大契丹”。为庆贺新皇登基，太后获尊号，国号变更，庆祝典礼，特铸了此孕星钱赐予大臣，让他们时刻认识到目前形势的危急，“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激励辅弼大臣忠心辅国。 契丹文“大丹国宝”合金钱（图1、），合金材质制成，径48﹒25毫米，穿10﹒48毫米，厚5﹒92毫米，重48﹒25克。契丹文“大丹国宝”银钱（图2、），白银材质制成，径48﹒15毫米，穿9﹒99毫米，厚5﹒05毫米，重58﹒9克。两钱与“大丹元宝”同坑出土，所以锈色包浆形态相近。钱文亦为四个契丹小字，右旋读汉译为：“大（上）丹（右）国（下）宝（左）”。两钱背穿上均为一巨月穿下均为一巨星纹，仰月纹巨大，穿下的星纹亦很壮大。 这样的可铸上月下星纹钱时期，在辽代曾出现三次，即都是皇太后掌权而儿子皇帝未能脱离母亲的影响的时期。他们是天显元年七月至天显二年十一月（926﹒7--927﹒11年）称制的应天皇太后与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乾亨四年九月至统和二十四年十一月（982﹒9—1006﹒10年）称制的承天皇太后与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太平十一年六月至重熙三年五月（1031﹒6—1034﹒5年）听政的法天皇太后与儿子辽兴宗耶律宗真。三次虽都有可能铸此种上月下星纹，但实际情况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应天太后称制时德光还没登上皇帝宝座，所以应天上月下星钱星应指的是太子耶律倍。若德光成皇帝后太后应不称制，月的大小应有所收敛。故应天后可排除。法天太后听政，儿子支持，但兴宗年仅十五岁，可以铸上月下星钱，但下星不会是壮星。承天太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后，可说功成名就，事业达到了人生顶峰，儿子已三十四岁进入壮年，在母亲的培养下早已学会处理朝政。只有此时的承天母子完全符合上巨月下壮星的情景。加上国号钱一般铸在改国号初期，此两枚国宝钱与元宝钱同坑出土，铸造时间应大体不远。故可推知，此种下巨月下壮星的钱，应是承天太后归政于圣宗时，所铸庆典钱。时间应在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冬十月庚午朔。 从以上两对钱的赏析，可以看到契丹人对日月的崇拜已不只是祈求日月神的保护，而是把日月神（皇帝皇后）所处位置，喜怒哀乐直接摆在百姓面前，让老百姓了解他们，亲近他们，从心里尊崇他的。这样的做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契丹人视皇帝皇后胜过神明，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为百姓带来光明和温暖；只有他们才能驱走恐怖的夜魔。百姓以皇帝皇后铸制的钱币为最具神力的“圣物”，忠君爱国，孝悌睦友的思想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对延续耶律氏的统治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辽代崇拜日月的习俗，反映了辽代统治者希望把他们建立的政权纳入中华正统文化的框架之中的观念。他们把原始崇拜日月的风俗大胆地加以改造，把儒家的道德观天命观，道家五行阴阳八封思想，佛教的轮回业报修来世等，和民俗杂糅混合成一体，既表现了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又表现出对本民族的体认。新的契丹的崇拜日月文化风俗沟通了人与神祇的联系，表现出人们的渴望与希冀，安慰着下民需要抚慰的心灵，寄托了对祖先的崇敬与怀念。它以广泛的民俗形式存在，反映的却是一个民族自古而来的深刻的文化传统。辽的崇拜日月由宗教文化、民间文化向制度文化转变过程，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因为它是中华文化重要而缺乏研究的一部分。 裴元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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